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与中国诗学传统(上)

李商隐是唐代诗坛上影响深远也颇具争议的人物,对李诗的解读与评价历来为学人所关注.本文将李商隐及其诗作置于中国诗学传统的广阔背景进行考察,指出:李商隐的诗歌创作分别继承了“诗言志”和“诗缘情”的两大传统,把诗可以怨发展为诗可以感伤,将美刺比兴发展为比兴兼融.以比兴兼融的艺术来抒写感伤的心境是李商隐诗歌创作的主要特色,也是其诗作独具魅力和在诗歌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原因所在.     

朱光潜:艺术与自然关系之美学思想再探

美之自然感是艺术创作的终极追寻,它代表着具有生命力的一种浑然天成的美感。艺术与自然当为相和谐的关系,在艺术美的建构过程中,艺术形象的创造、艺术情感的表达与艺术境界的创构,都体现着“情”与“景”的交融、“物”与“我”的统一,最终呈现出自在自为的天然之感。立足于艺术与自然的关系,对朱光潜美学思想进行再探,意图剖析艺术审美与创作中的自然性成分,找寻艺术之自然性,才能不断追求审美的最高理想。     

文化哲学沉思：中国近代科技落伍的根源

本从化哲学的理论视角，将经济化根源、思想化根源结合起来，运用唯物辩证法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进行全面分析和考察，认为：以“政治伦理”为中心的中国传统化模式和“科学伦理化”、“技术实用化”的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结构的负值效应，使中国古代未能产生抽象的公理化理论体系，更缺乏服务于理论建构的系统的受控实验，因而始终无法形成理论与实践之间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机制，是导致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伍的根本原因。     

诗者，政之花——郑玄“诗歌通政论”

郑玄认为诗歌与政治紧密相通。政有盛衰,诗有“关”、“刺”;政权影响力有大、有小,诗则有“风”、有“雅”。在他眼里,政治是诗之“源”、诗之“本”、诗之“母”,诗与政异体相通。     

从中西建筑史比较看中国传统建筑的技术观

由于受到注重与自然相和谐的传统哲学理论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建筑的创作思想与西方相比并不强调理性化与科学化.这一方面导致中国传统建筑发展缓慢;另一方面也使其在与自然相和谐、与生态环境相统一上具有优越性.     

张以宁论诗论文之道探析

张以宁论诗打上元代“宗唐抑宋”诗学取向的鲜明烙印,严羽诗论与朱子理学对其影响十分深刻.他主张诗“发之情性之真”,又认为诗具有音乐性,诗与画的关系密切,诗主情,也要有一定的“理”,客观上,从诗与人的心灵、诗与音乐、诗与画、诗与问学的关系等方面阐释了诗的本质问题.关于诗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他认为诗与“世”、诗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密切.诗的创作在于根本,“根本盛且大”,关键在于复古,“先古其性情,非徒古其词”,具体而言,就是诗宗盛唐,学李、杜为主,也兼学各家,不能生搬硬套,而应融汇众家,自成一家.张以宁的诗美追求可概括为:古、正、醇、厚、雅、趣、悟.张以宁论文,与论诗一样,标举“复古”.复古是其论文的出发点,其落脚点乃在于提振积弱的元代散文品格.其论文要点可归结为:复古、宗经、明道、师韩、重文、修养.     

论中国传统社会伦理的法律化

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律的伦理化,另一个是隐藏在法律伦理化过程中的伦理的法律化,由于法律和道德在起源上相同,且调控范围交叉,社会功能互补,这使得伦理的法律化过程常常被法律的伦理化所遮蔽,然而伦理的法律化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表现,究其实质,是统治者通过将伦理规范扩大化为法律的方式,来达到最大控制人的思想和行为的目的,即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阳儒阴法”,从这一角度理解,伦理的法律化反映的是社会意识形态对主体权利的进一步制约,强化了中国法律文化专制性的一面。     

论中国传统社会伦理的法律化

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法律的伦理化 ,另一个是隐藏在法律伦理化过程中的伦理的法律化。由于法律和道德在起源上相同 ,且调控范围交叉 ,社会功能互补 ,这使得伦理的法律化过程常常被法律的伦理化所遮蔽。然而伦理的法律化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表现 ,究其实质 ,是统治者通过将伦理规范扩大化为法律的方式 ,来达到最大化控制人的思想和行为的目的 ,即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阳儒阴法”。从这一角度理解 ,伦理的法律化反映的是社会意识形态对主体权利的进一步制约 ,强化了中国法律文化专制性的一面。     

试论盛唐山水田园诗的心物感应形式

山水文学创作常常遇到诗体与神思、物形与神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因而，解决“心”“物”之间的矛盾是山水文学创作的核心问题，解决的办法是心随物以婉转，物亦与心而徘徊。盛唐诗人在山水田园诗创作中自觉运用感应、，心化、顺应和物化等形式解决“心”与“物”之间的矛盾。     

儒家“仁爱”思想对当前学校德育的启示

“仁爱”思想是儒家道德思想的核心。“仁爱”思想将“仁”作为正确处理人伦关系的主要手段和最高道德原则，倡导“仁”与“礼”的内外统一，强调“忠恕之道”的践履。这些思想对当前的学校德育无疑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在施教过程中，要贯穿“爱”以明规范，明规范以张扬爱，教育学生践“忠恕”以修身。     

行业类院校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基于石油精神视域

石油精神是新中国石油工业战线的传家宝,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内核包含“爱国、创业、求实、奉献”“苦干实干”“三老四严”等要素,对于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成、践行和发展有着重要推动作用。行业类院校在以石油精神教育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培育方面有着先天优势,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具体工作：一是以知促情,加强石油行业发展史、石油精神发展史教育,培养学生爱国之情;二是以情育志,强化为祖国加油、为民族争气理想认同,砥砺学生强国之志;三是以志导行,提升干事创业修为、养成苦干实干品德,践行学生报国之行。     

论蔡元培的"教育救国"思想与政治主张

蔡元培“教育救国”的思想与实践体现了他对学术权力独立的执着追求,是学术对政治的穿越与超脱的尝试,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但是他过分地强调阶级调和、反对暴力革命,其充满中庸与调和色彩的政治立场未能有效地解决教育之梦与社会政治之间的矛盾。     

思想政治工作的情理“适度”艺术

大凡思想政治工作,都讲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这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但怎样“动情”、“晓理”,使“情”和“理”能高度协调统一,这就要涉及到情理适度的问题。     

雄文三百轴 字字楚骚心——论王船山诗作中的悲思情怀

身为第一流学者的王船山先生，不但在哲学上较多建树，在诗歌等文学创作上亦有独到之处。在船山诗学中，主张“以追光跃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情怀”。“情”的抒写是诗的特殊审美本质，从船山的近两千首诗词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创作实践与理论主张基本是一致的，都致力于“情”的铸造，流露出作为诗人的王船山悱恻缠绵，耿耿孤忠，苑结不能自已之情。     

论唐代作家的叙事诗文体意识

唐代以前,诗人们对叙事诗这一体的思考与关注是不够的,或说还是不自觉的。杜甫是唐代比较自觉关注和思考叙事诗体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创作实践中体现了“以诗言史”和“以诗立传”的叙事诗体意识;韩愈对于诗歌的叙事功能也有自己独到的思考和认识,那就是“以诗叙事”。自居易在论及自己的创作时,频频提到“以诗言事”,说明了他对叙事诗之叙事性的深刻认识所在。他们对叙事诗体的思考和关注,都是叙事的体意识。     

《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对古代艺术理论体系化研究的尝试

彭吉象先生《中国传统艺术精神》主要涉及的问题是中国传统艺术的本体论、作品论、创作论;其提问方式以中西对比,具象升华为主;其整合方式则以历史和逻辑相统一,以“道”贯通所有问题为主.     

叶燮《原诗》的审美对象化探究

叶燮认为客观的理事情,那只是一种客体事物的外部构成,只有与特定的审美创作主体发生一定的审美关系时,即审美主体对这种生活对象有了自己的审美感受、审美体验时,生活对象便成为了审美主体的对象化的存在。他以“幽渺以为理,惝恍以为情,想象以为事”来论证了美如何变成为审美,客观的理事情如何进入主体的审美范畴,使其成为审美主体的对象化。     

李金发与台湾现代诗

李金发是象征派诗歌的先驱和代表人物，他不仅开启了大陆现代主义诗歌的先河，也推动了台湾50－70年代现代诗歌的创作和发展。由于海峡两岸种种异化背景的暗合对接，台湾诗人对李金发诗中的虚无思想、悲观情绪以及丑恶意象产生了共鸣；再加上台湾诗人覃子豪与苏雪林关于诗质“颓废”还是“丰盈”的论争，促使台湾现代诗走向成熟。所以台湾现代诗无论从创作理念，还是从诗歌情绪、审美意味及语言策略都可以看出其与李金发的渊源关系。     

诗思二题

笔者征引名家的创作理论并结合自身的创作实践,对传统诗词写作的两种特殊方法作了精微独到的阐释:一是创作主体如何于灵感忽来之际率先吟出妙手偶得之句,然后再在整体运思的基础上由点到面地加以拓展,以期最终吟就一首完美的诗章;二是创作主体如何在仿效前人写法的基础上加以变化,推陈出新,以打造出蕴涵新意境之美的全新的诗章。这两种传统诗词的写作手法,对当代中华诗词界如何“实施精品战略,提高创作质量”颇具借鉴或指导意义。     

略论江泽民思想教育的特色

江泽民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具体体现为: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与世情国情党情相结合,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协调,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性;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相渗透,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性;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生活相一致,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与实效性相统一,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持续性.学习和研究江泽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思想,探索其时代特色,对于当前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