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中国家庭金融风险资产配置

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断优化家庭资产配置结构,对中国家庭资产保值增值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国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中国家庭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概率和配置规模,其中金融知识在两者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家庭金融知识水平和互联网参与程度的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效应凸显。因此,应当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不断提升家庭金融知识水平和降低金融投资风险,通过提高中国家庭的互联网参与程度等来优化金融风险资产配置结构。     

家庭资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首次家庭金融调查微观数据库,利用排序OLS模型对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进行分析,从实证的角度重点考察各类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作用及其贡献度.研究发现,各类家庭资产中非金融资产和金融资产对居民消费都有显著影响.金融资产中,无风险性金融资产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大于风险性金融资产.而在人口统计学的各项指标中,受教育程度对消费的影响最为显著.另外由于年龄的差异,非耐用品和耐用品消费的影响因素也有所不同.     

保险对家庭金融资产结构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将保险按照职能分为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两大类,构建Tobit模型并使用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保险对家庭金融资产结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参与商业保险会显著提高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比重,优化家庭金融资产结构,而参与社会保险则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比重。同时,提高保险的参与程度会显著促进家庭对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投资。     

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苏南京的证据

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归纳出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10个因素,并基于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因子分析和Logistic回归等方法分析家庭金融资产在货币类产品、证券类产品、保障类产品三个方面投资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丰富了现有关于家庭金融的研究成果,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美国SCF数据库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数据以下为样本,充分运用Probit和Tobit模型分析了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揭示其特征规律,并在比较中美两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取向存在差异的基础上,提出了优化中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若干启示。     

农村家庭金融资产投资偏好实证研究——以浙江省温州市为例

论文通过对浙江省温州市农村进行实地调研,在目前农村积极发展经济大环境下,基于行为金融理论,研究我国农村居民投资行为特征,分析农村家庭金融资产投资选择的影响因素,并构建农村家庭金融投资选择多元逻辑回归模型,提出改进建议。     

受教育程度对于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的横截面数据,研究受教育程度对于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①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家庭中户主受教育程度每增加1年,家庭参与股市的概率随之增加1.1%,参与股票和基金的概率增加1.2%,同时,家庭股票投资市值占总金融资产比例增加0.4%,股票和基金的市值占比增加0.5%。第二,家庭中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其中,女儿受教育程度会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市值占比有正向影响,而儿子受教育程度则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没有显著影响。     

社会养老保险与我国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证据

本文基于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考察了社会养老保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拥有社会养老保险会显著提高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可能性和风险金融资产比重,边际效应分别达到25%和22%左右。这一结果在控制了家庭的经济水平、人口统计学特征和主观投资风险偏好态度等因素后依旧稳健,一个解释是社会养老保险能有效地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我们进一步分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的子样本研究发现,养老保险对家庭风险资产投资的影响在农村很小且统计不显著,这说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养老保障水平和拉动金融消费的作用仍有待提高。     

中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组合研究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影响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组合总量和结构的各种因素,并计算分析我国1992-2005年的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组合状况以及变化趋势。研究发现,由于受到了财产总量,家庭风险,金融意识和金融发展的约束,我国居民的家庭金融资产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但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仍然是以储蓄存款为主,风险性资产投资比重很低。     

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研究——基于赣州市1043户居民的微观调查数据

以赣州市居民的相关统计数据为样本,通过对赣州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持有状况的调研和分析,论述了影响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建立了基于Probit的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回归模型并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家庭决策者文化水平、决策者职业、家庭收入和家庭房产持有状况四个因素是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持有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决策者年龄和家庭人口数对风险型金融资产持有行为影响不够显著。房产投资对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持有行为存在正向作用,对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投资不存在"挤出效应"。     

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研究——基于赣州市1043户居民的微观调查数据

以赣州市居民的相关统计数据为样本,对赣州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持有状况进行调研和分析,论述了影响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理,构建了基于Probit的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回归模型并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家庭决策者文化水平、决策者职业、家庭收入和家庭房产持有状况四个因素是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持有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决策者年龄和家庭人口数对风险型金融资产持有行为影响不够显著。房产投资对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持有行为存在正向作用,对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投资不存在"挤出效应"。     

数字金融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持有的影响研究

家庭金融资产持有与居民收入阶层变化密切相关,家庭个体特征、教育与金融素养、信息获得均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产生影响,但近年来金融体系中最大的变化是数字金融的发展,投资便利性大大增强,投资体验不断提高,居民随时随地即可完成金融投资。因此,本文从金融供给侧角度,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的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家庭金融资产持有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影响了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持有比例,并提高了风险资产投资占比,其中数字金融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更大,发挥了普惠金融的作用。     

家庭结构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全面二孩”政策的视角

家庭结构是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因素之一,"全面二孩"政策将对中国家庭结构产生深刻影响。本文通过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使用倾向值匹配(PSM)的方法研究了这一政策引起的家庭结构变化对家庭金融资产以及风险资产配置可能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多生育一个子女将使得家庭金融资产和风险资产总量下降,风险资产占金融资产的比例下降,并且根据老年人数量的不同,风险资产的投资类别和数额也有差异。     

当前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特征及其优化路径

如何在规避风险的同时,尽可能地提升资产价值进而提高生活质量,是现代家庭不得不直面和重视的问题.本文试图认识我国居民金融资产选择的特点,在了解各类人群金融投资需求并剖析相关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路径选择,意义在于不仅可以认识我国居民金融资产选择的特点,也可以在完善我国居民资产选择行为理论的同时,为金融投资工具创新指明方向,并为政府和金融中介引导居民进行合理的投资提供一定的建议.     

人口年龄结构与金融结构——宏观事实与微观机制

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因素,不仅能够通过“人口红利”影响经济增长,也能通过金融资产需求作用于金融结构,进而影响经济增长。首先,本文基于宏观数据发现人口年龄结构与金融结构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伴随老年人口占比的提高,金融结构更偏向间接融资,且以金融行为来衡量的风险偏好程度显著下降;其次,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微观主体对金融资产需求的角度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金融结构的影响机制,分析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对风险资产参与行为及风险态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家庭老年人口占比越高,家庭参与股票或基金投资意愿及比重越低;对于已持有风险资产的家庭,老年人口占比提高,家庭风险资产持有比重会降低。此外,家庭人口年龄结构会影响风险态度,家庭老年人口占比提升会显著降低风险偏好程度,这是其影响家庭风险资产参与行为的重要渠道。     

数字金融能力与家庭资产规模：指标构建与机制检验

金融的数字化为金融的普惠性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居民的数字金融能力决定性了其能否有效地使用数字金融产品和服务。本文使用2015年、2017年、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资产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力的提升能够显著扩大家庭的资产规模;提升数字金融能力对于扩大低文化程度、老年户主家庭资产规模的作用更为明显;数字金融能力的提高对不同户口类型家庭金融资产规模的影响存在差异,对非农业户口家庭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更强;数字金融能力通过促进家庭的风险市场投资行为、扩大家庭风险市场投资规模以及增加家庭财产性收入尤其是金融资产收入等路径扩大家庭资产规模;数字金融能力存在反“马太效应”,资产规模较小的家庭通过提升数字金融能力能够更明显地促进家庭资产的增加。提升数字金融能力有助于缓解金融排斥现象,在增加居民财富的同时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个体心理会影响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选择吗?

家庭财富规模在急剧扩张的同时衍生出家庭资产配比失衡等一系列问题,其中风险性金融资产比例过低尤为突出。在此背景下,本文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问卷组合而成的两套面板数据为基础,讨论了个体心理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持有广度和深度的作用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结论为:(1)作为个体心理的两大构成要素,人格特征与认知能力分别会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选择的广度和深度产生显著影响。(2)人格特征与认知能力对风险性金融资产选择产生的影响在城乡和东中西层面存在异质性。(3)人格特征与认知能力的交互作用会对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广度和深度产生显著作用。文章客观地评价了个体心理在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中发挥的作用,为改善我国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比例过低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建议。     

我国居民家庭财富管理知识能力特征及地域差异研究

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国民收入增加较快,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量也越来越大。中国居民家庭资产的组合方式日益多样化,影响家庭财富的管理行为的因素也日趋复杂。探讨家庭财富管理规律对观察中国不同地区家庭参与金融市场情况以及金融资产配置的特征,和对促进全国居民家庭财富管理协调发展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同时对于不同区域金融市场推出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满足不同地区家庭财富管理差异化的金融投资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从分析家庭财富管理的态度及知识、家庭财富管理的行为及能力两方面入手,按照“四大板块”划分对比分析我国居民的家庭财富管理区域差异和地域特征,在基本了解我国居民家庭财富管理现状与不足的基础上,提出相对应的建议措施。     

互联网金融资产的多目标投资组合研究

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和不断创新,正在悄然改变着公众的投资理财行为。本文在分析互联网金融创新下公众流动性偏好、投资行为变化与资产选择的基础上,构建基于CRRA(常数相对风险厌恶)期末财富期望效用最大化和VaR最小化的多目标投资组合模型。同时引入多目标优化的NSGA-Ⅱ遗传算法,并选择实际数据对模型进行求解,得出最优的互联网金融资产组合。研究表明:(1)互联网金融给传统金融业带来冲击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流动性偏好、投资行为和资产组合选择。(2)互联网金融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金融资产“流动性、收益性和安全性”之间的矛盾,并兼顾了“三性”的相对统一。(3)模型求解结果显示,投资者对互联网金融资产的投资组合为低风险类资产60%左右、高风险类资产40%左右。     

江苏省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对江苏省城镇居民的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现状进行了分析,并采用tobit模型对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内部存在严重的失衡现象,储蓄占绝对比重;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受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风险偏好、金融发展作用和居民信任度的正向影响,房产对家庭金融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居民家庭投资没有呈现出生命周期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