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财政货币政策在稳增长中的有效性？——基于沿海X省的实地调研

2023年以来,中国经济复苏的内生动力不足,存在负向产出缺口。为更深入地了解当前经济运行中面临的实际困难,发现宏观政策支持地方经济过程中遇到的堵点和问题,笔者团队对具有代表性的沿海X省进行调研。调研发现,X省经济增长主要遇到总需求不足和微观主体扩大再生产积极性不高等问题。为促进经济发展,X省出台了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但政策实施效果不及预期,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财政货币政策协同、促消费政策等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X省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及其财政货币政策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具有一定代表性。为此,本文基于调研一手资料从供需、风险防控、财政与货币政策等多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宏微观视角下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国际比较与研究述评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将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推到世界关注的前沿。美国、欧元区、日本与中国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了大量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政策实践,比较发现：就政策目标而言,各国财政和货币当局的政策目标一致性在危机期间得到增强,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实践提供了创新空间,中国在政策目标一致性上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就工具组合而言,美国和日本均进行了较高水平的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欧元区受制于单一货币和多元财政格局,政策协调在执行层面相对较弱,中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集中在业务交叉上;就传导机制而言,政策传导效率因各个国家的金融市场结构不同而表现不同。理论进展上,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研究在宏观层面集中于政策协调、债务快速增长下“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讨论,以及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失败的风险;微观层面表现在学术界对各国微观政策实践的绩效评估。宏微观结合看,理论研究存在三个新动向,即关注财政货币政策目标的不一致性,重视财政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的组合效应,以及强调财政货币政策效果的异质性分析。最后本文从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三个维度,展望未来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研究的可能方向。     

中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问题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当前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政策目标、政策工具、传导机制等方面协调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现阶段完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机制的政策建议,即建立和完善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机制,优化国家宏观调控体系;适度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领域;慎用财政化的货币政策,控制基础货币投入,通过市场约束防范金融机构风险处置中的道德风险;进一步加大投融资改革的力度,明确财政融资与商业银行融资的界限。     

试论财政货币双紧政策

财政货币政策作为需求管理的重要内容，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重要的调控手段之一；与财政货币政策有关的问题，也越来越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和焦点。 一、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 财政货币政策作为国家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工具，主要是通过财政收支活动与信贷收支活动从宏观上调节经济。     

“共同富裕”的宪法表达： 自由平等共享与法治国

共同富裕作为高度凝练的政治话语与崇高的道德理想,只有转化为宪法上的权利与义务,进而通过权利、义务与法治的法学话语,才能阐明“共同富裕”的宪法意义与价值,并从纷繁复杂的政治话语中看清共同富裕所蕴涵的宪法意义与价值。因此,共同富裕实现问题必须以宪法为总依据,以宪法上的权利、权力与义务为支撑,构建基本权及其限定的基本框架与方法。“共同富裕”之“共同”在宪法上是表达了全体公民人人平等的价值、原则与权利;共同富裕之“富裕”在宪法上的表达则是公民自由权的保障与实现;“共享”发展理念是实质平等原则的具体体现,共享就由执政党的主张或政策载入《宪法》进而成为宪法原则,借助宪法文本关于“社会主义”“人权”“平等”等宪法条款的规范体系解释,成为一种新型的人权即共享权。实现共同富裕,国家需运用税收、社会保障与财政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权力作再分配,因而这种再分配权作为国家重要的权力必须遵循均等化与法治化的原则,以此确保共同富裕实现方式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财政金融融合推进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落实的山东实践

基于财政和货币政策实施目标的一致性、作用机制的互补性和作用效果的协同性,人民银行分支行与地方财政部门加大政策融合力度,聚焦不同货币政策工具特征分类施策,推动相关领域信贷供需两端的高效匹配和政策的有效落地。实践证明,不同政策深度融合、协同联动,既能提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落地的精准性和高效性,也能相互拓展政策空间,增强宏观调控政策的系统性和有效性。     

“稳增长”与“防风险”双目标的宏观调控政策抉择

“防风险”和“稳增长”是当前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目标,为此,本文构建一个平衡兼顾双重政策目标的门限理论模型框架,基于反事实方法评估了动态平衡上述两大目标的最优财政货币政策组合。研究表明:(1)2008年以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表现出较强的稳增长政策功效,但国际金融危机后,政策取向更倾向于动态平衡“稳增长”与“防风险”目标。(2)财政政策对三部门杠杆的影响呈现显著增强态势,数量型货币政策效果则在经历“增加—下降”周期后趋于稳定,利率政策效果显著而且近年来呈现增强态势,由此表明利率的传导效果正在不断得以强化。(3)从反事实结果看,宏观调控的最优政策搭配抉择取决于政策当局在动态平衡不同目标中的政策取向,特别是,依赖于精准调控“稳增长”与“防风险”目标的偏好强度。     

宏观政策发力须解决好四个重要问题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非常复杂,宏观政策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运行变化趋势的重要变量。宏观政策发力须解决好“针对什么”“机理是什么”“底线在哪里”“着力点在何处”四个重要问题。从风险理论来看,财政货币政策发力应转向“风险管理”,财政货币政策要对经济风险、财政风险、金融风险以及通胀风险进行权衡,基于风险权衡,拿捏好政策实施的时度效,避免过犹不及。财政货币政策发力的底线在于通胀率,着力点在于修复资产负债表损伤。     

对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内在逻辑的思考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金融稳定在中央银行政策目标中的重要性再次得到强化。随着具有顺周期波动特征的金融市场和金融资产规模显著增大,金融管理政策需要更加关注金融稳定和系统性风险问题,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双目标”的重要性凸显出来。政策目标的变化相应要求优化和完善政策工具箱,需要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作为应对系统性风险的工具,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形成由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支撑起“双目标”的基本框架,共同维护好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在此框架中,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都不可或缺,须相互补充,形成合力,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政策效应增进效果。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有利于把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更好地结合起来,把维护经济稳定与促进金融稳定更好地结合起来。下一阶段应进一步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并完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协调配合的体制机制。     

“三农”现代化的财政治理之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贯穿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基本问题。“三农”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一方面，“三农”通过支撑国家财政，有力地推动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建设，推进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充分发挥财政制度优势，综合利用价格、财政补贴、税收等政策工具，助力“三农”走上现代化道路，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农”与国家财政相互支持、相互促进。面对复杂的国际冲突与国内经济发展的矛盾，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笔者从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共同富裕提供底线公平和内生发展动力、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支持农业绿色发展、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五个方面，探讨新时代财政治理助力“三农”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径。     

美国货币政策转向及其背后的逻辑

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对美国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为摆脱危机及刺激增长与就业,美国货币政策发生了五大转向:一是货币政策工具由“常规”转向“非常规”;二是货币政策内容由“有限”转向“无限”;三是货币政策职能由“支持经济”转向“服务财政”;四是货币政策操作领域由“金融市场”转向“实体经济”;五是货币政策效果由“降低风险”转向“放大风险”.美国货币政策发生转向有其背后的深层逻辑,即:美元霸权体系的存在-美国政府积累巨大债务-美联储对传统规则的突破-通过实施量化宽松将债务货币化.     

欧元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系和启示

欧元区成立之初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框架设计较为理想,也建立了相应的财政货币政策规则,但实践中却严重偏离最初的设定,形成“财政缺位、央行补位”“财政超借、央行超发”的局面。我国与欧盟财政体系有一定相似性,系统性回顾欧盟财政制度和实践,及其与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关系,对我国有重要借鉴意义：一是要理顺央地财政关系,防范地方财政风险向金融领域传导,倒逼使用中央银行“钱袋子”化解财政风险;二是可借鉴欧洲稳定机制,由部分地方政府共同出资成立危机救助基金,以便在风险暴露后及时自救;三是在优化结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要首先发挥财政政策作用,尽量避免使用中央银行“钱袋子”稳增长;四是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更好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效应对风险挑战。     

流动性过剩的对策

“流动性过剩”问题产生的主因在于内外不平衡的经济格局,而解决“流动性过剩”难题却不能依赖于单一的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目标主要集中在稳定币值、促进经济增长与就业以及平衡国际收支四个方面,《中国人民银行法》也明确我国货币政策目标是在稳定币值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增长。然而,最近几年尤其是在2006年,我国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宏观调控重心基本上集中在纠正不平衡的国际收支上,频繁出台的货币政策也主要是针对外部不平衡所引发的流动性过剩。2006年初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速高达19．2%,一季     

“不可能三角”不能作为中匡汇率制度选择的依据

“不可能三角”命题的含义 “不可能三角”公认的理论基础是蒙代尔一弗莱明(Mundell-Flemming)模型(以下简称M—F模型)。该模型在资本完全流动(full capital mobility)的假定前提下，说明固定汇率下货币数量内生于经济系统，受到国际收支的制约，货币政策不能作为反经济周期的工具；     

经济结构转型与“双支柱”调控框架

理解经济运行环境的变化才能更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中国经济在2012年前后迈过工业化的高峰期,家庭部门发生从制造到服务的消费升级,企业部门出现从资本密集型向人力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结构转型,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进程与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的经历高度一致。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传统资本密集型行业信贷需求大幅下降,新兴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信贷需求相对较低且在债务主导的金融服务体系中面临融资供给制约。由于市场内生的企业信贷供给和需求双双下降,总需求不足问题凸显。宏观经济稳定方面,宏观经济运行特征由此前的“易热难冷” 转向“易冷难热”,“债务—通缩”风险加大。这要求货币政策在执行中更加注重温和通胀目标,充分运用各种政策工具确保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金融稳定方面,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重点要与时俱进地调整。时间轴上要特别关注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下行叠加带来的系统性风险;空间轴上不仅要关注“大而不能倒”的系统重要性机构,还须加强“小广散”金融机构的稳定性,注重与其相关的风险传染。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学术镜鉴、政策应用与未来实践展望

本文首先系统梳理了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动态变迁与多元化发展进程,并在学术镜鉴与政策应用总结的基础上,重点展望中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未来实践方式。研究发现:第一,“大缓和”时期,货币政策更多关注“总量”问题,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基本能够满足宏观经济调控需求,“新共识”框架成为主流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第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各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问题相继暴露,货币政策的“定向”调控需求日渐明显,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陆续步入政策前台。第三,新形势下,货币政策当局应该在互补机制、使用频率和操作风险等方面探索中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机制。     

共同富裕视角下个人所得税收入再分配效应检视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习总书记再度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近年,我国高度重视收入再分配,并将共同富裕纳入了“十四五”规划。个人所得税作为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政策工具,对促进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但现阶段,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占比偏低、居民收入与税负不够匹配、税制设计缺乏弹性等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进而抑制个人所得税收入再分配效应的发挥。针对上述问题,文章进行了多层次剖析,并提出相关建议。     

绿色金融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现实挑战、逻辑进路与体系构建

农业绿色转型和农村生态宜居离不开金融的支持,绿色金融的快速发展为赋能“双碳”目标下的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了有力支撑。绿色金融通过赋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促进产业链价值链增值、均衡配置生态项目资源、提升数字化治理效能和乡村生态宜居质量,从而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然而,绿色金融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仍面临着区域间标准不统一、融资主体信用体系不完善、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工具单一、城乡绿色治理协同效益偏低、绿色产业联农带农作用有限等现实挑战。为此,应积极构建绿色金融赋能农业产业体系、绿色普惠金融服务质量监控体系、绿色金融区域协同管理体系以及生态价值经济补偿体系来有效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宏观审慎与货币政策双支柱框架研究——基于系统性风险视角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建立“宏观审慎政策专门盯住金融稳定目标,货币政策主要关注经济稳定目标”的双支柱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本文基于系统性风险视角,深入剖析系统性风险的累积和实现机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梳理宏观审慎政策实现金融稳定的有效性,以及货币政策对系统性风险造成的潜在溢出性。目前从系统性风险的时间维度探讨双支柱政策的研究已较为丰富,可以总结为宏观审慎政策的“逆周期调节”机制和货币政策的“资本缺口”机制。从系统性风险的空间维度探讨双支柱政策的研究,也即对双支柱政策如何作用和改变金融机构内部关联网络的研究正成为研究热点。本文从政策工具和影响机制上对空间维度双支柱政策进行了系统梳理。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对双支柱政策的制定提出如下建议:时间维度宏观审慎政策要关注并消除货币政策对时间维度系统性风险的溢出性,同时要加强空间维度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创新力度。     

试论我国财政、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核心的需求管理政策是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必然产物,也是现代商品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要求。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财政、货币政策都以货币为载体,通过对货币运动和价值运动的操作来组织和协调宏观经济运行。财政、货币政策之所以能成为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手段,一方面,是因为现代经济生活中的货币是影响几乎一切经济变量中的最重要变量,货币因而成为经济运行的粘合剂、起博器和“主动轮”;另一方面,货币不论是注入经济统系或流出经济系统。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由国家通过财政系统和银行系统予以控制,因而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使国家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手段进行宏观经济管理成为可能。所以,宏观需求管理的财政、货币政策就成为发达商品经济国家管理经济的主要的和能动的政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