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生态补偿标准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以江西省瑞昌市为例

森林生态补偿是生态服务市场化的关键问题,也是目前研究的热点问题。对生态补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补偿标准的制定、标准制定的依据、标准制定的合理性等问题的讨论上。本文主要通过对江西省瑞昌市的调查分析,探讨森林生态补偿标准制定的影响因素,以期为科学制定森林生态补偿标准提供依据,也为类似标准的制定提供参考。     

应用意愿价值评估法,科学制订生态补偿标准

本文系统梳理了生态服务及其价值评估、支付意愿与补偿标准之间的理论联系,分析了当前生态补偿实践中存在的理论误区,指出充分考虑利益主体的意愿是科学制定补偿标准的必要环节,意愿价值评估法的应用将增强我国生态补偿标准的科学性。最后,提出了该方法在生态补偿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研究方向。     

我国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标准量化研究——以湖南湘江流域为例

我国流域上游地区为保护水资源生态环境,实施严格的源头控制,并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经济发展,因此,亟待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流域生态补偿是以水资源作为流域生态系统的重要控制因素和补偿载体,通过水资源能有效转移上下游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本文以湘江流域为例,从生态建设与保护成本分析法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两种方法出发,对湘江流域生态补偿标准进行量化,得出制定科学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应凸显水资源价值,依据地区差异实行差异性补偿的结论。     

生态功能区域农田生态补偿的农户受偿意愿分析——以湖北省麻城市为例

以湖北省麻城市为实证,基于农户的受偿意愿,综合考虑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损失,确定出农田生态补偿额度,在此基础上,通过Tobit模型检验影响农户受偿意愿的相关因素,结果显示:1在对保护性耕作有经济补偿的前提下,分别有84%和70.67%的受访农户愿意减少化肥和农药施用量;2随着化肥、农药的减少比例从10%增加到50%,农户的受偿额度分别由1 125元/hm2·年、3 600元/hm2·年增加到7 250元/hm2·年、9 815元/hm2·年,农户的机会成本分别由688元/hm2·年、2 808元/hm2·年增加到6 298元/hm2·年、9 321元/hm2·年,且在同等减少比例下,农户对农药减少的机会成本和受偿额度都要大于化肥减少的机会成本和受偿额度;3家庭农业收入占比、对农田生态环境的认知和改善农田生态环境期望指数对农户减少化肥施用受偿额度有正向显著影响,而年龄和家庭年现金收入有负向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距离城镇的远近和改善农田生态环境期望指数对农户减少农药施用受偿额度有正向显著影响,而家庭年现金收入有负向显著影响。     

森林生态补偿的新视角:生态资本理论的应用

森林作为一种重要的可再生资源,在涵养水源、防风固沙、调节气候、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旨在解决森林生态服务的公共物品属性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森林生态补偿已在我国开展多年,并取得了显著成绩。然而,森林生态补偿不应仅仅看作一种纠正外部性的手段,还应从生态资本的角度,探讨森林生态补偿的战略意义,充分挖掘森林生态补偿在保障森林生态服务总量不减,增量增加层面的价值。     

森林旅游生态补偿的机制与对策分析北大核心

文章在对森林旅游生态补偿构成要素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通过生态补偿同时兼顾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具体机制。研究发现,对于森林旅游而言,其生态补偿主要是由利益相关者、补偿标准、补偿方式和绩效评价四个要素构成,这四个要素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通过政府主导机制、自我补偿机制、区别奖惩机制和循环反哺机制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构筑起森林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坚强基石。     

流域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受水区郑州市为例

基于支付卡式(PC)条件价值法(CVM)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受水区郑州市进行问卷调查,利用Tobit模型考察了受水区居民使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水质和水量生态服务的支付意愿(WTP)。结果表明:在302个有效样本中,受水区居民具有正支付意愿的比例为84.44%,其中89.8%的居民支付意愿值为10元/月及以下。根据两类WTP评估方法得出的郑州市居民支付意愿为5~8.09元/月。居民异质性是支付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收入水平、教育水平、年龄和偏好的影响显著;从居民对水源产权的认知看,受访者默认拥有清洁水源使用权,支付意愿决策具有较强的自利动机;从居民支付意愿决策背景看,水量和水质变化影响了居民的效用水平,从而改变了居民参与流域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应建立生态服务使用方直接参与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根据受水区居民真实支付意愿对水源区进行生态补偿。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池塘养殖生态补偿政策研究——以上海地区为例

作为改善因经济社会发展而被破坏的生态环境的一种手段,生态补偿受到了广泛关注。但综观国内外现有成果,对于水产养殖生态补偿问题的研究还较少。文章基于对上海地区池塘养殖生态服务价值的评估结果,分析了进行此类生态补偿的必要性,并进而在阐述其生态补偿目标及原则的基础上,针对池塘养殖生态系统的不同类型的生态服务,从补偿主体、补偿客体、补偿方式以及补偿额度等方面讨论了其补偿机制。研究认为,对于不同类型池塘养殖系统的生态服务,需采用不同的生态补偿机制:(1)对于市场上可以实现的价值,应通过建立有效的市场机制予以补偿;(2)对于空气调节、气温调控等非市场价值,则应在确定服务受益者及提供者的基础上,通过不同层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予以补偿,具体补偿额度建议为:空气调节服务约5800 CNY·hm-2·a-1,气温调控服务约20 000 CNY·hm-2·a-1,而对于水产污染成本,则在污染权被界定给养殖生产者的情况下,要消除养殖产生的面源污染,养殖生产者需获得大于2000 CNY·hm-2·a-1的补偿额。     

煤炭资源开发生态补偿研究——以内蒙古为例

煤炭资源开发会导致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不利于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当前我国煤炭资源开发生态补偿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文章以内蒙古为例,提出完善生态补偿的策略,从而为我国煤炭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提供一定的支持。     

农地价值与农户福利补偿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本文引入C-D函数并概括地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引致武汉市农地价值形成变化的各主体的主要投入,阐明了农户投入农地所应获得的贡献值与农户实际收入之间的差额,并据此估算了应给予农户的农地福利补偿,最后对有关结果进行了分析讨论。     

草原生态补偿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以呼伦贝尔草原的实践为例

草原生态补偿是促进农牧民增收和草原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该机制的建立,从制度上可以保证农牧民的生计,从行为上可以引导农牧民调整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实现草原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草原生态补偿应落实好草原承包制度,要充分考虑到合理载畜量,在补偿方面以草畜平衡、管护、燃料替代等方面为重点,逐步建立和完善草原生态补偿制度体系。草原生态补偿体系在完善过程中要重点抓好落实草原保护制度,加强后期保护工作力度;积极推行草畜平衡制度,严格控制载畜量,限制超载放牧,规范草地利用制度,保护草原天然植被;加大草原地区投资力度,保障草原地区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建立健全草原监理机构,依法行政保护草原资源;强化牧民的草原环保意识及其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训。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下的新安江跨界生态补偿标准设计

论文讨论了跨界生态补偿由损害补偿向保护补偿转变的"反向补偿"机理,构建了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跨区域生态补偿理论框架。研究表明,理论上流域生态横向补偿标准设计应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支持、调节、文化四大功能,同时兼顾区域生态共同体思维,利用支付意愿、支付能力两调节系数进一步确定补偿款项的转移额度。新安江补偿案例研究结果说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的补偿标准在跨区域生态问题上能够有效弥补跨区域补偿力度不足的问题,厘清损害补偿如何向保护补偿演化的路径,促进地区间平衡发展,完善生态补偿经济学公平理论,并为政府制定全国统一的跨界生态补偿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数据。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广东山区生态补偿问题的探索——以广东粤北韶关山区典型生态补偿为例

本文分析了韶关山区生态屏障作用的不可替代性和山区生态的脆弱性,韶关山区生态补偿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提出了建立合理的山区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生态友好型社会的建议,通过生态补偿发挥生态屏障服务广东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发展山区经济,保障山区生态系统健康发展,提高广东在全国生态社会建设领域的影响力和引领作用.     

流域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湘江流域长沙段为例

以湘江流域长沙段为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CVM调查数据对流域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以＂外部特征＂、＂现状评价＂、＂心理特征＂取代传统研究的＂个人社会经济特征＂作为＂支付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更具全面性和解释力;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比传统回归模型分析更具整体建构性和优越性;居民的支付意愿不仅取决于外部条件和现实能力,也取决于居民的心理特征。     

城市饮用水水源地生态补偿标准测算与资金分配研究——以广东省东江流域为例

生态补偿作为解决城市饮用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协调保护方和受益方利益冲突的重要手段,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其中补偿标准是决定生态补偿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环节。选取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广东省东江流域作为研究对象,在总结分析现有补偿标准的基础上,运用生态保护成本法和条件价值评估法,分别从流域水源地保护方和下游受益方的角度对东江流域生态补偿标准进行测算,并依据下游用水量对补偿金进行分摊。通过测算,广东省东江流域上游六县生态保护总成本为105.38亿元,其中直接成本5.40亿元,间接成本99.98亿元,引入水质修正系数和水量分摊系数后,下游四市应补偿上游六县的生态补偿额度为24.69亿元。下游四市生态补偿支付意愿总额为5.91亿元,应支付总补偿额度超出支付意愿总额18.79亿元。因此,在充分考虑流域上游生态保护成本和下游支付意愿、支付能力的前提下,利益相关双方通过谈判、协商在生态补偿标准问题上达成一致,对东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运行的影响因素——以北京市密云水库为例

在文献梳理、实地调研和专家咨询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扎根理论和解释结构方程,构建了密云水库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影响因素的多级梯阶有向结构模型。分析结果表明:补偿方式、补偿途径、保护者的受偿需求和生态补偿的相关法律法规,是影响密云水库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运行的核心因素;公众对优质水源的需求是最基层因素;各影响因素之间存在梯阶层次关系。     

饮用水源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以昆明市松华坝水源区为例

根据生态补偿的相关理论、内涵及原则,充分应用生态补偿依据及方式的方法体系,通过松华坝水源林生态建设与保护及水质改善与保护投入分析、水源涵养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机会成本评估、制订松华坝水源区生态补偿机制体系,提出实施生态补偿的设想及法律法规与相关政策需求分析。     

秸秆综合利用的生态价值及其经济补偿机制研究——以安徽为例

反思近年来我们对秸秆综合利用的研究发现,要实现秸秆综合利用的最终目标就必须在相应农业政策中健全农业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安徽省秸秆综合利用规划》和《安徽省新农村建设的金融支撑保障体系构建研究》项目研究借鉴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实施农业生态补偿政策的经验,结合安徽省的实际,通过＂对秸秆综合利用生态价值的分析和经济补偿机制的研究＂的理论思考,探索在农村金融体系构建中,建立适合安徽省省情的秸秆综合利用补偿机制的框架体系,以破除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困境的根本目的。     

我国区际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以京冀地区流域生态补偿为例

地方政府的有限理性导致地方利益固化,造成区际生态恶化和区际环保公共物品供给不足。以区际纳什均衡作为路径选择,试图建立旨在打破行政边界刚性约束的羁绊,突破地方政府利益固化的藩篱,以经济内在联系为协调基石的区际生态补偿机制。文章以京冀地区流域生态联防联控为例,构建区际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模型并通过最优化该模型达到区际纳什均衡。     

基于耕地总价值的征地补偿标准研究——以襄阳市谷城县为例

以襄阳市谷城县为例,运用条件价值法和统计分析方法研究基于耕地资源总价值的征地补偿标准。研究结果:(1)谷城县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为532 733.33万元,单价为18.42万元/公顷;(2)基于耕地资源总价值的谷城县征地补偿标准由近郊至远郊为当前补偿标准的1.35～1.51倍。研究结论: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总量可观,应完善征地补偿制度,将耕地非市场价值纳入征地补偿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