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中国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

本文利用1998～2003年省际层面的相关数据,对外资在中国创新能力方面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初步分析。经验结果表明,外资对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有显著的正面溢出效应,但这种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一些小型的创新项目上,如外观设计专利。对东、中、西部地区的进一步分析表明,中国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未跨越促使外资产生显著正面溢出效应的发展门槛。总体而言,外资在东部地区产生的溢出效应相对较强。     

FDI技术溢出效应中“人力资本门槛”的实证研究——来自长江三角洲16个城市的证据

区域如何扩大FDI所带来的技术扩散效应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考虑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初步建立了适合中国实际的计量模型,利用1990-2005年长三角地区16个城市的市级面板数据来分析FDI在长三角地区是否存在技术溢出效应及其传导途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FDI技术溢出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影响有显著的正效应,并且这种正效应具有鲜明的人力资本特征,即外商直接投资在长三角地区是通过与当地的人力资本结合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作用.因而,提高区域的人力资本供应数量不仅能够扩大技术扩散效应,而且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     

FDI对我国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地区差异及动态特征

本文检验了FDI对我国国内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FDI对我国国内投资的影响整体上为中性。分地区来看,FDI对我国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国内投资不存在显著的挤入挤出效应,但对西部地区的国内投资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此外,无论是在全国还是在东、中、西地区、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均呈现下降趋势,这表明在和外资企业的竞争中国内企业的竞争力相对逐渐增强。     

国外FDI行业间溢出效应实证研究综述

外国直接投资(FDI)行业间溢出效应是较行业内溢出效应更具现实意义的研究领域。本文对近几年国外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与分析。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对发展中国家与转型经济国家的微观面板研究之所以未能发现FDI生产率正溢出效应的依据,主要原因之一是忽视了前向与后向关联效应。目前的实证结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此外,通过分析这些国外最新文献的研究设计特色,能对今后国内学者开展此项研究有所助益。     

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地区差异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的分析方法,对外资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初步分析,实证结果证明了外资正面溢出效应的存在。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分析表明,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未跨越促使外资产生正面溢出效应的发展门槛。依据实证结果,笔者从三个地区的实际出发,分别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人力资本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非线性门槛回归技术

本文使用中国30个省份2003-2008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不同人力资本水平下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说明: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的人力资本双门槛效应。只有在人力资本跨越了10.5038这一门槛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才显著存在,未跨越这一门槛值的省份,人力资本对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有负面影响;而人力资本跨越50.4804的少数省份,对外直接投资渠道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面影响略低。     

FDI、人力资本门槛与就业——基于门槛效应的检验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FDI影响劳动力就业的传导机制,并利用2002~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人力资本为门槛变量构建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FDI对我国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FDI对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人力资本较低阶段,FDI会拉动低技能劳动力就业而抑制高技能劳动力就业;在中等人力资本阶段,FDI对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无显著影响,对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则有负影响;在高人力资本阶段,FDI会显著拉动高技能劳动力就业并抑制低技能劳动力就业。     

国外FDI行业间溢出效应实证研究综述北大核心CSSCISSCI

外国直接投资(FDI)行业间溢出效应是较行业内溢出效应更具现实意义的研究领域。本文对近几年国外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与分析。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对发展中国家与转型经济国家的微观面板研究之所以未能发现FDI生产率正溢出效应的依据,主要原因之一是忽视了前向与后向关联效应。目前的实证结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此外,通过分析这些国外最新文献的研究设计特色,能对今后国内学者开展此项研究有所助益。     

FDI对安徽省工业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工业经济的增长具有明显的外溢效应,本文对安徽省FDI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并针对研究中所反映出的一些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及建议     

我国金融发展门槛效应区域差异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汉森的门槛回归思想,构建我国四大区域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的门槛回归模型,通过Bootstrap方法检验四大区域的门槛值,发现四大区域的都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其中东北地区的门槛值最高,并对其原因进行初步的探讨。     

金融发展、FDI溢出与区域创新绩效

基于2001-2017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XTSCC模型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FDI溢出及其交互项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和FDI溢出均显著促进了中国创新绩效的提高,且金融发展水平强化了FDI溢出对创新绩效的促进效应.分区域来看,金融发展均显著促进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创新绩效,而FDI技术溢出虽然显著提升了中西部地区的创新绩效,但是对东部的促进效应并不显著,并且当地区金融中介深化水平不足时,FDI溢出难以起到提升区域创新绩效的作用.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发现,当金融中介深化程度低于0.6713时,FDI溢出对创新绩效有不显著的抑制效应;而当金融发展水平超过0.6713时,FDI溢出对创新绩效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金融发展有助于增强FDI溢出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     

FDI促进中国各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门限效应研究

本文以市场化程度作为主要制度因素,分析了制度在FDI影响中国各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所发挥的调节作用。本文用1999~2009年全国30个省(市)的市场化指数作为门限变量,以第三产业占GDP之比作为产业结构优化的代理变量,实证检验了外资进入程度对各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门限效应。结果显示,外资进入程度对中国各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市场化门限效应,市场化程度越高,外资进入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越具有促进作用。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区域比较

本文通过收集2000-2006年中国29个省市有关技术创新和FDI的面板数据,比较FDI在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技术外溢效应大小,并就区域溢出效应不同作了理论分析.最后,针对不同区域的FDI技术溢出问题,提出有效提高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政策建议.     

本土创新能力、FDI技术外溢与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经被广泛认可，但国内众多有关FDI技术外溢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普遍忽视本土创新能力这一重要因素，因此，FDI技术外溢的作用在这些研究中可能被高估了。本文通过1987-2003年中国27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分析了本土创新能力与FDI技术外溢两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出结论：本土的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在控制本土的技术创新能力之后，FDI本身产生的外溢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FDI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创新能力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比东部地区更强；本土创新能力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     

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区域异质性与动态门限效应

本文利用2003~2011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我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吸收能力,并从人力资本、市场化指数、研发资本存量、经济规模和研发强度5个指标出发,研究了其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及其吸收能力的门限效应,并具体测算出这5个指标的门限值。研究结果表明,我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显著并表现出动态特征;逆向技术溢出吸收能力较强,但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在相关指标越过门限之后,两者均得到显著改善。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外溢效应研究：基于垂直联系的视角

利用世界银行对中国的企业调研数据,本文从垂直联系视角考察了FDI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外溢效应。分析的结果表明,垂直联系有利于企业创新与技术溢出。并且,与水平溢出相比,垂直联系渠道发生的溢出更为显著。对垂直联系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拥有外方合作伙伴、位于工业园或出口加工区、加入商业协会、企业拥有较高的国内市场份额、国内市场进口产品份额较高、受国外教育经理的人数比例越高,这些因素均有利于企业垂直联系的建立。然而,企业的出口倾向对前后向联系的作用相反。     

Productivity Spillovers from FDI in China：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Threshold Effects

Economic theory posits numerous channels through which FDI might create positive spillovers for domestic firms. However, the results of empirical studies that have sought to document these spillovers have been mixed. One explanation for this variation is that the capacity of domestic firms to absorb spillovers might vary. In the present paper, we explore these issues in the case of China. ,4side from being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hosts of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China makes for an interesting case study because its provinces vary greatly with respect to those factors most commonly held to influence absorptive capacity, such as the initial level of technology in domestic firms. This paper begins by empirically establishing that the spillovers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o indeed vary across provinces. Threshold values for varioas factors that influence absorptive capacity factors are then estimated and it is found that conditions in many provinces presently fall short of these values. This provides an obvious focus of attention for China＇s policy-makers.     

FDI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基于1992~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采用了1992~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FDI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这种技术溢出存在门槛效应:只有当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水平超过一定的"门槛值"后,FDI才会出现正向的技术溢出。本文的研究同时也显示,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能促进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本文的结果表明,在继续坚持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也是促进中国技术进步的有效途径。     

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产生中时间的作用

本文探究了时间在外资溢出效应产生中的作用及模仿壁垒的调节作用,并结合企业异质性理论分析了内外资企业异质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外资流入程度正向影响内资企业绩效,随着外资流入程度的增加该正向作用逐渐减弱;(2)快速进入的外资、较高的无形资产比重会增加内资企业的模仿壁垒,从而负向调节外资流入程度对内资企业绩效的正向作用;(3)短期内西方外资流入程度对国有以及非国有内资企业不利于内资企业绩效的提高,但是随着其流入程度的增加,正向溢出效应逐渐增强;(4)港澳台外资短期内可促进非国有内资企业绩效的提高,但是随着流入程度的增加促进作用逐渐减弱,而对国有内资企业绩效影响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