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看重东道国的营商环境吗——基于环境不确定性及交易成本减低的视角

本文从环境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降低的视角,采用2009-2018年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交易的微观数据实证考察了异质性企业海外并购对东道国营商环境的偏好程度及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2009-2018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对东道国营商环境表现出一定的偏好,且偏好程度呈现出动态上升的特征;从企业异质性来看,生产率高、资产负债率低的企...     

企业异质性、地区发展战略与资源错配——来自中国工业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

资源错配的成因主要源自不同维度的企业异质性和地区发展战略的扭曲。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利用C-D确定性前沿参数模型测算微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用OP协方差法对各地区资源错配程度进行测度,进而从微观企业异质性和地区发展战略两个层面分析我国资源错配的成因,结果表明：企业TFP异质性主要与其市场结构（垄断及规模经济）、所处地区（城市和省份）以及所有制等维度的差异有关;地方政府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加剧了资源错配程度,造成各地区15.0%~52.7%的资源配置效率损失、12.8%~45.1%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以及2.4%~8.5%的产出损失。未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应注重内部竞争优化,同时要发挥政府因势利导的职能。     

房地产价格与家庭支出的关系研究——基于CHFS调查数据

从微观视角出发,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数据,作者实证分析了房地产价格上涨对居民家庭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房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具有层次性和异质性,房价上涨带动家庭消费性支出、转移性支出的增加,表现为财富效应,而对家庭经营性支出的影响不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政府制定宏观调控政策,促进房价合理回归。     

房地产价格与家庭支出的关系研究--基于CHFS调查数据

从微观视角出发,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数据,作者实证分析了房地产价格上涨对居民家庭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房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具有层次性和异质性,房价上涨带动家庭消费性支出、转移性支出的增加,表现为财富效应,而对家庭经营性支出的影响不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政府制定宏观调控政策,促进房价合理回归。     

数字经济时代的互联网普及与中国家庭消费——基于CFPS2010—2018数据的实证研究

数字化时代的互联网技术革新显著推动了居民家庭消费行为的变化。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跨期双重差分法考察了互联网普及对中国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1）互联网普及显著促进了中国家庭的消费,这一正向效应在更换关键指标测算、运用断点回归方法、替换估计样本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保持稳健可靠。（2）互联网普及对中国家庭消费的影响因家庭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而呈现出异质性特征。其中,互联网普及的消费促进效应更多地作用于中、高收入家庭,互联网普及对耐用品消费和高端服务消费的影响程度更大。（3）互联网普及主要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和减少信息不对称两个渠道促进中国家庭消费。上述主要结论对当前缓解消费不足、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升级提供了有益借鉴。     

知识产权保护视角下中国制造业OFDI创新驱动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03—2018年中国制造业27个细分行业的数据,从知识产权保护视角出发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和门槛模型,运用SYS-GMM和门槛回归实证研究了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创新驱动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OFDI对原创型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驱动效应,而对模仿型创新能力具有抑制效果;中国制造业OFDI对原创型及模仿型创新的影响具有行业异质性和东道国异质性;中国制造业OFDI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双重门槛效应,制造业OFDI区位选择显著影响了制造业OFDI创新驱动门槛效应的发挥。     

数字乡村建设的创业效应研究

在农村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繁荣乡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与促进农村发展提供了动力，而数字乡村建设为农户创业提供了新动能。本文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在考虑和修正样本选择性偏差的基础上，采用内生转换概率模型（ESP）实证检验数字乡村建设的创业效应、异质性及其作用机制。“反事实框架”下的分析发现，数字终端具有显著的创业效应，使用数字终端农户的平均处理效应（ATT）为16%，在重新定义因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后，回归结果依然稳健；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终端可以通过提高数字金融可得性与缓解信息约束的渠道助力农户创业；代际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终端对中青年农户创业的促进作用更大。因此，弥合乡村“数字鸿沟”是优化农村创业环境，释放农户创业潜力的重要抓手。     

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贸易中介作用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出口产品的经验分析

由于受到出口成本的约束,一些中小企业和低效率企业会选择通过贸易中介间接出口产品。世界各国的贸易便利化有效降低了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促使一些间接出口的企业转向直接出口,贸易中介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然而,现有文献较少从贸易中介角度对贸易便利化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尤其缺乏其异质性的经验分析。本文认为,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改革会降低国外企业对其出口产品的门槛,弱化贸易中介在出口贸易中的作用,使出口国间接出口产品的比重降低;由于制度变迁的经济效应通常呈现递减趋势,对于间接出口占比较高（贸易相对不便利）的目的地和出口产品,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更为显著。利用《全球竞争力报告》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等,以2007—2015年中国对近150个目的地出口的约4700种产品为样本的分析表明,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显著降低了中国对其产品出口额（量）中间接出口的占比,导致中国产品出口贸易中介作用下降。进一步设置若干目的地类型和出口产品种类的虚拟变量,通过调节效应模型检验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影响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异质性,结果表明,相对来讲,贸易不便利、收入水平较低、发展水平较低、未与中国签订FTA、不属于“一带一路”地区的样本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对中国产品间接出口额（量）占比的负面影响更大,必需品、低技术复杂度产品、特别贸易关注产品的间接出口额（量）占比在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时下降的幅度更为明显。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一是探究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及其目的地异质性和出口产品异质性,拓展关于贸易便利化经济效应的研究视角;二是以中国的出口产品为研究样本,为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贸易中介作用的影响及其异质性提供经验证据,有助于深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认识。本文的研究揭示了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及其在目的地类型和出口产品种类上的异质性表现,可以为新发展阶段贸易中介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路径指引和策略启示,进而促进贸易中介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名义税率调整与实际税负变化

以上市公司实际税负的年度差异为基准,从微观层面就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效果展开检验。研究结论表明：（1）2008年上市公司整体税负水平显著下降,其中名义税率下降的上市公司实际税率下降幅度较大,名义税率不变和名义税率上升的上市公司实际税率无明显变化;（2）新税法实施的政策效应在2008年释放完毕,2009年上市公司实际税负没有出现税收政策带来的持续性变化;（3）2008年所得税改革中名义税率上升10%的上市公司2009年实际税负较2007年明显上升。以上结论表明新企业所得税法带来的税收优惠是有效率的,而且新税法的实施实现了上市公司实际税负的平稳过渡。     

企业内部治理、外部优势与企业出口竞争力——基于异质性理论的微观数据考察

本文基于异质性理论,提出了企业出口竞争的内外部优势来源,利用微观层面的企业样本通过OLS和Tobit给出样本期（2004～2009）出口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因素估计;研究发现除了生产率（TFP）,以债务率和运营成本体现的企业治理绩效成为影响企业出口能力的显著因素;传统的区位优势和新型的服务性要素（金融中介）优势共同成为出口企业比较优势的来源,出口企业对税收政策较为敏感。     

性别观念与家庭能源堆叠消费——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

利用中国家庭能源微观调查（2014）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2018）的三期数据，采用计量模型考察性别观念对家庭能源堆叠消费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性别观念现代化转移可以显著促进家庭能源堆叠消费向上移动，即实现家庭生活用能清洁转型；性别观念现代化转移会通过提高女性社会参与、增加女性人力资本和强化女性优生优育意识三条途径促进能源堆叠消费上移；性别观念对家庭能源堆叠消费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和夫妻年龄异质性。     

习惯形成、信息鸿沟与异质福利——基于中国地区层面居民信息消费数据的数值模拟分析

本文尝试将消费习惯引入信息消费增速提升的福利效应模型,并以此模型为基础,运用1992~2012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信息消费数据,测算了信息消费增速提升给中国不同区域城镇居民带来的差异福利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内部习惯特征对中国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的福利效应具有显著影响。引入习惯特征后,信息消费增速提升1%相当于在其未来无限生命期界内每年补贴0.27%~26.05%信息消费产品或服务;第二,无论是同质性偏好还是异质性偏好假设,四大板块中的东北和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的福利效应均高于东部地区,区域间信息鸿沟转化为福利差异。因此,在稳步推进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同时,应当加大对中西部地区信息基础设施政策支持力度。     

货币政策、所有制差异与商业信用再配置——兼论新常态背景下供给侧治理的微观路径

以2007年～ 2013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企业商业信用再配置行为在新常态下的存在性、异质性及其演变逻辑,并以所有制差异为视角,揭示了货币政策对再配置行为的异质性影响.实证发现:与经济高速增长期不同,新常态下,国有企业呈现出比民营企业更强的再配置意愿,国企更大程度上推动了资本要素在微观主体之间的结构性再平衡;宽松货币政策对国有企业再配置意愿的强化效应高于民企,鉴于国有企业的融资比较优势,上述异质性提升效应意味着全社会资金再分配成本有所降低、资本要素在微观主体之间再平衡的效率有所提升.本文为理解新常态下的企业财务行为决策及其政策协调性、理解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企业通过财务决策来优化要素配置效率的能动性及其政策联动性提供了研究视角和分析逻辑,也为分析货币政策对供给侧微观治理的影响及优化政策评价机制提供了实证参考.     

地方政府债务如何影响实体企业信贷融资——基于异质性视角的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分析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通过线性和非线性双重视角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如何影响实体企业信贷融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张对实体企业信贷融资形成挤出效应,且挤出效应具有企业规模异质性和所有制异质性。线性影响检验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对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挤出效应大于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加入二次项和面板门槛模型的非线性影响检验结果再次验证了上述结论,其中与大型企业信贷融资的挤出效应具有门槛效应不同,对中小企业信贷融资为线性挤出,无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大小均产生挤出效应。     

个人所得税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

基于2018年个人所得税改革,本文利用2016年-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借助差分方程组研究个人所得税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个人所得税改革显著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员工薪酬、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31.52%、38.85%和14.86%;异质性分析发现,个人所得税改革对国有企业、中部与西部地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本文结论从企业微观视角评估了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经济效应,为企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政府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提供理论参考和启示。     

中国相对价格水平变动的B-S效应机理分析

供给是导致通货膨胀的因素之一。对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经济体,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B-S效应）是从供给角度解释其相对价格上涨的基础理论。针对中国新一轮物价上涨趋势,首先从理论上探讨了B-S效应对中国的适用性,并以1982年—2009年期间中美两国相关数据为样本,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B-S效应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中国B-S效应成立。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提升——基于“五通”机制的分析

新发展格局下,“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推动力。本文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准自然实验,匹配多个数据库收集了192个国家2009～2021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该结果通过了多重稳健性检验。在影响机制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提升效应主要通过政策沟通、资金融通、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机制促进,且其对总效应贡献率分别达到55.435%、24.793%、8.664%和7.452%,民心相通机制暂未发挥应有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就区域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效应更明显地表现为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政治稳定安全的国家;就产品而言,相较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提升效果更明显。     

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的福利效应——基于风险分担的视角

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增进居民福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本文基于传统行为经济学和贫困心理陷阱理论,以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的风险分担属性为切入点,使用2012年到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微观数据和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双重差分（DID）模型、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模型等研究方法,揭示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福利效应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政府公共转移支付可以放宽经济约束,增加居民消费支出,提高个体的物质福利,也可以通过提高个体生活满意度、对未来信心和社会地位认同感增进主观福利。进一步探究发现,政府公共转移支付能够帮助居民分担健康、收入风险,增进个体福利。从分样本的异质性检验结果来看,政府公共转移支付对男性、低教育程度、中青年、农村及中西部群体的福利效应更大。因此,致力于乡村振兴、增进民生福祉和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应重视公共转移支付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美国对华反倾销会促进中国非倾销出口产品的质量提升吗？——反倾销的出口产品质量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反倾销会促使受影响企业增加对反倾销发起国的非倾销产品的出口（贸易偏转效应）,导致非倾销产品在反倾销发起国市场的竞争加剧（竞争促进效应）,进而倒逼企业提高非倾销出口产品的质量（出口产品质量溢出效应）。采用2000—2013年企业—产品层面的微观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美国对华反倾销对中国受影响企业非倾销产品出口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美国对华反倾销显著提高了中国受影响企业非倾销出口产品的质量,具有明显的出口产品质量溢出效应;贸易偏转效应引致竞争促进效应是该质量溢出效应的重要作用机制,因而,对于美国对中国进口依赖度较高、出口目的地较多、企业内等级较高以及国有企业的非倾销产品,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较小;此外,美国对华反倾销在促使受影响的中国企业提高非倾销出口产品质量的同时（产品内效应）,也会促使低质量的产品退出出口市场（退出效应）,进而提升出口产品的总体质量。中国应采取更加中性的对外贸易政策,实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工程,充分利用国外对华反倾销的倒逼效应促进出口企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中国制造业的出口增长边际与贸易条件——基于中国1996—2009年微观贸易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6位数级微观贸易数据,测度了1996-2009年中国制造行业的出口增长"二元边际"与三组"精确贸易条件",从产品种类变化的视角考察了中国制造业出口增长的微观结构,更精确地反映真实贸易条件。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了中国制造业出口增长二元边际对精确贸易条件的影响。结果表明:(1)广度边际对贸易条件改善有积极作用,深度边际则反之。(2)广度边际对"低出口替代弹性"产品的贸易条件改善效应最大,对"高出口替代弹性"产品的贸易条件改善效应最小。(3)在中高技术行业,广度边际对贸易条件改善的正面影响大于中低技术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