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创新政策的混合激励效应研究

本文实证研究政府创新补贴、高新技术企业减税、研发加计扣除三种政府创新政策对中国企业私人性质的创新投入的激励效应。主要发现是:从混合效应来看,政府创新补贴政策对企业私人性质创新投入造成挤出效应,而高新技术企业减税政策和研发加计扣除政策对私人创新投入产生挤入效应。这些效应在不同所有制类型和创新投入水平不同分位区间的企业中,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从交叉效应看,总样本中,政府创新补贴政策、高新技术企业减税政策及研发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私人创新投入均形成相互抵消的挤出效应。而高新技术企业减税政策和研发加计扣除政策之间,对企业私人创新投入形成相互补充的挤入效应。这些交叉效应在不同所有制类型和创新投入水平的不同分位区间中,也表现出显著差异性。上述经验证据既为创新政策领域研究增添了重要的中国经验,也为中国政府创新政策的调整和改革方向,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我国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影响的经验分析

本文从理论上将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各种效应进行重新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有关我国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影响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在长期内,我国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之间存在着惟一的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综合效应表现为挤入效应。在短期内,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则具有挤出效应,并分析了这种挤出效应的主要作用机制。最后,本文根据上述分析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赤字、国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兼评积极财政政策是否有挤出效应

本文从实证角度分析了赤字、国债与利率、私人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认为我国的赤字、国债规模没有产生挤出效应 ,不但财政赤字没有使利率上升 ,而且财政投资也未挤出私人投资。如果不结合财政支出考虑赤字、国债的效应 ,或者赤字、国债用于转移或其他经常性支出时 ,它们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影响 ;但如果赤字和国债用于公共投资 ,那么它们的净效应是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这对目前在总需求不足时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     

英国政府直接公共资金支持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

创新一直是英国经济政策关注的焦点,直接公共资金支持是英国支持创新的政策之一。直接公共资金支持的使用涉及到公共/私人部门,需要仔细分析相关政策措施的合理性、作用和效果。本研究系统介绍了对英国政府利用公共资金直接支持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评估情况,为国内创新政策的效果评价和决策提供参考。     

政府研发资助促进企业创新的有效性:激励效应异质性假说与检验

关于政府研发资助能否促进企业研发创新活动以及在创新过程中如何更有效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一直存在争议。本文基于理论分析，提出了政府研发资助促进企业创新的有效性以及激励效应存在异质性的假说，利用工业企业的创新活动数据检验了中国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的影响效应。总体来看，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自身研发投入存在激励作用，同时也会提升企业研发创新的专利和新产品的产出水平。政府资助的激励效应存在企业异质性，在企业规模越大、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劳动生产效率越高的企业中，政府资助的激励效应越大，并且对非国有企业的研发创新产出的促进效用要高于国有企业。另外，本文还发现科技活动的产出更多地依赖于研发人员的贡献。政府对企业研发创新进行资助时，应该根据企业具体的微观特征，制定针对性的资助方式，更有效地发挥政府资助的激励效应。     

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挤进效应分析

本文运用经济增长理论与新古典分析方法从短期与长期、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分析了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替代与互补的影响机制.一方面,公共资本对私人资本具有替代性,增加公共投资会"挤出"等量的私人投资;另一方面,公共资本对私人投资具有正外部性,可提高私人投资的边际产出从而"挤进"私人投资.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影响方向由这两种对立效应的相对强弱决定.实证检验表明,政府公共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在挤进的同时又有挤出,最终起主导作用的是挤进效应.政府在公共投资政策的制定和把握上应加强对私人投资的引导和规范,使私人投资者产生正确的理性预期,将项目投向更有效率、更有作用的领域.     

美国创新型企业税收支持政策研究

企业的研发活动具有技术溢出效应,其投资收益不仅为企业带来发展,也为全社会提供了公共财富。在美国,政府除了通过拨款、购买研发服务等直接方式外,还通过税收政策等间接方式激励创新,起到普惠性效果,并避免了对市场的扭曲。本文研究了美国对创新型企业在税收优惠方面的支持政策,特别是研发税收抵免政策,其中包括政策设计思想、税收抵免计算方法、效果评估及学界对现行政策不足之处的讨论,以期为我国类似政策提供借鉴。     

不同监督情境下政府创新支持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基于农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三农”问题受到极大关注。为了应对外部资源、环境、科学技术等多重压力对农业升级与发展的影响,政府出台了诸多政策支持农业企业的技术研发与创新。本文从政府干预视角分析政府补助和税费返还两种形式的政府创新支持政策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重点分析机构投资者与大股东参与公司内部治理以及社会审计事务机构参与公司外部治理这两者所发挥的不同监督作用。研究发现：第一,不同形式的政府创新支持（政府补助和税费返还）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不一致。政府补助产生替代效应,税费返还则产生互补效应。第二,持股监督（机构投资者和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上升）能增强政府补助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替代效应,也能增强税费返还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互补效应。第三,审计监督（社会审计事务机构的审计意见）会减弱政府补助支持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替代效应,也会减弱税费返还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互补效应。本文的研究发现为政府制定适宜的创新支持政策,以及合理发挥持股监督与审计监督的内外部治理作用,提供一定的决策依据和理论支持。     

政府资助对我国企业R&D投入的影响研究

研发活动的高风险性以及研发活动成果的公共物品特征等成为企业从事研发活动的障碍。本文利用面板数据通过建立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发现政府资助对企业R&D投入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政策启示在于:政府应该适当加大对企业R&D投入的资助力度。     

异质性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与研发产出的非对称影响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而政府补贴是激励创新发展的重要手段。为此,在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的背景下,从政府补贴的异质性视域探究企业创新绩效问题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基于2012—2020年我国制造业企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异质性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与研发产出的非对称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创新补贴与非创新补贴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但创新补贴的影响效应明显大于非创新补贴;创新补贴对企业研发产出的影响显著为正,但非创新补贴对企业研发产出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创新补贴不仅能够直接降低企业的创新成本,而且能够显著影响企业风险投资的获取,进而促进企业创新。因此,为充分发挥政府补贴在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方面的积极作用,需要优化政府补贴结构,逐步提高创新补贴规模与强度;完善补贴项目的甄选和评估机制,不断提高创新补贴效率;搭建创新补贴公共平台,充分发挥创新补贴的信号效应。     

Additionality of public R&D grants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put and output additionality of public R&D subsidies in Western and Eastern Germany. We estimate the impact of public R&D grants on firms’ R&D and innovation input.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is first step we compare the impact of publicly funded private R&D on innovation output with the output effect of R&D funded out of firms’ own pockets. We employ microeconometric evaluation methods using firm‐level data derived from the Mannheim Innovation Panel. Our results point towards a large degree of additionality in public R&D grants with regard to innovation input measured as R&D expenditures and innovation expenditures, as well as with regard to innovation output measured by patent applications. Input additionality has been more pronounced in Eastern Germany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than in Western Germany. However, R&D productivity is still larger for the established Western German innovation system than for Eastern Germany. Hence, a regional redistribution of public R&D subsidies might improve the overall innovation output of the German economy.     

财政科技支出、企业生命周期与技术创新

基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导向，利用2007—2017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针对“财政科技支出—企业技术创新”范式进行分析并基于生命周期视角加以检验。结果发现，财政科技支出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产生正向驱动并展现出明显的结构性创新动力，即财政科技支出对于实质性技术创新活动的驱动更强，对于非实质性技术创新活动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在界分企业生命周期后发现，在企业成长期及成熟期，财政科技支出在驱动技术创新方面卓有成效，但在衰退期创新增益并不显著。此外，政府激励结构是影响财政科技支出效力释放的重要条件。地方政府在“为增长而竞争”导向下，财政科技支出的创新驱动效果被限制；在“为创新而竞争”导向下，财政科技支出能够充分发挥其结构性创新驱动作用。研究结论可为合理规划财政科技支出、完善政府激励体制构架提供实证依据。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与企业创新效率：提升还是抑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反事实估计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作为中国特定的产业政策,对企业研发活动和创新策略具有重要影响。在区分企业技术研发阶段和技术转化阶段创新效率的基础上,利用2008—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14 156个微观样本数据,采用三阶段DEA模型对样本企业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并通过反事实估计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对技术研发阶段、技术转化阶段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政策对上市公司技术研发阶段的创新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但对技术转化阶段的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抑制效应;政策对不同企业主体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其中,对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以及未获得风险投资的企业影响更显著;政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长期负债两条路径影响企业技术研发阶段的创新效率,同时政策也引致企业研发投入挤占营业成本、广告支出等经营费用,进而抑制企业技术转化阶段的创新效率。     

产业异质性、税收激励与自主创新

以2007-2016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从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两个维度,考察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①税收优惠政策对于企业自主创新具有激励作用,有效促进了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②基于企业所属产业异质性视角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对于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创新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对于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业、节能环保等产业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具有激励作用,但对新能源产业的创新投入、生物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专利产出具有抑制作用。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现有研究关于税收优惠政策“激励效应”和“抑制效应”的争议,也对完善中国创新税收激励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R&D税收激励、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的专利产出

文章以中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为样本,运用能克服样本自选择性的计量方法估计R&D税收激励的专利效应,并以知识生产函数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与没有获得R&D税收激励的厂商相比,获得R&D税收激励的厂商并不具有更高的专利产出.从作用机制上看,尽管R&D税收激励产生了显著的额外研发支出效应,但该效应并未直接增加企业的专利产出,中国的R&D税收激励面临类似"欧洲悖论"的困境.仅在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下,R&D税收激励引致的额外研发支出能间接增加专利产出,知识产权保护缓解了R&D税收激励政策失灵的风险.前述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未来,为改善我国R&D税收激励的创新效应,走出"欧洲悖论"困境,需要优化R&D税收激励政策设计和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激励功效.     

政策“目标—工具”视角下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军民融合企业发展对制度环境具有高度依赖性，政府支持和引导对企业创新行为具有重要作用。政策目标是政策工具实施效果的评判基准，并且导致政策工具发挥不同作用。利用国泰安数据库213家军民融合板块上市公司2008—2016年非平衡面板数据，对产业扶持和技术创新型创新补贴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产业扶持型补贴对于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技术创新型补贴政策对国有及非国有军工企业研发活动均具有显著激励作用，且对非国有企业研发活动的激励作用更明显。     

中国财政创新激励政策的增长绩效分析

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已全面启动并付诸实施,财政政策如何影响并激励研发创新成为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关注的焦点。本文在融合资本积累、研发创新、财政创新激励政策等变量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基础上,按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给模型中的外生变量或参数赋值,做数值模拟试验,研究结果发现:税收优惠和研发资助两种财政创新激励政策都有助于提高研发创新量和经济增长率;税收优惠与市场研发互补,研发资助则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从而税收优惠政策比研发资助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力度更大,但研发资助政策的作用时滞更短;为提高增长绩效,应根据两种创新激励政策各自的优缺点审慎选择适用领域。     

R&D投入与区域创新能力关系及溢出效应分析

基于空间溢出效应，以传统Cobb-Douglas生产函数为研究框架，引入R&D投入作为新生产要素，将金融发展作为调节变量，利用计量经济学空间杜宾模型对我国内地30个省份2006-2015年R&D投入和区域创新能力溢出效应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以金融发展为调节变量，R&D投入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区域创新能力存在溢出效应;同时，在金融系统发展支持下，R&D人员投入溢出效应对区域创新能力起消极作用，而R&D资金投入溢出效应对区域创新能力具有促进作用。因此，加快金融系统发展，对金融资产进行合理有效配置，构建由政府发挥引导作用的金融体系，对R&D投入和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具有重大意义。     

外商研发投资对我国区域创新体系的影响——基于1999年～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笔者采用1999年～ 2008年中国大陆29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外商研发投资对区域创新体系的影响.结果表明:外商研发投资对我国区域创新体系中的知识获取能力、企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环境和创新绩效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对知识创造能力的影响不显著.其中,对技术创新环境和知识获取能力的正效应强于国内企业研发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的正效应弱于国内企业研发投资.     

研发模式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将企业研发模式分为自主研发、合作研发和双重研发三种,使用世界银行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数据,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探究不同研发模式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效果及其在异质性企业中的差异情况。全样本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双重研发对创新绩效的激励效果最好,合作研发的激励效果次之,自主研发的激励效果最弱。企业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自主研发对高成长性企业创新绩效的激励效果最显著,合作研发对低成长性企业和小微企业的激励效果最显著;对于无融资约束的企业,双重研发模式是提升创新绩效的最佳选择,但是对有融资约束的企业,其提升效果最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