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对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提升效应的研究——基于产业层面的分析

本文通过内生技术进步模型构建了一个分析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对出口品技术含量提升的新框架。引入完全国内增加值系数修正了Hausmann(2006)模型,对1991—2009年38国各产业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了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对高技术、中高技术、中低技术和低技术产业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的提升效应。得出的结论主要有:(1)除传统贸易理论的要素禀赋等因素外,金融发展构成了影响出口品技术含量的重要因素。(2)中国各产业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虽有大幅度的提升,但仍处在世界中下水平,且高技术产业出口品的国内技术含量增速缓慢,且低于其他金砖四国。(3)金融总规模、间接融资规模和宏观金融效率对高技术、中高技术、中低技术和低技术产业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的提升均有显著的作用。其中宏观金融效率对高技术产业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提升效应更为显著,金融总规模和间接融资规模对低技术产业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提升效应更为显著。     

数字经济发展与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以数字经济拓展实体经济发展空间，是实现传统经济模式向智能化模式转变、数量型增长模式向质量型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手段。采用2013—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域面板数据，在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但随着时间推移，影响效应趋于减弱；数字经济发展会强化企业家精神和产业结构升级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的边际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和行业异质性，东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更能有效促进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对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基于此，提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培育企业家精神、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建议。     

科技金融对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作用研究——以湖北省为例

科技金融是一种金融资源投入,近年来专门针对科技型企业融资、衍生发展起来,对于高技术产业融资、发展及创新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分析了科技金融对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作用机制,然后采用有效发明专利数、高技术产品出口交货值、R&D项目内部支出经费、政府财政投入、金融机构贷款数、创业风险投资数量这六大变量作为研究对象,结合湖北省2003——2011年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分析各个变量对高技术产业发展以及研发创新能力的影响,并根据实证结果给出湖北省科技金融发展相关的建议.     

宏观金融定向调控与资本配置效率的行业效应——基于行业内生性的视角

本研究扩展了经典的资本配置效率模型,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从行业视角分析了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影响的微观机理,并基于中国2003~2014年实体经济行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呈现出结构性的"行业效应",那些对外部融资依赖性较高的行业,其资本配置效率随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而提升得更快,而对外部融资依赖性较低的行业,则随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而提升得较慢。随着我国金融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行业效应"将会更明显。宏观调控部门在制定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相关政策时,必须要考虑到各行业的特质性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各行业对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和相关政策反应的内生性,这为我国制定并实施"积极引导金融资源注入实体经济"以及"定向调控和精准调控"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高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及发展建议

高技术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门,对推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高技术产业可通过扩大产业规模,形成新经济增长点;通过知识与技术外溢效应,带动经济结构优化;通过产业升级,提升生产要素效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近年来,虽然我国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但仍面临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弱、金融支持体系不完善、产学研协调创新机制不健全等障碍。因此,应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提升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完善高技术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健全产学研协调创新机制,进而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金融发展对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模式的影响

构建基于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误差修正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利用2001—2010年中国27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对中国金融发展的3个构成要素——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结构和银行发展效率与高技术产业的2种技术创新模式——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金融发展与过程创新模式之间存在长期因果关系,但与产品创新模式之间不存在长期因果关系。得出结论:目前中国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多依靠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张而非银行发展效率的提升和金融结构的优化;鉴于产品创新是过程创新的目的和载体,目前存在较强的金融体系功能细化需求,该趋势下的产品创新与金融结构发展及银行效率的进一步拟合将进一步提升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高技术产业竞争力提升

文章采用向量夹角法构建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中国1995-2019年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实证检验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础模型估计结果证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促进了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调节效应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进一步加强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高技术产业竞争力提升的促进效应；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劳动生产效率提高是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促进高技术产业竞争力提升的重要传导机制。     

金融危机下高技术产业自主研发投入与对策

自主研发投入是高技术产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本文经过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特点的分析,认为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高技术产业自主研发（R＆D）投入的影响主要来源于内外两个方面,对内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的主要因素是产品出口需求下降,而外部融资环境中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主要是科研活动经费外部资金来源的变化,全球剧烈动荡的经济和金融环境也使高技术产业面临更大的风险,对高新技术产业R＆D投入产生不利的影响。本文实证研究采用与高技术行业科研外部资金来源、企业规模、经营管理水平相关的7个涉及以上两个路径的指标,根据高新技术产业17个细分行业最新的13年数据,运用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对高新技术产业的自主R＆D投入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宏观经济变化和外部资金来源对R＆D投入有明显的影响,面对经济危机,政府对高技术产业R＆D的扶持决不仅仅是提供资金,更需要建立一个全面协调的扶持高技术产业的完整政策体系,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基于非参数随机前沿面模型的高技术产业效率研究

笔者利用非参数-随机前沿面模型对我国的高技术产业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高技术产业发展过多的是依靠数量扩张,投入产出效率不高,各地区之间的高技术产业效率差异很大,而且在某些地区还存在着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和效率水平相背离的现象。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业效率的影响——基于威廉姆森假说与开放性假说的检验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业效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二者关系还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基于1995—2016年我国内地多个省市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构建交互项和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就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对高技术产业集聚与效率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集聚与经济发展的交互项系数为负,与对外开的放交互项系数为正,对产业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门限效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业效率的正向影响会减弱,证明了威廉姆森假说在我国高技术产业中的存在性;随着对外开放程度提升,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业效率的正向影响会增强,否定了开放性假说。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业效率的影响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业效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二者关系还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基于1995—2016年我国内地多个省市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构建交互项和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就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对高技术产业集聚与效率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集聚与经济发展的交互项系数为负，与对外开的放交互项系数为正，对产业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门限效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业效率的正向影响会减弱，证明了威廉姆森假说在我国高技术产业中的存在性；随着对外开放程度提升，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业效率的正向影响会增强，否定了开放性假说。     

科技金融投入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组态效应——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

高技术产业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发展离不开科技金融投入。构建科技金融投入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组态分析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对中国内地30个省份的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进行组态分析。结果表明,单一科技金融投入并不是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科技金融投入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有6个组态,其中两个组态以“财政科技投入+银行贷款”为核心条件,4个组态以“创业投资+科技资本市场融资”为核心条件,表明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存在多种实现方式。研究发现科技金融投入是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重要路径,可为各省合理配置科技金融投入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启示。     

金融发展、融资约束缓解与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效率研究

本文在构建金融发展指数及其结构指数(金融中介发展指数和股票市场发展指数)的基础上,开展金融发展对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研发投资效率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金融发展能够缓解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效率的提高;但金融中介发展的作用显著高于股票市场发展,且金融发展对国有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缓解作用和研发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改善我国金融约束政策环境和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有利于改善企业融资环境,实现资金的优化配置.     

数字金融发展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

选取2012—2021年中国A股上市高技术制造企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升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且研究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提升作用在优质企业、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和东中部地区企业内更明显。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升资本配置效率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两条作用路径，影响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对此，提出健全数字金融治理机制、推动产业链高端集群化发展、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枢纽作用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增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提供有益借鉴。     

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金融支持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当前我国促进经济结构转变,顺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本文运用DEA方法测度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支持效率,以此为基础构建金融支持效率影响因素模型。实证研究表明,市场性金融支持行为在经济波动期存在效率缺失;金融支持效率的实现伴随风险的增高;在间接融资驱动力不足情况下,直接融资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主要支撑。分析结果认为,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支持效率需要充分发挥政策金融的引导作用,突出银行的支持功能,推进金融服务多元化,提高产业的风险抵御能力。     

金融集聚对高技术产业两阶段创新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2009—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从阶段异质性视角出发,分析金融集聚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是金融集聚推动了高技术产业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阶段的创新,且这种提升效应具有行业异质性,银行业集聚和保险业集聚对高技术产业两阶段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二是机制检验发现,金融集聚能够通过创新资金投入和人力资本结构演进两种途径促进高技术产业两阶段创新,且创新资金投入为“优势路径”;三是拓展性研究发现,在技术研发阶段,金融集聚的“极化效应”仍占主导地位,无法促进近邻地区技术研发创新;但在成果转化阶段,金融集聚已经跨越了“极化效应”,在金融中心成熟后金融资源达到了有效的溢出,反哺临近地区创新的“涓流效应”开始体现。文章的研究明确了金融集聚与高技术产业两阶段创新的关系,对中国正在推进的金融中心建设和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全球价值链重构对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以中国高技术产业为例

文章选用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全球价值链重构对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重构对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复杂度、进口技术复杂度和出口技术复杂度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率是全球价值链重构影响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复杂度的重要因素;全球价值链重构可通过要素供给和技术溢出的正向溢出效应,促进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并呈现先抑制后促进动态演进趋势。此外,全球价值链重构对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区域和经营主体差异性。由此提出深化制度政策指导、聚焦关键要素供给、完善技术引进机制等建议,期望为全球价值链重构下提升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复杂度相关研究提供参鉴。     

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融资方式的中介效应

数字金融借助现代信息技术高效连接企业外部金融资源,对中小企业内部技术创新产生重要影响。文章基于2011—2018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以融资方式为视角,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通过影响不同的融资方式促进中小企业创新的传导机制。研究表明：融资方式的传导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内源融资和债务融资表现出完全中介效应,然而作用机理有所差异,数字金融通过增加内源融资促进中小企业创新,而通过降低债务融资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股权融资表现出部分中介效应,即数字金融不仅直接促进企业创新,同时间接地通过增加股权融资促进中小企业创新。研究结论为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科学的数字金融发展策略和差异化的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融资策略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数字经济、知识产权保护与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

选取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知识产权保护与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及子维度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均有显著正向影响；知识产权保护在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中具有双重门槛效应。地区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推动效应在东部地区最强，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知识产权保护在东部、中部地区表现出双重门槛效应，在西部地区表现为单一门槛效应。未来应适度超前部署数字新基建、优化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实施数字经济均衡化发展战略，赋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     

金融发展支持省域绿色科技创新效率研究

选取2008—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相关指标数据,从金融发展的规模、结构和效率三个维度,通过因子分析法计算金融发展水平,运用Super-SBM模型测算绿色科技创新效率,最后实证分析金融发展对区域绿色科技创新支撑效应和中介效应。结果得出：我国绿色科技创新效率和金融发展水平逐年上升,呈东部>东北部>西部>中部阶梯状排布。金融发展有效支持绿色科技创新效率提升,且东部地区支撑效应更为显著。金融规模的扩大能够通过资金融通机制发挥主要作用,此外金融市场结构的优化通过风险分散、信息传递和市场监管机制促进绿色科技创新效率提升。对此从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层面提出政策建议,为绿色科技创新效率提升建立协同的金融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