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西北高原藏区贫困化地域分异机制研究

目的 川西北高原藏区是贫困人口聚集区和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开展贫困化地域分异机制研究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然而对贫困化地域分异机制仍然难以准确理解。方法 文章应用地理探测器、空间自相关和GIS空间分析等模型,探究川西北高原藏区贫困化分异的主导因素,揭示影响因素对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和贫困发生率变化的交互影响,确定影响贫困变化的各主要因子适宜特征。结果 （1）农村贫困化的空间分布存在三大热点区域和三小热点区域;高—高聚集（HH）、低—低聚集（LL）、低—高聚集（LH）异常值区域。（2）GDP密度、年降水量、湿润指数、人均耕地、人口密度、总辐射等6个因子是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的主导因子。（3）农村贫困化分异机制差异显著,存在自然制约型、交通制约型、经济制约型和社会制约型等4种类型。（4）各因子之间呈相互增强和非线性增强关系,两种因子的交互作用增强单因子对贫困化的影响,研究揭示的影响贫困发生率各主要因子最适宜特征,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不同维度因素对贫困发生率影响及其驱动机制,为巩固扶贫成果提供参考依据。结论 川西北高原藏区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进入后扶贫时代,应当对热点地区、主导因素和不同类型贫困村进行精准施策,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特色农牧业和旅游业,构建多种产业模式。     

秦巴山区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及其影响因素*——以四川省仪陇县为例

[目的]文章以四川省贫困县仪陇为研究对象,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和GIS空间表达,揭示了仪陇贫困化空间格局和空间分布特征,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方法]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等对仪陇县贫困化影响因素进行探测分析,分析得出影响仪陇县贫困的主导因素,划分出不同贫困化地域类型。[结果]仪陇县贫困化空间分布呈现一定的集聚特征,并存在贫困发生率高值热点区和低值冷点区;海拔、到县城中心距离、粮食总产量、少数民族人口占比、大病保险人数占比、危房改造占比6个要素为制约仪陇县贫困化地域分异的主导因素;不同因素共同交互作用于贫困发生率时,影响效应大于单一因素;仪陇县存在自然环境制约型、地理区位制约型、经济条件制约型和社会要素制约型4种贫困化地域类型。[结论]仪陇县贫困化地域分异机制受多种因素影响,健全各项扶贫工作保障机制,统筹各项工作安排,科学、因地制宜地精准施策。     

陕西省县域土地利用多功能性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土地利用多功能性是土地利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对陕西省土地利用多功能性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的研究,探讨不同县区时空上的变化与作用关系。[方法]构建"社会—经济—生态"可持续发展三维指标体系,同时确定了契合研究区背景的指标阈值,分析了2000—2015年陕西省土地利用多功能性时空分异,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探究了2015年区域土地利用多功能性的影响因素。[结果](1)2000—2015年陕西省县区土地利用单项功能及总功能值逐步提高、但动态变化幅度不大、单一功能向多功能缓慢转变,仍以生态功能为主;(2)陕西省生态功能对土地利用总功能的影响最强为0.308,人口密度、土地垦殖率、封山育林总面积分别为社会、经济、生态功能的主要指标,且各层级因素两两交互后协同关系显著。[结论]土地利用多功能性研究为维护社会、发展经济、保护生态提供有力的科学依据,是促进区域土地可持续发展有效手段之一。     

云南省县域农业生态效率时空分异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 云南省地形起伏度大,立体气候资源丰富,高原特色农业优势明显,测度其农业生态效率,并从农业生产条件、社会经济和自然生态环境3个维度选取10个驱动因子分析其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程度。方法 文章运用超效率的SBM模型,基于2008—2018年云南省129个县（市、区）农业面板数据,测度县域农业生态效率,结合空间自相关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对云南省县域农业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变、空间异质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 （1）云南省县域农业生态效率整体处于中等效率水平,但呈波动下降趋势;空间上呈东西部、南北部相对高、中部低的“U”型分布格局,且东西差异大于南北差异。（2）从全局空间自相关来看,云南省县域农业生效率正相关和波动性空间集聚特征显著;从局部空间自相关来看,农业生态效率空间正相关的县域数量在逐年递减,集聚性呈下降趋势。农业生态效率高高（HH）集聚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北部及南部,向邻接县域扩散的趋势明显;低低（LL）集聚主要分布在云南省中部和东南部。（3）从影响因素看,社会经济因素仍是目前农业生态效率主要影响因素,但其作用强度不断下降,自然环境因素特别是地形起伏度解释力不断上升,不同驱动因子对其空间分异的影响差异明显,且驱动因子交互作用会增强农业生态效率空间分异。结论 云南省县域农业生态效率时空分异显著,社会经济因素是农业生态效率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但地形起伏度、降水等自然生态环境因素对农业生态效率影响程度明显提升。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创新发展机制——以山东省为例

目的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创新发展是我国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大战略,通过对山东省3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特征进行研究,有利于以点带面,提升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质量。方法 文章以山东省1 585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和地理探测器模型系统揭示山东省3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创新发展机制。结果 （1）山东省3类经营主体呈集聚型分布,3类经营主体的空间离散程度均处在高非均衡水平,空间分布结构的区域差异明显。（2）3类经营主体呈现“多中心,连片化”的空间分布特征,家庭农场整体呈“带状”分布,农民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整体呈“环带状”分布。（3）家庭农场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县域层面呈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龙头企业在市域层面呈显著的空间负相关性。（4）生产要素、政府能力、劳动力质量、技术创新、产业结构、金融服务、电子商务和市场化水平共同推动各类经营主体创新发展,且两两之间的交互能对3类经营主体创新发展具有协同增强的作用。结论 因此,针对不同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发展特性,采取多元化、差异化的发展策略组合有助于推动各类经营主体的创新发展。     

云南怒江州易地搬迁人口的致贫因素与后续脱贫路径研究

目的 通过对云南省怒江州所辖3县1市易地搬迁贫困人口的入户调查,归纳主要致贫因素,设计有针对性的脱贫措施和实施路径,推动易地搬迁贫困人口早日脱贫。方法 文章运用地理调查方法,从怒江州67个易地搬迁安置点中随机选择了32个,在所选安置点中随机抽选621户搬迁户进行入户调查访谈,获取搬迁户基本家庭信息和主要致贫因素。结果 截止2019年末,68%的易地搬迁贫困户仍未脱贫,其主要致贫因素包括文化素质、地理区位、交通条件、产业基础等区域性因素以及发展动力、疾病、教育等家庭个性因素;易地搬迁贫困户的贫困类型有内源型贫困、外源型贫困和复合型贫困,区域性措施、普惠性措施、到户措施等后续脱贫的必要措施。结论 易地扶贫搬迁不是脱贫的充分条件,搬迁人口中依然有大量贫困对象,其后续脱贫需要厘清致贫因素、制定脱贫措施并构建易于措施落实的制度环境。     

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耦合机理及协调性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目的 为探究重庆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村减贫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方法 文章在分析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耦合机理的基础上,使用洛伦兹曲线和耦合协调模型,定量测算33个涉及扶贫开发任务区县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的耦合协调度。结果 （1）经济发展对于农村减贫具有正向带动作用,但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经济发展带动农村减贫的作用逐渐减弱;（2）重庆市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一圈两翼”的特征,中心城区及周围区县为经济发展高值区,渝东南武陵山区和渝东北秦巴山区为经济发展低值区,贫困空间分布格局与之相反;（3）重庆市县域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的耦合协调度呈现显著的空间不均衡格局,在主城都市区形成了明显的高值区,渝东北和渝东南连片特困地区形成明显的低值区;从时间序列来看,耦合协调状态整体呈现逐级正向跃迁的趋势。结论 基于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耦合协调状态的空间差异性,未来应因地制宜、分区分类精准施策,稳步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     

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耦合性分析

［目的］基于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发展现状,从两者的耦合发展角度对其耦合性进行研究,旨在为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的协调发展提供合理的参考建议。［方法］以乡村旅游发展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上体现的价值与精准扶贫在乡村经济发展、乡村社会发展和乡村生活环境改善上的成果组成耦合系统,通过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其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结果］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耦合度在03~07之间,处于中等耦合阶段,其中2010—2011年为低度耦合协调水平, 2012—2014年为中度耦合协调水平, 2015—2016年为高度耦合协调水平,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结论］合理开发乡村旅游资源使其与精准扶贫在全面小康建设中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全面促进乡村旅游发展,实现旅游扶贫最佳效果,达到高度耦合阶段的关键; 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发展具有良好的协同效应,但两者均未达到成熟阶段,应重视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农村文化开发等影响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耦合发展的重要因素。     

海南农村精准扶贫项目绩效评估实证研究

[目的]通过对海南农村精准扶贫项目的绩效进行评估,以期为我国其他地区精准扶贫项目的推进提供借鉴。[方法]确定海南农村精准扶贫项目绩效评估的4类因素14个指标,同时选取2005~2015年间14个指标的统计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各投入要素进行绩效评价。[结果]绩效评价14个指标中,各投入要素对项目产出和项目效果的贡献大小由大到小依次为扶贫资金利用率、扶贫资金到户率、资金项目报账率、项目招投标率,他们对项目产出:项目建设内容完成率、项目计划内容完成率贡献明显;对农村贫困人口减少率和农村恩格尔系数、农村失学率都有重要的影响;对其他指标的贡献低于平均水平。[结论]海南省农村精准扶贫项目对项目产出和项目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明显,主要表现在产出项目建设内容完成率、项目计划内容完成率、农村贫困人口减少率和农村恩格尔系数、农村失学率等方面。     

乡村旅游减贫成效评估体系及绿色减贫指数分析*——以重庆市武陵山片区为例

［目的］分析研究重庆市武陵山片区乡村旅游减贫成效的评估体系,为旅游业发展提供更为准确、可靠的决策信息,为地区减贫提供方法理论。［方法］文章基于云模型理论,综合考虑社会和经济因素等影响因素,构建4级9项指标的乡村旅游发展绩效评估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计算乡村旅游发展绩效评估的综合定度,来分析重庆市武陵山片区的绿色减贫指数。［结果］(1)黔江县旅游经济发展成效评价为“好”级别,且其绿色减贫排名为第一。(2)彭水县旅游经济发展成效评价为“差”级别,且其绿色减贫排名为总排名中的最后。［结论］(1)重庆市武陵山片区的乡村旅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贫困地区减贫,但减贫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推进。(2)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导致各片区减贫水平存在差距,黔江县旅游经济发展成效评价为“好”级别,且其绿色减贫排名为第一,减贫效果最佳。(3)彭水县绿色减贫效果欠佳,因此需要加强各区域间的沟通协调,促进整体的推进。     

贵州省县域农村贫困度时空变化分析

[目的]农村贫困程度的变化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动态、客观地监测农村贫困的时空变化对国家扶贫工作十分重要。[方法]文章利用DOSP/OLS夜光数据集构建的平均灯光指数ALI (Average light index,ALI)与社会经济数据构建的综合贫困指数IPI (Integrated Poerty Index,IPI)建立关系,进而估算2003—2018年贵州省县（区）域间综合贫困指数,分析农村贫困的时空格局演变。[结果]（1） ALI与IPI建立模型估算的IPI与真实的IPI拟合程度较好,R2超过了0.86,具有一定的准确性和科学性;（2）贵州省各县（区）域IPI指数的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在2003—2018年两者都有所增长,增长幅度分别为19.21%和2.38%,表明农村贫困度差异在逐渐增大。但贫困程度极高的县（区）域呈下降趋势,由2003年的65个减少到2018年的37个;（3）标准差椭圆分析表明贵州农村贫困程度整体呈现“东北—西南”的空间分布格局,椭圆覆盖面积和贫困化重心变化不大;（4）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显示,贵州各县（区）域农村贫困程度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并存在较强的空间聚集...     

山西省贫困县城镇化发展模式探索

加快城镇化发展,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山西贫困县面积大,农村城镇化发展滞后,已成为影响山西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十二五"时期,如何推进贫困县城镇化进程,是实现山西省转型跨越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该研究探索了全省57个贫困县城镇化发展的途径与对策,为全省"十二五"时期城镇化发展提供参考。     

基于演化博弈的企业参与乡村旅游扶贫机制研究

［目的］企业参与对于提升乡村旅游扶贫绩效具有重要作用。从企业参与的角度分析乡村旅游扶贫问题,发挥企业在乡村旅游扶贫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方法］由于外部性问题,政府行为对乡村旅游扶贫最终绩效具有显著影响,客观上要求政府给予相应支持和规范,以更好发挥企业的扶贫作用。以政府监管与企业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关系分析为基础,构建政府监管与企业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演化博弈模型; 从政府监管角度,模拟企业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演化博弈过程,分析影响博弈双方策略选择的相关因素,探索政府和企业的演化稳定策略。［结果］（1）政府监管行为对企业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策略选择具有显著影响,企业实质扶贫的策略选择取决于政府严格监管的强度。（2） 要保障企业长期进行实质性扶贫策略,政府的支持措施要有力度,并保持严格监管的强大压力,对虚假扶贫的处罚要到位,解决企业在扶贫中的盈亏问题。（3）政府要建立完善的扶贫过程评估机制和事后审计机制,有效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管理效率; 政府应发挥市场监管作用,保护良好的市场环境。［结论］（1）获取足够多的收益是推动企业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基本条件,而政府足够强的监管则是保障企业长期进行实质扶贫的关键。（2）针对企业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难点,政府要强化对企业参与实质扶贫的激励机制,加大对虚假扶贫惩处力度,培育企业参与的意识与能力,优化企业介入环境,以提升企业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效率。     

基于精准扶贫的安徽省乡村旅游驱动力分析

[目的]文章选取主成分分析法,首次对安徽省的精准扶贫的乡村旅游的驱动力进行分析,以期对安徽省旅游扶贫工作提供借鉴与指导。[方法]选择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和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结合SPSS22.0对安徽省基于精准扶贫的乡村旅游驱动力以及影响因子进行分析。[结果]基于精准扶贫的安徽省乡村旅游的主要驱动力是经济驱动、城市环境驱动和健康卫生驱动。其中空气可吸入颗粒年均值对于安徽省精准扶贫的乡村旅游呈负向驱动,乡村饮用水水质达标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乡村旅游扶贫政策性文件发布数量呈正向驱动,这几个因素是安徽省乡村旅游的主要驱动因子。[结论]今后安徽省基于扶贫的乡村旅游要注重乡村环境的维护、卫生质量的提升、设施设备的完善以及督促各地区政府对发展乡村旅游引起高度重视为入手点,着重提升乡村空气质量、饮用水水质达标率、卫生厕所普及率以及相关政策数量等,以促进乡村旅游在精准扶贫中的成效和带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