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生态管理机构考述

历代统治者的政策对生态环境变迁有着重大的影响，统治者一方面为满足自己的私欲，对生态资源巧取豪夺，另一方面他们的某些政策又对生态环境的变迁产生着一定的积极作用，生态管理机构的设置正体现了这一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生态文明体制变迁的内在逻辑与实践启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断探索实践生态文明建设。随着人民环境偏好的增强,中国的生态文明体制不断变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态环境需要。通过对中国环境管理机构、环境保护政策变迁历程的梳理,可以探析其变迁的内在逻辑和动力机制。中国的生态文明体制变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适应人民群众环境偏好变化为逻辑起点,并不断通过体制改革来提高环境治理效率和改善环境治理效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生态文明体制的变迁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在未来建设美丽中国过程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满足人民环境偏好变化、完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为增强环境治理的效果和效率提供保障、以综合治理的思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治理体系。     

生态补偿研究

生态补偿已经不是一个新名词,在我国已经有相关的政策的规定,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已成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核心。本文从国内外生态补偿理论、生态补偿的价值研究、我国实施生态补偿的相关政策综述论述了生态补偿的基本理论和实践。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改善生态环境了吗?——基于PSM的结果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实现"美丽中国"采取的重要举措。文章采用倾向值匹配法（PSM）实证检验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生态效果、效果的动态变化以及转移支付标准高低异质性对生态效果的影响。基于广东省是实施该政策较早、又具有投入资金多等特点,因此选取广东省2011-2017年县级层面统计数据为样本,以生态环境状况指数作为生态效果的衡量指标进行效果分析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生态转移支付政策的实施有效地改善了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在县市的生态环境,该类地区生态环境状况指数平均提高约3.42个单位,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提高4.5%。另外随着生态转移支付拨付年份的增加,该项政策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效果呈现增大的趋势,但在2017年前未达到显著性水平。进一步的政策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转移支付标准会影响政策的生态效果。因此建议我国长期实施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适当加大转移支付拨付力度,提高生态补偿标准,加快建设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发展生态绿色经济,以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文章采用倾向值匹配法（PSM）验证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改善生态环境的效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异质性分析,丰富了生态补偿的实证研究成果,为进一步发挥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维护生态安全的作用、完善我国生态补偿体系提供参考依据。     

工业化进程与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

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中 ,生态环境恶化占重要地位。工业化进程中 ,人的经济活动对西北地区生态破坏方面的影响极为突出 ;以史为鉴 ,走生态优化型的西部大开发之路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以此为主线 ,详细分析了农业经济向“二元”经济转变过程中的生态环境变迁 ,从生态发展的角度反观工业化进程 ,为西部大开发的深入研究新的视角 ,发展“绿色工业”     

浅论生态补偿对退耕还林的影响

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对我国生态环境的恢复起到很大促进作用，本文就生态补偿含义、退耕还林政策实施过程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生态补偿的解决办法。     

生态补偿概念界定中需澄清的问题

生态补偿是环境保护及政策研究的热点,但目前对生态补偿概念的界定不准确,影响实践的深入。文章认为,生态补偿是对社会主体而不是自然主体的补偿;生态环境建设工程的公共财政支出是否属于生态补偿要以是否包含对因环境问题而利益受损者补偿为标准;环境税费可能成为生态补偿的资金来源但其制度本身却并不属于生态补偿;生态补偿与生态补偿机制有本质的区别,生态补偿是个较为抽象的概念,生态补偿机制是生态补偿政策的实践操作设计。     

生态文明视角下的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策略研究——以深圳市为例

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深圳市自2005年率先在国内划定基本生态控制线以来,对生态用地管理的探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本文从深圳市十年来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政策变迁出发,结合十年来生态线内土地利用、建筑物等变化情况,提出完善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的对策建议,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经验借鉴。     

三江源区生态移民推拉力机制与移民规模分析

本文论述了三江源区生态环境恶化危及黄河、长江、澜沧江中下游的生态安全,生态移民是三江源区重建生态环境的必然选择。并运用推拉力原理对迁出地与迁入地的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及小城镇建设、草原承包制度和政策保障与移民规模的推拉力机制分析,认为三江源区的生态移民应适度控制在50000人以内。防止移民规模过大而带来的择业难,移民生活水平下降等社会问题。     

环境生态监测在当今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

在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生态环境受到社会以及人们的关注,在国家基本政策的持续推广中,坚持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从根本上提高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众所周知,环境生态坚持作为生态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对环境的保护起到重要的作用,并且其中所蕴含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通过对环境生态监测的内容与方法进行探究,根据其特点为生态监测提出相应的建议,从而为环境生态监测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塔里木河流域可持续发展中的关键生态因子——生态-环境人类学认识

塔里木河流域是南疆乃至整个新疆的绿洲生态屏障。水资源是维持塔河流域社会、经济和生态协调发展的关键生态因子。近几十年来,伴随塔河沿岸人口的增长及农业的开发,沿岸生态环境发生恶变,其主要原因是维持原有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地方文化及水土利用方式发生了变迁。     

一部沟通广西历史与现实的区域生态史力作——评《清代广西生态变迁研究》

在当今时代，人地关系已成为人类重新审视自身可持续发展必须处理好的一对关系，青年学者郑维宽所著的《清代广西生态变迁研究——基于人地关系演进的视角》一书，系统地对清代广西生态环境变迁的时空过程进行了梳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生态补偿机制中的企业责任研究

本文研究了企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主体地位和企业承担的环境责任,通过对生态补偿的涵义和政策范围进行分析,明确了生态补偿与排污收费、资源费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提出了完善企业履行生态补偿责任的政策框架、搭建企业履行生态补偿责任的职能体系、创新企业履行生态补偿责任执行形式的建议,为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中国牧区生态移民实践、问题与政策导向

生态移民是中国为改善生态环境、消除区域性贫困而采取的一项政策行动。牧区生态移民是由政府主导的"非自愿性生态移民",其主要目标是为保护某个区域特殊生态或让某个区域生态得以修复,并减少牧民贫困。牧区生态移民并非简单人口流动,也非生态环境和经济行为问题,其包含着传统游牧社会向城镇定居的社会机体演化的浓缩过程,涉及社会和文化传承问题。因此,需审慎做好牧区生态移民各项工作及政策导向,降低其经济、社会和生态风险。     

圧力倒逼 探索绿色矿山的中国路线图

近年来，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作为探索环保新路的具体行动之一，引起了广泛关注，也受到国家高层的重视。变化首先是在政策层面，相关部门加强了对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专项执法检查，制定了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政策。随后，在操作层面，相关企业加强了生态环保意识，通过多方合作，在实际矿山开采过程中把生态破坏程度降至最低。     

生态税与低碳经济发展

低碳经济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必然选择。文章从当前生态环境面临市场和政府干预失灵难题的基础上,分析了发展生态税对发展低碳经济的意义,进而提出建立和完善生态税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推进生态建设的制度保障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途径,也是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方面。近年来,在生态补偿方面,已经初步形成一些制度和政策安排,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是,生态补偿还存在许多方面的问题,影响了我国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对此,我们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稳定的资金渠道,真正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投入的制度化、规范化和市场化。     

塔里木河流域可持续发展中的关键生态因子——生态—环境人类学认识

塔里木河流域是南疆乃至整个新疆的绿洲生态屏障。水资源是维持塔河流域社会、经济和生态协调发展的关键生态因子。近几十年来，伴随塔河沿岸人口的增长及农业的开发，沿岸生态环境发生恶变，其主要原因是维持原有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地方文化及水土利用方式发生了变迁。     

优化农村资金互助社金融生态的对策

金融生态是金融组织与外部生存环境及内部自身相互联系、作用以实现一定功能的动态平衡系统。本文通过对黑龙江省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调查,发现当前农村资金互助社在金融生态主体、金融生态环境以及金融生态调节方面分别存在着不同问题,包括盈利水平偏低、人才素质不高、融资能力较弱、法律不完善、社会公信度不高、政策扶持力度不够、外部监管缺失、内部约束不力等,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对农村资金互助社健全金融生态主体、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和完善金融生态调节机制的具体对策。     

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和资源开发历史进程的理性考察

西北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 ,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的演变及资源开发历史 ,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一面古镜 ,其成败得失值得从生态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重新认识 ,西北农耕文化由盛到衰的内在原因直接与生态环境变迁及经济活动的方式有关 ,应引起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