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共生论:数字时代的新管理范式

数字时代管理实践中的无限链接、动态协同、范围经济、不确定性等特征向现有管理理论提出了巨大挑战,实践界需要新的"范式革命"来帮助组织有效地应对数字化。为了解读数字时代组织面临的新困惑,帮助企业应对数字时代的新挑战,本文提出了协同共生论。协同共生是指组织共生单元通过主动寻求协同增效,实现边界内组织成长、跨边界组织成长和系统自进化,进而达到整体价值最优的动态过程。协同共生的本质是从无序到有序,协同共生论就是用于引导共生单元实现整体价值最优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即通过协同共生效应、架构、管理模型及价值重构关键要素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帮助企业实现边界内组织成长、跨边界组织成长、系统自进化,进而达到整体价值最优。本文提出组织内共生、组织外共生及组织内外共生等三种共生态结构,并探讨了实现三种结构的机理、要素、模型与情境条件。"协同共生论"作为协同逻辑、共生状态的有机融合,为探索数字时代的组织和管理理论提供了新的可能。     

“产业共生”是高新区的发展方向——关于国家高新区未来发展及招商引资的思考

"共生性"是指集群内众多企业在产业上有关联性,能共享诸多产业要素,包括专业人才、市场、技术和信息等,尤其是有互补关系的产业可以产生共生效应,从而使集群内企业能够获得内部规模经济、内部范围经济、外部规模经济、外部范围经济的双重效益. "产业共生"即某个领域内相互关联的企业在一定区域内聚集,上游企业的生产副产品可以作为下游企业的生产原材料,将产业体系打造成为各种资源(能源、水和原材料)循环流动的闭环系统,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保护生态环境.     

区域协同发展政策对要素流动与配置的影响：京津冀例证

要素在区域空间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保障。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使用2010—2019年京津冀区域内城市和周边参照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系统考察区域协同发展政策对要素流动与配置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区域协同发展政策具有显著的要素流动促进效应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与对照组相比，京津冀区域内城市的要素流强度和全要素生产率经历了更高水平的增长，基于多种方法和策略的再检验佐证了增长效应的稳健性；比较不同类型城市的政策效应发现，区域协同发展政策对中心城市、功能转移城市和轴带发展城市的要素流动促进效应更强，城市规模较小、科技水平较低、基础设施不完善会掣肘区域协同发展政策的推进；区域协同发展政策通过资源高效配置、规模报酬递增与前沿技术进步三条路径，推动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应加大区域协同发展政策的实施力度，探索建立城市群全域要素流动的机制，促进生产要素空间配置优化，推进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形成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共生理论视域下都市现代农业发展策略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都市现代农业的转型发展是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心城市发展农业产业的重要方向,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新动能,是协同推进高质量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文章以共生理论为依据,从"成都—西控区"共生系统入手,探讨都市现代农业实现城乡互利共生的作用机制,总结成都市都市现代农业的发展经验。研究发现:成都市都市现代农业发展在提升农产品质量、发挥农业多功能性和带动农村经济以及农民收入增长方面卓有成效,有利地推动了乡村振兴,但是仍面临产业转型升级难度大、三产融合形态单一、城乡要素流动受阻等难点。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产业绿色化、农产品品牌化、完善基础设施、强化主体培育、健全长效机制等促进中心城市都市现代农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研究——来自京津冀城市群的经验证据

绿色发展是推进京津冀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举。文章基于2006—2019年京津冀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实证分析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在正、负外部效应双重作用下，产业协同集聚对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倒U”型影响，同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该影响效应存在产业异质性，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强的作用效果以及更高的拐点值，且产业协同集聚能够通过绿色技术效率及绿色技术进步“双引擎”作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可为如何依托产业协同集聚促进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产业集群助推四川县域经济发展

产业集群具有聚集效应、共生效应、协同效应、激励效应与晕轮效应,是当今产业组织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县域内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会有效地组合区域内的经济与社会资源,增强区域经济的竞争力。引导和培育县域经济产业集群发展,将是“十一五”期间推动四川省经济快速协调发展的重要措施。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长三角一体化：基于实体经济与金融业协同发展的思考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都是国家战略,两者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示范作用。金融本身不创造价值,其收益来自实体经济,其作用在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体经济与金融业协同发展,能够将实体经济与金融业相互争夺利益的"零和"游戏局面,转变为互利共赢关系。扎实的实体经济是金融中心建设的基础,实体经济的发展可以完善金融中心的功能,由实体经济带动的金融中心更加持久稳定,在长三角一体化过程中,实体经济与金融业协同发展能更好发挥规模经济,能构建更加完善稳定的产业链,发挥产业间的互利效应,发挥产业内的集聚效应。建议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以及长三角一体化过程中,以实体经济与金融业协同发展为本,以制造业与金融业协同为先,肩负起产业和区域经济稳定器功能,成立长三角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标准化战略与创新的互动研究——基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

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来看,以标准化战略促进创新的主要机制性梗阻为切入点,基于系统内各要素及规则制度的互动关系,构建标准化战略助力创新发展的理论框架,并厘清作用路径.研究发现:面对知识流的转化梗阻,构建标准化知识链牵引创新主体联动,以实现知识共创过程的自组织演化;面对资源流的匹配梗阻,布局标准化平台带动创新资源流通,为产业技术研发的多样性共生提供基础;面对政策流的扩散梗阻,供给标准化制度促进创新环境协同,面向各主体间价值创造的开放式协同.     

特大城市新旧城区产业协同发展的动因与作用机制——以南京为例CSSCI

城市新区与旧城的产业要素优化整合,是特大城市新旧城区联动发展的核心内容,对城市整体产业经济竞争力提升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论文以协同学理论为基础,探讨特大城市新旧城区产业协同发展内涵与构成要素,分析其基本动因,即经济空间联动、产业价值链转移和产业组织结构优化;以此为基础,从产业布局统筹、产业规划互动、产业功能协作与产业利益协调等四个方面,论述特大城市产业协同发展的作用机制。以南京市城市发展的实践作为案例分析,探讨南京市主城、副城与新城的产业功能空间要素协同运作的基本现状,分析其实践的基本动因与作用机制,提出南京新旧城区产业协同发展机制的优化路径,即统筹产业空间布局规划、协调城区产业经济利益、政府-市场作用互动、打造新旧城区产业利益共同体。     

发展生态经济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研究——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重要特征,二者相辅相成。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经济理论为指引发展生态经济,是推进二者协同共进的重要路径。发展生态经济是践行“两山”理论、以绿色发展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同时,彰显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生态意蕴。它以推动自然生态要素参与生产和分配为主抓手,有利于发展生态生产力、改善生态经济领域生产关系,提升富裕程度和共享水平,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促进作用。新时代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大力推动生态经济建设,依靠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实施区域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因地制宜探索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模式,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为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开拓新路径。     

让民营企业活起来

在我国即将加入WTO的新形势下,由于近年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其地位已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益“补充”转变为“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对入世的关切程度相当高。 一、当前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 第一,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国民营经济先后经历了从禁止到限制到有益的补充又到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个不同阶段,发展势头甚为迅猛。据     

"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是客观趋势--对机构改革的一点认识

机构改革“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是一种客观趋势。以往的机构改革的决策并没有以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为出发点,其结果必然不理想。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的现实需要,决定了“吃皇粮”的人数必然同步增加。     

中小型外贸企业跨国经营探新路--江门中裕摩托集团有限公司若干做法与启示

当前众多中小型外贸公司正在寻找生存与发展空间，中裕公司原是江门市区属国有外贸企业，利用入世前后几年的时机，调整发展战略，改革体制，大力开发人力资源，研发出拥有知识产权的有国际竞争力的“拳头”产品，迅速在海内外市场找到了定位，站稳了脚跟，正在迈向“造中国最优质摩托，创世界最优秀品牌”、组建跨国公司之路。这是外贸公司发展的新路向之一。道路并不平坦．企业要奋斗，更需要社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来培育跨国公司。     

湘鄂渝黔边区旅游协作开发

湘鄂渝黔边区旅游资源丰富,生物种类繁多,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民族风情浓郁,被称为"中华旅游第一走廊区".但边区的旅游优势资源,还未被开发利用,如何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是边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边区旅游协作开发战略,应建立旅游合作协调机制,培育边区旅游产业协作圈;联手规划,整合发展;构筑边区人才资源共享平台;拓宽投融资渠道,加大对旅游业的投资力度.     

国企民营化要坚持正确的方向--柳州市宏华生物发展公司改制后的调查

以柳州市宏华生物发展公司为例,阐明中小国企民营化必须从着眼于发展、职工当家作主、回报社会、加强党的领导四个方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从网络技术网络经济的演进

社会经济发展对信息通信服务提出了多元需求,使网络技术应运而生。网络技术的出现实际上是计算机、通信、网络、新材料等技术的综合集成。在社会需求的拉动下,网络技术的创新通过集聚被迅速扩散,目前,它所涉及的领域已越来越广,几乎覆盖了社会的各个领域。网络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率不断提高的同时,带来了一种新的网络经济现象,产生了许多新的经济特征和定律,逐步出现了网络时代的新经济理论,描绘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     

对广西"十五"最后冲刺及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思考

2004年，广西实现了经济发展“三突破”目标，提前一年实现了“十五”计划。在新的一年和即将到来的“十一五”期间，广西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继续鼓劲奋进。要认真总结经验，研究问题。进一步开阔思路，制定好科学规划，力争再创佳绩。     

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推进广州赶超战略

本文对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推进广州赶超战略问题进行了分析，广州市一方面要纵向分工关系中尽量走向横向合作；另一方面要在承接转移的过程中推进赶超战略。     

会计计量观的发展——公允价值

本文将“融合理论”作为会计计量的理论基石 ,分析历史成本的优缺点 ,及通过对会计理论及实践的分析 ,提出公允价值是会计计量属性 ,也是一种计量观念。     

The logic - and limits - of Chinese socialist development

In many ways 1949–1955 was a golden age of Chinese socialism because progress in cooperation was achieved with minimum violence. When the pace was forced after that, peasant mistrust grew. Successes in the Great Leap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ere short-lived, illusory, or at best in the earlier period there were fewer zig-zags in ideology and in economic policy of the sort which came with the Great Leap. However, wild swings of this kind are apt to divert us from the continuities which come out of the power structure, the class structure and the decision to promote a rapid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These include the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y; economic planning; expanded state welfare functions; the effort to avoid foreign dominance; elimination of exploitation and of certain kinds of social inequalities. The limits to socialist development appear to be set by the size of agricultural surplus that can be extracted without exacerbating tensions and the high rate of investment that industrialization requires. On the political front, the limits are set by peasant attitudes to government policy, the power of structural hierarchies (and their associated vested interests) and excessive Party interference in areas of social life best left to more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