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责任范式下生态利益损害的救济障碍及应对

生态利益损害是独立的生态损害形态,因为目前公力救济存在一时难以解决的缺陷,试图在侵权责任范式下寻求新的救济途径。在侵权责任范式下,生态利益损害的救济存在3个现实性障碍。就生态利益损害能否获得侵权责任救济、如何计量受损生态利益的价值及侵权责任分配的3个障碍分别进行了阐释,认为生态利益具有独立的价值,符合侵权法的目标追求,应受到侵权责任制度的保护;因为受损生态利益的计量在技术层面上尚无公认的方法体系,但在司法裁判中可从生态利益的公共性、潜在性和未来性3个方面来自主裁量;主张采用危险责任原则,将生态利益损害的侵权责任分担给行为人。     

论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具有同质同源性——以雾霾现象为切入点

雾霾现象与现行经济体制机制的反生态性缺陷相关,体现了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冲突.经济利益表现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利益需求;环境利益表现为环境保护的利益需求,二者均源于发展的需要,属于正当性利益冲突.解决环境法领域的利益冲突问题应奉行“权衡”之原则,通过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平衡机制,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注重保护环境.但是,由于环境利益的紧缺性,有必要通过建立环境法律制度保障其实现,并走向生态文明.     

环境公益的司法救济

保护环境公益是环境保护最重要的方面。在目前的中国,环境公益受到损害主要依赖于行政机关的救济。然而,仅仅依赖行政救济不足以保护环境公益,我们还需要司法救济。环境公益的司法救济途径有二种,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二者在诉讼目的、诉讼主体、举证责任、诉讼效果等方面具有诸多的相同点和差异,比较它们的异同对于我国构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矿产资源开发中生态补偿法律问题研究

文章从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问题的提出入手,对我国当前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的现状进行分析,认为在当前的法律体系中对由矿产资源开发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都不存在真正意义的生态补偿,即便是具有补偿性质的资源税费也不具有补偿环境生态功能减损的性质,充其量不过是对矿产资源的资源价值的经济补偿而已。因此得出结论:制度的缺失是造成当前资源开发生态补偿不能充分解决的关键所在。文章结合上述分析对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生态补偿进行了法律界定,同时认为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的实质是在矿业企业、受益地区和受损的矿区环境及矿区居民不同主体的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和生存利益与发展利益之间进行的动态协调,并具有预防环境问题的产生、引导矿业企业把环境损害纳入生产成本、约束矿业企业保护环境减少损害的功能。接下来文章从分析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的理论依据与现实依据入手,认为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可以有效解决我国当前矿产品定价不合理的问题和"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问题。并得出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可持续性原则和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应该成为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的基本原则。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适用范围的反思和厘定——兼论《民法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条款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是由国家政策由上而下强力推动产生，而非司法实践倒逼的结果。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创设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虽然在我国已经实施八年，但其适用范围仍然没有被学界和实务界厘清。实践中，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有名无实”，规范手段和立法目的之间有矛盾。作为主要制度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的适用范围包括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引发的生态系统功能损失或自然生物因素的不利改变；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这一民事赔偿诉讼只是一种民事救济手段。有关部门应当实事求是地运用该制度的有限功能，充分发挥该制度保护权利人财产权益、维护司法秩序的设计功能。该类诉讼制度的赔偿范围仅限于重特大环境污染事件造成的人身损害或与社会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相关的财产利益损害。     

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利益补偿法律制度探究

重点生态功能区被规划入"限制开发区"极大地限制了功能区内农民原有的自由生活方式和经济开发行为,在法律上剥夺了其对土地等自然资源使用权与发展权。重点生态功能区利益补偿机制是一种矫正环境不公平的利益协调机制。构建重点生态功能区利益补偿法律制度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在宏观层面应当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征收生态税和拓宽生态补偿的融资渠道;在微观层面,从健全生态地役权制度、自然资源物权制度和自愿生态保护项目制度三个维度建立起重点生态功能区利益补偿法律保障制度。     

生态补偿机制的实践与反思

现行的生态补偿机制缺乏对生态补偿相关目标的制定,因此它们并不能形成一个复合的系统,也不能满足维护整个生态系统生态服务功能的需求。建立有效地生态补偿机制,对完善我国环境利益及经济利益分配关系及维护整个生态系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环境司法,应实现专门化审理

环境侵权行为的二元性特征导致一个环境污染或破坏行为关涉私益与公益、有形主体与无形主体、个人损害与生态损害、直接利益与间接利益、实际损失与未来风险等多重因素。传统侵权法对于这类纠纷中复杂的因果关系、难以计量的损害后果、行为的不可谴责性等难题无力应对。因此,我认为,必须打破现有体制机制的障碍,实现环境司法的专门化审理。成立专门的环境资源审判庭,是实施环境法的必需一环。环境法是在传统法律部门基础上发展出的新型法律,与传统法律有着本质区别。众所周知,环境问题引起法律关注的最早领域是侵权法,环境污染导致人身或者     

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环境公益诉讼的新兴,要求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其中亟待确立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然而,现行法律对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存在诸多限制,因此有必要从法律上确认检察机关、环境保护组织及利益关系人的原告资格。     

环境损害填补制度的冲突与融合

环境损害填补制度体系主要包括：环境损害侵权赔偿制度、环境损害责任保险制度、环境损害公共补偿制度以及社会保险制度。按照损害赔偿责任承担主体范围的不同,法律制度可以分为损害承担个别化制度和社会化制度两类。各项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最主要表现为个别化救济制度（以损害侵权赔偿制度为主）和社会化救济制度（包括损害责任保险制度、损害公共补偿制度和社会保险制度）之间的排斥与融和。     

森林资源生态价值支付意愿的实证分析——以“京津唐—承”区域为例

本文针对我国河北省承德市森林资源,以"京津唐—承"区域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居民对森林资源生态价值支付意愿的诸多因素,并根据平均支付意愿对承德市森林资源生态价值及相关方的受益大小进行了估算。结果表明,承德市森林资源生态价值为163.27亿元,其中森林资源所在地承德市受益17.92亿元,占10.98%,周边区域京津唐3市受益145.35亿元,占89.02%。在众多因素中,收入、居住地以及对森林资源重要性的认识程度是影响居民对森林资源生态价值支付意愿大小的主要因素。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态补偿机制

生物多样性公共性特征的存在,决定了市场交换不能实现其经济价值,要充分发挥它的经济效益,就必须通过生态补偿机制来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外部性的内部化.本文从生态系统和物种等不同层次上对生物多样性的生态补偿机制进行探讨,分析了我国生态补偿的现状以及森林生态效益的计量评价体系,并在资源、生态、市场等方面提出了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对策和建议.     

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经济分析

从公共物品和外部性理论角度出发,分析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必要性;同时,运用博弈论理论和方法,模拟现实中各方的行动策略和得益,构建生态补偿政策下生态保护实施者与受益者之间的博弈模型。通过分析均衡结果,以验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是否安排有效,进而探讨如何建立与完善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     

长株潭两型社会林业生态建设研究

长株潭两型社会获批给区域生态建设提供了良好契机,林业生态建设是目前生态建设的首要任务,两型社会建设和林业生态建设的最终落脚点是生态文明。目前该区域局部环境状况恶化、森林覆盖率、城市绿化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城市社会发展不可持续。在提出构建环境友好型两型社会的背景下,沿湘江流域和三市结合部布局生态公益林带,加强林业生态建设和都市生态圈建设,对保护湘江水质、改善区域环境、支撑两型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基于NPP生态足迹模型的贵州农业可持续发展

利用生态足迹模型对贵州1978～2008年的农业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改革开放30年来贵州农业平均生态足迹为0.4693hm2。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的农业生产及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改善,贵州农业生态供给严重依赖于耕地、林地;30年来,贵州林地在均为生态盈余,这说明贵州实施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秀美山川取得了初步成效;贵州农业生态效率一直处于增长状态,贵州的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在逐年提高。最后基于研究结果分析了影响贵州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资源及生态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基于生态保护视角的秦巴山区林权制度改革探析

针对秦巴山区自然地理概况、森林资源特点及林改现状分析,提出该区森林资源属于生态公益林。林改在完成明晰产权,承包到户后,应处理好"生态林的规模化诉求与集体林权改革形成林地细碎化分散经营之间的矛盾"、"生态林的周期长诉求与集体林权改革形成的林户短期利益追求之间的矛盾"、"生态林的公益性多重功能诉求与集体林权改革形成的林户单纯经济效益追求之间的矛盾"等诸多问题。在此基础上,对秦巴山区生态公益林、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矿产资源开发中的生态价值补偿探讨

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无限便利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影响,引发了一系列生态问题。因此,如何减少矿产资源的开采带来的生态危害是现在急需解决的难题。文章从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角度出发,寻求一条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世界自然遗产地张家界市森林生态效益研究

参照森林绿色核算体系,收集世界自然遗产地张家界市森林资源清查的数据,从价值量以及森林生态服务价值量方面对森林生态效益进行核算。根据SEEA的森林账户经济指标,对张家界市基于森林的绿色GDP总值和净值进行丁核算。结果显示：张家界市绿色GDP总值占当年GDP的比重为100．03％;绿色GDP净值占当年GDP的比重为97．86％,森林培育资产产出大于资产的耗减,说明森林对张家界市GDP的贡献总量是不断增加的。     

跨区域资源调配与生态补偿系统的建立

生态补偿通过协调区域间的资源流动和利益再分配,成为协调区域间发展的研究热点。生态补偿建立在跨区资源调配与生态补偿系统的基础上,通过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将产生生态负外部效应的行为部分收益补偿给产生生态正外部效应的行为损失,即将社会经济子系统的部分收益反补偿给环境子系统,以达到保护生态环境,保障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目的。生态补偿的运行机制包括三个行为主体:资源开发者、资源受益者和第三方资源管理与协调者,其中,第三方起着关键性作用。按照资源级差理论,采用机会成本和治理/恢复成本为补偿依据,对流域内/间水生态补偿的运行机制进行初步的探讨。     

我国林产品贸易与森林生态研究综述

在我国日益成为世界主要林产品生产和对外贸易大国,人均森林资源严重不足、森林生态十分脆弱、林产品贸易与气候关系被世界各国密切关注的背景下,文章从林产品贸易与森林资源的关系、林产品贸易和森林生态安全的关系、森林资源与森林生态的关系及林产品贸易和碳排放的关系等方面,总结了有关林产品贸易和我国森林资源及生态关系文献的研究概况,之后从理论创新、数据类型和概念界定、方程设定和回归估计方法等方面分析了现有相关研究文献的特点,最后从林产品贸易和森林资源、生态关系相关研究文献的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研究前提、研究视角、研究范畴等方面做了评论,并且从国际贸易学、生态学、系统动力学、系统论等研究技术和方法、Ec—Re—En系统模型设计、耦合理论和仿真技术等方面,对我国林产品贸易安全与森林生态关系未来的研究方向做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