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债券发行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10年第一季度至2021年第四季度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样本，考察绿色债券发行对企业ESG水平的影响。研究显示：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后，ESG水平显著提升，表明绿色债券能够发挥积极治理作用，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此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PSM、Heckman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检验发现，绿色债券通过激励企业绿色创新与强化外部监督途径提高企业ESG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市场化水平较高时，绿色债券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大；相较于非重污染行业企业，重污染行业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对ESG水平的影响更明显；绿色债券对管理者能力较强企业ESG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大。研究结论为绿色债券助力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新证据。     

ESG是否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下,绿色技术创新是企业低碳转型的重要途径。通过以2011—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企业ESG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能够提升其自身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这一影响在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高科技企业内更为突出;机制分析表明,降低融资约束、提高研发投入是ESG表现推动企业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两大渠道。研究结论为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进一步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通往绿色之路：企业ESG表现与环保投资——基于中国绿色金融创新政策赋能的经验证据

ESG是双碳时代背景下企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本文使用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2011-2022年数据集，检验企业ESG表现提升对环保投资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条件。实证结果发现，企业ESG表现提升有助于提升环保投资强度。异质性检验发现，企业ESG表现提升对于民营企业、战略性新兴企业与非重污染企业的环保投资水平提升具有显著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企业ESG表现提升对环保投资活动的赋能效果，是通过改善市场主体的预期、提升经营稳定性并增强企业绿色转型动能的路径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创新政策的支持是企业ESG有效转换成为环保投资活动的重要条件，在得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政策的支持下，企业ESG表现提升能够赋予环保投资活动更大的加速度。本文从强化ESG信息披露规范和治理、设置ESG基金、推动可持续金融的多元创新、革新监管方法等多个维度提出了政策建议，以增强企业ESG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质效水平。     

出口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出口对我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具有重要意义,是推动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之一。文章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出口可以通过“绿色贸易壁垒倒逼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出口学习效应”和“竞争效应”对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产生影响。之后使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专利数据库的微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考察异质性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出口的扩展边际还是集约边际,均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并且通过了工具变量的因果识别和稳健性检验。出口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会受到企业和地区异质性因素的影响：高创新策略可以增强出口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作用,融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出口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国有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较低,政府补贴可以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城市,出口可以更好地提升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文章通过构建开放市场条件下的垄断竞争模型,揭示出口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机理,并从微观视角考察出口能否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以及异质性因素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以期在当前双碳目...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与企业ESG 表现

“十四五”时期,国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制定了更全面的规划和更长远的目标,持续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支持。瞄准企业ESG 表现为切入点,以2007 年-2021 年沪深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企业ESG 表现的影响和作用机制,评价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结果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ESG 表现,上述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通过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缓解融资约束以及吸引分析师关注来提升企业ESG 表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的企业中以及在经济政策稳定性高的环境中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企业ESG 表现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     

区域一体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扩容的准自然实验

文章依据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扩容事件，基于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绿色专利申请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区域一体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区域一体化能有效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不同类别的绿色技术创新均受正向影响；宏观层面渠道可通过缓解劳动力错配、促进区域金融发展、加速市场化进程、提升城镇化水平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微观层面渠道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获得政府补助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区域一体化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异质性效应在不同所有制属性、地区和时间跨度上有所显现，具体表现为对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及新加入城市内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强。今后应持续推动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完善具有针对性的企业扶持制度、强化政企合作，进一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消费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企业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0—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和30个省区市的动态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估计模型检验绿色消费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绿色消费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促进其高端化发展;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验证了绿色消费可以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和鲍莫尔效应倒逼企业技术创新、引导企业要素配置,从而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升;绿色消费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果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性。因此,加快推动消费绿色化转型升级、充分发挥绿色消费的创新引领和资源引导作用,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化发展。     

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的“增量提质”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年报的文本分析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微观体现,在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上市公司2011—2019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通过爬取企业年报中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构造微观企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指标,从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来全面反映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1）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提升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还显著提高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上述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在作用机制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和提升产学研合作水平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管理性交易成本机制并不显著。（3）异质性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对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西部地区企业,对不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效应没有显著差异。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研究结论为深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具有重要的政策启...     

海外并购能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升？

绿色创新是绿色发展和创新发展协同并进的动力,对于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文章基于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方法考察了海外并购是否促进了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提升。研究发现,海外并购对企业绿色创新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企业以及股权集中度较高的企业可以通过海外并购促进绿色创新水平提升。机制分析发现,海外并购通过提高企业研发效率、降低冗余资源,进而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扩展分析发现,海外并购的绿色创新效应在低碳城市试点地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意味着制度安排可以促进海外并购发挥绿色创新效应;环境内部关注度较高以及研发投入强度较大的企业通过海外并购能够获得绿色创新水平提升,意味着企业的自我驱动在海外并购的绿色创新效应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认为,应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引导企业关注绿色技术发展动向,积极寻求促进绿色技术获取导向的海外并购机会;同时探索差异化的海外并购发展规划和环境政策规制,引导企业自身关注环境社会责任、加大绿色研发投入强度、提高绿色技术研发效率等...     

地区数字化水平、绿色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绿色转型

绿色转型已成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数字化为此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文章基于2010—2019年长江经济带省际平衡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模型和ML指数测度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借助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地区数字化水平综合指数，检验地区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GTFP的影响及中介机制。研究显示：地区数字化水平显著正向影响长江经济带制造业GTFP；门槛效应检验发现，当地区数字化水平高于单一门槛值0.363时，才能发挥对制造业GTFP的促进作用；地区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GTFP的影响呈现上中下游逐级递减的梯度格局；绿色技术创新在地区数字化水平与制造业GTFP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经济后果分析发现，地区数字化水平通过绿色技术创新赋能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绿色转型，提升了地区经济水平。最后，文章提出了包括加强数字化建设、强化地区间协调发展、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支持力度等政策建议。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

基于2015—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模型和有中介变量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重点探讨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和ESG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效率,且ESG的调节效应部分通过中介变量动态能力起作用,即存在有中介的调节效用;、相较于非高科技企业,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效率更加显著;、不同区位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存在差异,效率提升程度中部＞东部＞西部。     

企业绿色创新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的证据

基于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企业绿色创新对审计定价的影响，以期为强化审计监督赋能绿色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与经验参考。研究发现，企业绿色创新能够提升审计定价水平，且企业可持续经营在企业绿色创新与审计定价中发挥着中介效应，是企业绿色创新促进审计定价水平提升的重要路径。进一步分析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缓解企业绿色创新与审计定价的正相关关系。异质性检验发现，企业绿色创新与审计定价的正相关关系在民营企业中更显著。     

是绿色虹吸还是绿色涓滴：低碳试点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邻里效应研究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模式的关键力量,是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键因素,而在绿色转型过程中各地发展不均衡不一致现象逐渐显现。文章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5—2018年中国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的绿色专利数据,采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该试点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邻里效应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试点政策在促进本地绿色技术创新的同时,遏制了邻地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且遏制作用主要体现在绿色发明专利申请上;城市创新能力越强、绿色发展程度越高,试点政策对邻地绿色技术创新的遏制作用越突出,这就造成了“以邻为壑”的不平衡局面。传导机制上,试点政策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本地绿色技术创新,通过抑制邻地产业结构升级并挤出邻地外商直接投资遏制了邻地绿色技术创新。邻里效应分解进一步表明,试点政策对邻近控制组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遏制作用,而处理组城市之间表现出正向溢出效应。文章对进一步完善相关低碳政策、促进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平衡发展提出了可行建议。     

城市蔓延对绿色发展的影响

基于2006—2019年中国28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城市蔓延对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蔓延对绿色发展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城市蔓延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中东部地区、未开通高铁城市、中小城市的绿色发展的负向影响更加显著;城市蔓延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效应,适度的城市蔓延有助于促进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但过度的城市蔓延则会对绿色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城市蔓延对绿色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会抑制本地及邻近地区的绿色发展。基于此,提出科学合理地划定城市蔓延边界、因地制宜地制定城市蔓延调控策略以及加强城市间城市蔓延调控的协同效应等对策建议,以提升城市绿色发展水平。     

数字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

制造业作为一个碳排放量较高的行业,其绿色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实现“双碳”战略目标的重中之重,如何促进制造业的绿色发展是当今重要的研究话题。基于中国30个（因数据缺失,未包括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省份2006—2021年的统计资料,在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情况下,实证分析数字技术创新赋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数字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非线性关系,具有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单一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小于门槛值时,数字技术创新对促进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较强的正向推动作用,而当环境规制强度大于门槛值时,数字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推动作用大幅度降低;当地区数字技术创新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门槛效应才开始显著,数字技术创新水平过低时,环境规制强度对数字技术创新促进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较小。     

发行绿色债券与企业ESG 表现：来自中国的机制与实证发现

本文以绿色债券为切入点,研究其发行与企业ESG 得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解释企业ESG 目标实现的多个触发因素和努力动机。本文从CSMAR 国泰安等数据库中收集并筛选了5737 个观测样本,利用双重差分等计量经济学模型,发现绿色债券发行与企业ESG 评分的提升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且这种效应在国有企业、高环境规制地区和低人均工业GDP 地区更显著。机制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的改善、管理者短视的减少和分析师关注均为正向中介变量。最后,绿色债券发行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具有积极影响。     

ESG表现与企业“走出去”:路径机制与实证考察

推动降碳、减排、扩绿、增长协同发展是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抓手,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微观主体,可持续发展理念正潜移默化地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垄断优势。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的提升可能成为“走出去”的新型优势。文章基于2010～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利用企业个体与时间双向固定效应,实证分析ESG表现的提升对企业“走出去”的影响。研究发现,ESG表现的提升可以显著而稳健地促进企业“走出去”,且各分维度中治理表现促进企业“走出去”的效果最显著,而环境表现与社会表现则相对较弱。政策冲击结果显示,《绿色信贷指引》能够准确识别ESG表现的提升与企业“走出去”之间的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所有制、规模、管理层的不同会使ESG表现的作用效果有所差异。调节效应显示,企业的融资约束、经营困境、效率问题会削弱ESG表现提升对企业“走出去”的促进效果。路径分析表明,ESG表现提升可以通过增加企业研发投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来促进企业“走出去”。基于此,文章提出要促进ESG信息透明度、制定ESG相关激励措施、积极参与国际ESG倡议等建议。     

资本市场开放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

在经济绿色转型的时代背景下,采用2007—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探索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会推动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特别是实质型绿色创新,并最终提高公司价值,但这种影响会随着开放的重新限制而消失;绿色创新在同行业“陆港通”标的企业间表现为资源竞争的虹吸效应,而在地区内部则表现为溢出效应;企业ESG表现起到门槛作用,随着评级升高资本市场开放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关系从抑制变为促进;资本市场开放会通过绿色引导效应和资源支持效应两条路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均能与资本市场开放政策形成合力,在促进绿色创新中起到补充作用;而保障机制检验发现,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是建立在一定程度的非国有经济发展、市场竞争关系和较为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基础上的。研究结论为“陆港通”等制度的推出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证据支持。     

环境规制对南通市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

基于南通区县数据和面板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南通市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南通市各地区间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呈现阶梯式分布,地区间差距逐渐缩小;强化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显著正向效应;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等变量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有着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表现为抑制作用,财政分权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据此,从环境规制监管体系、联动式环境规制网络、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等方面提出针对性建议。     

企业ESG实践的价值创造效应研究——基于外部压力视角的检验

提升企业价值是企业进行ESG实践的目标和根本动力。文章以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ESG实践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效应,并以市场竞争程度、机构投资者、媒体监督为切入点,分析外部压力对于企业ESG实践价值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ESG实践初期会降低企业价值,从长期来看,ESG实践对企业价值存在正向的滞后作用。当企业面临的外部压力越大时,市场竞争可以显著提升ESG实践的价值效应,机构投资者和媒体监督会削弱ESG实践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也进一步说明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特殊性,外部压力不能必然地转化为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