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逐渐成为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农民工队伍的发展壮大,加快了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进程,也改变了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做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公共服务工作,确保农民工群体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也成为政府关注的焦点。文章从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诉求入手,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面临的问题,探讨了解决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的路径。     

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但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学历、工作经验、能力和收入等个人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民化进程,并且社会制度和民族文化也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产生了较大阻力。优化新生代农民工个人条件和完善社会制度对促进其市民化具有重要意义。论述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提出了相关建议,以供参考。     

破除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三重”约束的路径探析

2010年中央1号文件特别提出要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本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最大的问题是如何顺利、彻底地市民化。因此,积极探讨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并尽快制定和完善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各项制度和政策措施就显得尤为迫切。     

从发展经济理论角度看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社会经济的加速转型及城市化进程的积极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农民工的方式向城市大规模转移,正在成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的一支庞大的就业大军。这支大军在推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农民工在市民化的进程中,仍然障碍重重,步履维艰。本文从发展经济理论的角度出发,借鉴国外经验,力求找出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途径。     

新时代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深层障碍及政府应对

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政策就随着政府行政改革发展不断调整,不同的发展阶段政策目标也随之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也对农民工市民化提出新要求。立足科学发展,加快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稳步提高城镇化率;健全户籍制改革,关注农民工的现实需求,合理分配社会资源,落实配套政策,解决农民工在市民化中的社会问题是农民工政策的重要实施方向。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本文通过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生存和发展状况的调查,分析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难题及其原因,探讨如何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社会、经济、制度及自身身心素质等深层次障碍,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对策建议。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西安市的实证调查

农民工是我国庞大的劳动力群体,农民工市民化缓慢已成为城镇化进程中的突出问题。本文通过对前人研究的总结,结合西安市417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实证研究西安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受到其生活满意度、个人背景、与城市居民差异和收入福利这4个因子的影响,其中生活满意度影响程度最强,而住房、收入和工作稳定度又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因此本文从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降低其寻找工作的成本提高工作稳定度等方面给出建议,帮助提高西安地区农民工市民化意愿。     

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

本刊讯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部署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为农民工服务工作,切实解决农民工面临的突出问题,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类及分担机制探究

新型城镇化的瓶颈在于农民工市民化,虽然当前户籍制度改革的阻滞因素正在逐渐消解,但除了制度层面之外还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巨大的成本压力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较为缓慢。因此,需要分析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类,厘清政府、企业和农民工等三个成本分担主体的责任所在,进而建立合理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     

内生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市民化的多维度探究

农民工市民化的停滞不前已成为改善我国内生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深层次阻碍因素,当前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且从最初希望从事非农工作转向在城市中定居并获得市民身份,但当前粗放式的城镇化发展理念使得庞大的转移人群长期游走于城市边缘,最终导致农民工市民化的弱化或断层。鉴于此,多维度分析农民工市民化的特殊性,进而采取针对性的策略以有序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测度及空间分异研究——来自江西省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否能够成功实现市民化,不但取决于其市民化意愿,还取决于其市民化能力,两者缺一不可。中国农民工在市民化方面表现出强市民化意愿与弱市民化能力的强烈反差,科学构建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测量评价,对明晰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现状,提升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及城市融合等3个方面构建了由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20个三级指标组成的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江西省1 056位农民工的实地调研数据,使用层次分析法(AHP),对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及其空间分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总体偏低,不同维度的市民化能力发展不均衡,城市就业能力最强,土地退出补偿能力次之,城市融入能力最差,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月工资收入、交往对象、住房类型、土地流转数量和土地征用数量等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偏低的主要影响因素;各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水平大多处于中等水平,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布差异,除九江、南昌、赣州和吉安等4个地级市达到平均水平外,其他7个地级市都在平均水平之下;大多数地区不同维度市民化能力都趋于一致,发展较为均衡。最后,分别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土地制度和空间分异的视角提出相关对策,认为要全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市民化能力水平,实现地区均衡,就必须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改革城市就业制度,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就业能力;通过提升社会资本,降低城市融入成本,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改革农村土地制度,盘活农村土地资产,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土地退出补偿能力。     

关注新生代农民工

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建筑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苏、安徽的实证分析

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利用课题组对江苏、安徽两地680名建筑农民工的随机抽样调查结果,借助统计学分析软件,对可能影响建筑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各自变量进行了交叉分析和卡方检验,并对通过卡方检验的变量进行了Logistic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个人属性中的受教育水平、技能水平和是否愿意长期从事建筑业工作对建筑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显著;社会属性中的参加社会保险情况和职业化程度对建筑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亦有显著影响。     

相对剥夺感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

本文强调了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在推动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采用HLM模型指出了群体间和群体内的相对经济剥夺感受在塑造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中的反馈结构。研究表明,群体间相对经济剥夺感与农民工教育程度和流入地城市特征相关,农民工群体内分层因相对剥夺感受差异而使其市民化意愿强度呈现层次性;农民工市民化意愿随相对剥夺感增强而强烈,但边际意愿倾向递减,市民化净收益预期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根本原因;城市居民群体正面的社会评价有助于强化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而群体内的相对经济剥夺感则对其市民化意愿具有激发和催化作用;在制定和实施城镇化政策时应当重视社会心理因素的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融合的法治路径研究

法治建设是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镇化建设的主力军,在城乡一体化发展要求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融合有利于促进城乡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在新生代农民市民化融合过程中,如何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形成推动市民化融合的有效法治路径,对我国城镇化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融合的法治建设必要性出发,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法治意识与市民化融合法治进程存在的问题,探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融合的法治路径。     

“离乡不离土”背景下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基于农民工市民化角度的分析

"十三五"时期,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是改善人地关系、释放农村发展新活力的重要举措。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文章测算了中国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进而实证研究了农民工市民化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结果显示:2008年,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水平较低,尚未达到"半"市民化阶段,其中,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的市民化拉低了农民工的整体市民化水平。不同地区和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存在差异。回归结果表明,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对农村土地流转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同时这种作用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和代际差异,其中,东、中部地区农民工市民化显著影响农村土地流转,中部地区的影响最大,西部地区的影响最小且不显著,相较于新生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对农村土地流转的作用更大。     

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基于制度供求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借鉴制度变迁理论重新梳理出影响农民工市民化供给和需求的因素,建立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供求均衡分析框架。运用江西460个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需求可识别的Bioprobit模型、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考察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运用Oaxaca分解方法分析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代际差异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市民化的程度为60.07%,新生代、老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程度分别为66.37%、52.31%;农民工的年龄、代际差异、专业技能、家庭抚养比、工资收入显著正向影响市民化需求;工资水平、购买社保种类、职业阶层、承包地处置方式、户籍管制显著影响市民化供给;福利水平、户籍管制的回报差异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代际差异的重要因素。健全劳动合同和医保福利、改善工作待遇有助于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困境

城乡一体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途径,城乡二元制度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如何更好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从根本上说还是要改革和完善相应的制度。才能顺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文献述评、理论建构与政策建议

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因素的研究是农民工市民化研究的一个基础课题,对农民工市民化实践也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未能全面建构相关因素及这些因素间的关系。本文从马克思的社会人思想出发,运用结构、过程与后果相统一的系统方法分析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有7种影响因素,即城乡二元结构、经济现代化、国家政策、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与能力及城市的市民化容量与需求,其中前3种是历时性社会环境因素,决定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历史进程;后4种是共时性主体实践因素,形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践路径。这一发现,为理论上的农民工过程逻辑建构提供了前提,也在实践上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规划、政策、成本、农民工发展等系列政策创新建议。     

论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及时代特征

当前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就是要解决好人的问题,其中核心工作就是要解决好大量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做好农民工市民化工作有助于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综合素质,有助于我国的城镇化建设。为此,我们有必要对我国目前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和基本表现有个充分的认知,为进一步做好今后农民工市民化工作提供理论上的支撑和实践上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