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循环经济绩效——基于动态广义空间模型的分析

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功效系数法测算出2007～2016年中国省域循环经济绩效值,并基于动态广义空间模型,检验了中国式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对循环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式财政分权对循环经济绩效的影响为负,且这种负向影响通过区域间的"空间溢出"作用进一步导致循环经济绩效的下降;地方政府竞争对循环经济绩效的影响呈倒"U"型曲线特征;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竞争的交互作用对循环经济绩效的影响在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中并不稳定。最后,本文就如何提升循环经济绩效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层分权改革的增长绩效——基于浙江省强县扩权改革实践的经验考察

近年来，通过扩权推动县域经济增长已成为我国基层分权改革的一个普遍做法。本文利用差分内差分方法，基于浙江省第三轮分权实践对新一轮分权改革的增长绩效进行了严谨的社会科学检验。结果表明，浙江省选择性分权改革策略的增长绩效并不明显，县市经济增长依然对传统要素保持较高的依赖，这种依赖主要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在分权改革前后呈现明显增长，建设型政府特征在改革后依然非常突出。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在于，分权缺乏必要的改革配套，急功近利的色彩较为浓重。     

中国式分权下的FDI竞争与环境规制

中国式分权的独特内涵在于经济分权同政治集权的紧密结合.本文在此背景下系统地考察了环境规制与FDI流入间的关系,并利用1994-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推断进行了计量检验,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政治集权下主要基于经济绩效的地方官员考核制度决定了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具有"重经济绩效、轻公共服务"的特性.经济分权下的地方政府为最大化目标函数将有动机以放松环境管制为手段来吸引更多的FDI流入.这提醒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中国式分权对地方政府治理结构的影响.     

财政分权、金融分权与经济结构性失衡

本文基于中国式经济分权的大背景研究经济结构性失衡问题，在分析财政分权与金融分权影响经济结构性失衡的作用机制、提出研究假说的基础上进行实证验证。本文主要结论如下：相比于财政分权，金融分权变化导致的经济结构变动更大；金融显性集权会显著改善经济结构，财政分权与金融隐性分权则相反。考虑财政金融联动特征后，本文还发现，金融隐性分权在财政分权影响经济结构性失衡的机制中起负向调节作用，财政分权与金融分权需互相配合才可达到缓解经济结构性失衡的效果。     

关于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研究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陆续开展了财政分权理论与实证研究,由于财政分权已成为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措施,特别是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国家,多数都想依靠财政分权来促进本国经济增长,中国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体现了财政分权的过程.本文从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的涵义入手,通过分析两者的作用机理,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简要阐述.     

财政分权背景下的经济增长质量地区差异 ——基于系统GMM及门槛效应的检验

财政分权在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基于此背景下,本文选择我国29个省(市、 自治区)2000~2015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和门槛面板模型,对财政分权与我国经济增长质量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一是财政分权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会因地区发展的差异性而表现出不同的促进效果;二是财政分权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最后,针对上面结论,得出继续强化地区财政分权力度是实现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重要启示.     

中国式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中国式分权的最大特点是在经济分权的同时保持大的政治架构不变。本文将探讨在中国式分权的制度安排下,我国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如何发生扭曲,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过去30多年,中国社会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主要表现为城乡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本文将以广东省为例,通过理论模型推导和实证检验中国式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财政分权本身有利于促进城乡收入差距收敛,但内生于晋升锦标赛模式的以经济绩效为主的考核体系扭曲了地方官员的激励和行为模式,这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利维坦假说”、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规模膨胀——来自1998-2006年的省级证据

本文在"中国式分权"的背景下,从"利雏坦假说"出发,探索了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及其主要支出项目与财政分权之间的理论关系,并通过计量模型检验得到了两个主要结论:第一,财政分权推动了地方政府规模扩大,"利维坦假说"在中国并不成立;第二,财政分权对经济建设支出规模的推动力最大,对公共服务规模的作用次之,而对政府自身消费的推动力最小;并尝试性地给出了遏制政府规模扩张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土地财政与环境污染——基于中国式分权的博弈分析与实证检验

以中国式分权为视角,运用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对土地财政引起环境污染的直接效应及环境规制效应进行分析,并利用中国2000-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动态面板计量经济学模型,采用系统GMM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土地财政规模扩张直接加剧了环境污染;低水平的环境规制会刺激土地财政规模扩张而加剧土地财政的污染效应;经济增长、城市化、能源效率等也是影响环境污染的因素.     

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概览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迅速增长,越来越多的学者围绕财政分权问题展开了研究。对财政分权的基本理论以及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进行综述,并得出了若干启示。     

农地制度变迁与农业经济绩效——一个权利管制放松的理论视角

从产权管制放松的视角理解中国农地制度变迁,构建关于农地产权管制放松的博弈与经济效应模型,并运用1958—2011年间的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反历史假设计量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国家管制农地产权产生租金耗散,农民因此寻租,从而获得农地的剩余索取权。从人民公社体制到家庭承包体制的农地制度变迁使得农地剩余索取权从国家手中转到农户手里。农民的务农积极性和农业边际产量因而提高,过去的农业资源低效配置状况从而得到改善,最终表现为农业经济绩效的提高。因此,中国的农业经济增长源于国家对农地产权管制的放松。     

农业用水、产业结构变化与河南省农业经济增长——基于VAR模型分析

文章通过建立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方法,实证检验了农业用水量、产业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影响关系。结果表明:农业经济增长对农业用水量的动态影响产生正面效应,而农业用水量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产生负面效应;产业结构变化对农业用水量的动态影响产生负面效应,而农业用水量对产业结构变化的动态影响产生正面效应。农业用水量对农业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变化的预测方差分解的解释贡献度远远低于农业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化对农业用水量的贡献度。     

财政分权、经济增长与外贸依存度——基于1978-2007年我国改革开放30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根据我国1978-2007年的数据,运用协整、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研究了我国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对外贸依存度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在长期内,财政分权会提高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而短期内财政分权对外贸依存度的作用不显著;以人均GDP衡量的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可提高外贸依存度水平,而在长期中却会降低外贸依存度。分析表明,财政分权引致的地方政府为经济增长而产生的鼓励FDI和出口的激励,经济增长及其促成的FDI及贸易升级、产业结构调整、内需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是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和外贸依存度之间动态关系产生的内在逻辑。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有了极大发展。本文回顾了这一新理论区别于传统理论的特征，以及将其用于经济增长研究得出的新发现和主要问题。在此类研究中，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绩效，一方面为回答“财政分权是否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经验研究依据，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制度设计对财政分权效果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判断，这与国内一些研究得出的结论有相似之处。这些研究成果对我国未来的中央一地方财政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财政分权影响中国经济绿色增长吗?

基于2003-2017年285个城市面板数据,利用非径向性方向距离函数和共同前沿方法测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并利用动态空间模型实证分析财政分权对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途径.结果 表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呈现出明显的时间异质性和空间异质性;财政分权显著有利于经济绿色增长,且这种影响存在明显的城市类型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财政分权通过增加研发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经济绿色增长,但与此同时,财政分权引致了规制竞争和市场分割,抑制了经济绿色增长.     

我国区域能源消费、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Apergis and Payne(2009)提出了能源消费与经济发展的四大假说,即增长性假说、保护性假说、反馈性假说和中性假说,认为不同国家和社会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单向因果关系、双向因果关系或弱相关关系。Grossman and Krueger(1991)提出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假说认为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本文以上述假说为理论依据,将能源消费、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纳入到一个整体的框架之中进行静态理论分析,并利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各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对各区域内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越过ECK曲线的拐点,处于EKC曲线的第Ⅱ阶段和第Ⅲ阶段;而我国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处于EKC曲线的第Ⅰ阶段;(2)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在逐渐摆脱对能源的依赖,而能源消费仍然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3)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西部地区得到了更为显著从而实现西部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中国式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支出

中国式分权的特殊性集中体现在经济上的分权与政治上的集中管理体制的紧密结合。中国经济改革始终围绕着如何在垂直的政治治理体制下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分税制改革以来,虽然政府间财政收入划分相对清晰,但支出责任并没有被正式划分。中国地方政府支出也因此表现出一些值得关注的特点,并给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带来风险。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层财政分权测度与增长效应重估

本文对基层财政分权的研究,首先从测度指标上进行了改进。通过创新和全面设计七项分权指标,实证分析了不同分权指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进一步估计了"省直管县"财政分权改革的经济效应。本文的研究支持了制度内收支分权和自主权提高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但从全口径角度测量的分权指标对经济增长的效果不佳。因此,赋予县级政府制度内财力和自主权、加强对县级政府非预算融资的约束、将"省直管县"纳入财力与事权匹配的新型财税体制的改革已是当务之急。     

税收竞争、财政支出压力与地方非税收入增长

继"税收超经济增长"之后,地方政府非税收入规模的超常增长已成为新的财税研究热点。本文以此为分析对象,在中国式分权模式下构建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决策模型,探讨地方税收竞争、公共支出压力与非税收入增加之间的内在关系,继而利用2000—2011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验证相关推论。结论表明,政府间税收竞争强度、以及地方财政支出压力的增加,均会导致非税收入规模的扩大;而通过提高财政收入分权水平,提升地方收入自给率,则能够抑制地方对非税收入的依赖。最后,本文就合理管控地方非税收入规模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中国财政分权制度与地区经济增长

中国财政分权制度是财政体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经济的转型需要充分发挥财政的作用,然而一直以来理论研究都认为财政分权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大,随着近年来财政分权制的实施,很多地方的经济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因此财政部门要加强财政分权的制度建设,通过财政的力量来缩小地区间经济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