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效率评价

“专精特新”企业是中国最具创新活力的中小企业代表，利用SFA模型从研发投入和成果转化两个阶段对中国“专精特新”企业的创新效率进行评价。结果发现：中国“专精特新”企业的创新效率在研发阶段约为0.565，在转化阶段约为0.470，企业间差距较小；研发阶段创新效率较高的企业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转化阶段则集中在新疆和辽宁，扶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可以成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防止“中部塌陷”的有效渠道；研发阶段创新效率较高的行业主要集中在教育、软件等行业，转化阶段则集中在水利、制造业等行业，这些是创新驱动“中国智造”的直接力量。     

“军转民”资金变化的特点及其趋势分析

当前,军民结合型经济机制以追求新技术、新科学的引进、突破和创新为动因,促使军工科技和产业结构向综合、开放式、集约型高技术层转化,军工产品向广泛围、精、尖的综合技术转化,军工企业经营方式向经营外向、开拓型转化,这样就导致资金结构,特别是银行信贷资金结构及其运行状态产生了诸多而深刻的新特点。 (一)“六五”时期及“七五”初期企业流动资金运行的特点     

“互联网+”赋能企业创新的异质动态效应研究——政府研发资助的调节作用

在国家推动互联网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关键时期,以政府研发资助为切入点,剖析政府应如何更好地支持企业践行“互联网+”创新战略。在阐释政府研发资助影响“互联网+”企业创新内在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06-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及门槛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互联网+”显著推动企业创新效率改善,而政府研发资助有助于强化这种积极影响;企业层面的“互联网+”创新溢出存在明显的政府研发资助三重门槛效应,只有当政府研发资助强度超越一定门槛条件时,才能最大限度地释放“互联网+”的创新溢出;政府研发资助调节下的“互联网+”创新溢出效应具有显著空间异质性特征,在不同空间层面上显现出差异化和动态化调节影响;现阶段政府研发资助对“互联网+”企业创新的正向调节溢出还相对有限,且实际调节效果具有差异化特征,表现为中部地区最为显著、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的阶梯状分布。研究结论可为新时代下构建时空分异的政府研发资助策略,进一步加快释放“互联网+”企业创新的溢出红利提供一定启示。     

“新经济”背景下提升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策略研究

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驱动力,是提高我国综合竞争力的主要路径,也是我国成为科技强国的重要支撑。"新经济"形势下,我国从以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为主促进经济高速增长向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变。现阶段,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较大,制约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引进技术的路径依赖、企业研发资金投入不足、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持有限、科技创新项目供给与市场需求脱节、自主知识产权保护与专利制度不完善、科技创新主体与投资方目标不一致。在"新经济"背景下提升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应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建立服务于科技创新的多元化融资模式、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市场化和产业化转化、营造鼓励创新的社会环境。     

金融化与创新战略激进度：基于创新位势的主体异质性视角

探索金融化与创新的良性循环机理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而理清金融化与企业创新战略决策的内在逻辑是把握金融资本与研发资本转化机制的重要切入点。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8年-2018年面板数据，基于创新位势差异的视角考察了金融化对于企业创新战略激进度影响和机制的主体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化通过数字化转型机制显著提高了“创新者”的创新战略激进度，知识产权壁垒对于金融化与“创新者”的创新战略激进度的正向关联机制具有显著的遮掩效应；金融化对于创新者创新战略激进度的促进作用在企业获得一定政策倾斜和选择较长研发周期的情境下更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相关研究的理论框架和逻辑维度，为打通资本市场与科技创新的良性循环、完善金融支持体系提供了政策参考。     

促进东西部教育经济均衡发展的"配位机制"研究

本通过对东西部教育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的研究，提出形成教育、科技和经济良性循环的“配位机制”，强调运用动态的“络合效应”和“反向激励效应”，同时驱动配位体系的各个要素，在“管理均衡”原则的指导下实现均衡发展。     

网络基础设施、知识溢出与城市创新——来自“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在实施“网络强国”战略背景下，以知识溢出为切入点，借助“宽带中国”政策构建准自然实验，考察了网络基础设施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效应与机制。研究发现：(1)网络基础设施具有明显的知识溢出效应，显著提升了本地的创新水平，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该结论仍然成立。(2)网络基础设施对城市创新的提升效应存在时间异质性，创新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先变大后变小，在网络扩张的第3年达到最大。(3)空间异质性分析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创新效应在东部、城市规模较大和交通基础设施较发达的城市更大。(4)网络基础设施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地区的创新水平也会产生正向影响，若不考虑空间溢出效应，则会高估网络基础设施对本地城市创新的提升作用。研究结论为新时代国家发挥“网络强国”和“创新强国”战略的“合力效应”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参考。     

创新价值链视角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以黄河流域为例

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将技术创新效率分为科技研发效率和成果转化效率两阶段,采用2005—2018年黄河流域73个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回归检验,引入技术密度作为门槛变量,探究环境规制对两阶段技术创新效率的区域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①黄河流域及中下游地区的环境规制与科技研发效率呈倒“U”型关系,上游地区环境规制与科技研发效率呈“U”型关系;②黄河流域及中下游地区环境规制对成果转化效率影响不显著,上游地区的成果转化率随着环境规制水平提升呈倒“U”型变化趋势;③黄河流域和下游地区的环境规制与科技研发效率存在技术密度双重门槛效应,其中,中游地区通过单一门槛检验,上游地区未通过门槛检验,而黄河流域和上游地区的环境规制与成果转化效率存在技术密度单一门槛效应,其中,中下游地区未通过门槛检验。     

科技成果转化的一种创新机制——发展与完善“官产学（研）”机制的对策研究

面临世纪之交,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科技进步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问题,就要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南京首先提出的“官产学（研）”相结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创新机制,已实施四年多,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已作了许多尝试,并取得了初步成效。现就此创新机制作以下论述。 一、“官产学（研）”机制的现状 “官产学（研）”是指政府以一定的组织形式介入,产学（研）联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机制,这是强调政府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中的主导作用。南京市科…     

研究生教育扩张、教育报酬与工资不均度——我国台湾地区的实证研究

本文探讨研究生教育扩张后,研究生教育报酬的组成与工资不平等的来源。本文设立大学毕业生与研究生两种劳动市场,并利用台湾"人力运用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实证发现,研究生教育扩张对于两类劳动报酬均有显著的正向效果。高等教育劳动的工资不平等主要是两类劳动的组内不平等所致;世代效应是各组工资分配不平等的主要来源,惟年轻的研究生世代之不平等效果已减低。基于分配平等的观点,研究生教育扩张于社会整体有利。     

台湾迈向科技创新的“三个转移”与制度安排

在影响科技创新的因素中,研发强度、技术创新主体和研发模式是三个关键因素。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大力推进研发强度由“低”向“高”、技术创新主体由“官”向“民”、研发模式由“单打独斗”向“群体互动”移位,企业创新能力有新的提高。本文主要分析台湾科技创新的路径、“三大转移”趋势与制度安排。     

政府创新补贴、知识存量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研发活动不确定性的分析与检验

对于政府创新补贴如何影响企业研发投入这一经典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本文在企业创新存在不确定性的前提下,建立了政府创新补贴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模型,具体分析了内在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存在从挤出效应转变为激励效应的知识存量“门槛”:知识存量较低时,政府创新补贴挤出企业研发投入;知识存量较高时,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激励效应。本文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和企业创新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验证了理论模型的结果。从门槛值分布来看,大部分情况下政府扶持补助能够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动;企业的技术水平越高,知识存量的门槛值越小。     

科技创新：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

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是要依靠科技创新,加大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通过树立科学的科技创新观,启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思想引擎”;加大政府的扶持引导,构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制度屏障”;强化企业的科技研发与转化主体地位,建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刚性要件”;提高研究开发机构的研发能力,打造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科技利器”;培育和完善市场运行体系,编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活跃网络”;提升科技创新的环境保障水平,搭建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可视化平台”,从而逻辑地形成“思想引领—研发支撑—企业主体—市场规范—政府推动—环境保障”这样“六位一体”的科技创新推动机制,这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所在.     

新型研发机构中的公共属性与市场属性

近年来，新型研发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快速发展，成为促进区域创新的一支重要科技力量，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认识新型研发机构的本质属性是促进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重要前提。文章以“政府-市场”关系作为切入点，从“新型研发机构的诞生背景”“创新链与创新资金链”“公共属性与市场属性的内容”3个维度立体化理解新型研发机构的公共属性与市场属性，结合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的探索实践理解其二元属性，并针对“科研活动”“创新链条”“体制机制”3个方面提出平衡二元属性的对策建议。     

新型研发机构在产学研深度融合中的作用探析——以瑞士比尔创新园为例

长期以来,在传统的科研管理体制的影响下,产学研管理体制不健全、合作行为短期化和形式化等问题严重制约了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推进。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加速推动“科学”向“技术”转化,对科技治理体系形成一系列新挑战。为了跨越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创新的“死亡谷”,国外创造性地发展了一批各具特色的新型研发机构,这些机构已经成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重要平台和成果转化的关键支撑。本文剖析了构建新时代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现实路径,在成功借鉴瑞士比尔创新园全链条创新服务模式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推动新型研发机构建设的对策建议。     

混合股权下的企业创新策略选择：“协同增效”抑或“掣肘减效”？

混合股权能否提升企业的创新质量与企业创新策略的选择关系密切。利用2004—2017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基于异质性股权混合后对企业创新的“协同增效”与“掣肘减效”效应,验证混合股权对企业创新策略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混合股权通过“协同增效”效应影响企业创新策略选择,即混合股权能够促进企业创新,且在混合股权作用下,相较于策略性创新,企业更偏向于选择实质性创新。使用滞后变量、Heckman检验、PSM、PSM-多期DID、替换变量及更换数据库后,结果依然稳健。以上结论从策略选择视角为现阶段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企业创新质量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制定参考。     

创响“创业江苏”的十年探索与启示

创新激情燃烧，创业梦想绽放。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江苏通过创办科技创业大赛，把创新与创业有机地结合起来，最大限度释放创新与创业的叠加效应，探索以科技创新引导人才创业、以人才创业促进科技创新之路。省科技厅、省委人才办、省委宣传部等10多家单位联合举办“创业江苏”科技大赛，使创新与创业在大赛的平台上“嫁接联姻”，大赛活动与科技部等单位举办的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有机结合，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创新与创业互动并进的实践探索。     

金融集聚对高技术产业两阶段创新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2009—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从阶段异质性视角出发,分析金融集聚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是金融集聚推动了高技术产业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阶段的创新,且这种提升效应具有行业异质性,银行业集聚和保险业集聚对高技术产业两阶段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二是机制检验发现,金融集聚能够通过创新资金投入和人力资本结构演进两种途径促进高技术产业两阶段创新,且创新资金投入为“优势路径”;三是拓展性研究发现,在技术研发阶段,金融集聚的“极化效应”仍占主导地位,无法促进近邻地区技术研发创新;但在成果转化阶段,金融集聚已经跨越了“极化效应”,在金融中心成熟后金融资源达到了有效的溢出,反哺临近地区创新的“涓流效应”开始体现。文章的研究明确了金融集聚与高技术产业两阶段创新的关系,对中国正在推进的金融中心建设和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RCV框架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瓶颈分析

长期以来,科技成果转化被认为是高校科技创新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基于RCV框架分析发现,现有体制下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在3个维度上都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指出虽然以往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政策众多,但基本呈“头重脚重中间轻”,即高校前沿技术研发（头部）与技术最终商业化（脚部）之间存在一大段政策空白。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通过政策设计重点解决高校科技研发到成果最终商业化的“接力”与“协同”问题。因此,在高校内部,可对评价机制和职务科技成果所有制进行改革探索。一方面设置开发研究高级职称,另一方面赋予科研团队应有的职务科技成果知识产权,以充分激发高校科研团队进行成果转化的内生动力;在高校外部,可通过结合市场实际情况培育一批致力于中试的企业或机构,对高校非成熟前沿技术进行接力研发,进而有效解决产业链与技术链协同问题。     

“四维”创新体系协同与地区经济增长质量

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依赖于多主体参与、高效协同的创新体系。在开放经济的背景下，全球化进程拓展了创新主体参与国际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国外”维度理应被纳入至创新体系分析的维度中。基于“政府、产业、科研机构和国外”四维视角，利用信息熵算法和中国科技企业活动数据，本文构建了省级层面创新体系协同度指标，并计量分析了地区创新体系协同度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提高创新体系协同度有助于提高地区经济增长质量。而在二维主体协同创新中，过度增加政府的参与度可能会阻碍创新体系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此外，创新体系协同的增长效应主要通过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和增强知识创造和转化两个机制实现；协同度的边际增长效应随着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而递减；较差的市场体制环境则会弱化协同创新的促进作用。以上结论对当前中国弥补创新体系机制建设短板和政府职能转变优化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