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创新赶超的“三步走”成功路径与政策启示

韩国是一个成功实现由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亚洲后发国家。从创新视角上看,韩国工业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事实上展示了一个发挥后发优势的"扶优—扶弱—造生态"三步走赶超路径。本文从"政策+知识-资本-人力"(P+KCC)分析框架出发,对三个转型阶段的政策演进与发展特征进行分析,剖析韩国从技术引进到技术领先演进中的转型发展过程的经验及其政策启示。     

韩日及我国台湾地区农业保护政策调整的启示

韩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上世纪中叶至今以提高农业竞争力、稳定供应及提高农民收入为基本目标多次调整农业支持政策,鉴于地区态势及发展阶段的相似性,其农业保护政策调整的部分成功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工业化第二阶段的农业政策探析——来自先工业化国家的经验

<正> 进行工业化第二阶段农业政策的讨论,是建立在这样两个前提基础之上的:前提之一,从工农业关系的角度,可以把工业化成长的过程分为第一、第二、第三阶段,相应地第一阶段农业政策的主题是农业挤压,第二阶段农业政策的主题是农业平等,第三阶段农业政策的主题是农业保护;前提之二,根据理论及实践的分析,确认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第二阶段,因此,需要进行由农业挤压向农业平等政策的转换.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对一些先工业化国家工业化第二阶段农业政策的探讨分析,从中得出一些规律性的结论,为目前我国农业政策的转换提供参考和借鉴.     

福建省湿地动态变化及其保护对策探讨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湿地工作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各省相继出台湿地保护政策。福建省是我国湿地资源较为丰富的省份,近年来由于自然环境的影响与人类不合理地开发,湿地资源受到严重破坏,湿地面积快速萎缩。虽然福建省相关部门已经采取各种措施进行修复和保护,但在保护体系、法律保障、宣传教育等方面仍存在不足之处,湿地资源亟待保护。福建省各级政府部门应加大生态保护与恢复力度,采取行政、法律、经济、宣传等措施,形成有效保护体系,从而实现湿地开发与保护可持续发展。     

美国湿地保护和恢复政策综述

美国联邦政府湿地管理政策的演变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即湿地开发期、政策转型期和“零净损失”期。这三个时期贯穿整个美国历史,在殖民和国家扩张时期,湿地转换成其他用途的激励导致了湿地的损失。直接鼓励湿地转换的激励机制于20世纪后期结束,随后直接和间接的激励逐渐被取消,保护湿地的政策才渐渐地被公众所接受。随着“零净损失”目标的采纳,保护和恢复湿地的努力也加快了速度。本文主要介绍美国湿地保护和恢复政策,如湿地其本情况、政府对湿地的管理和几点启示,仅供参考。     

填海造地的生态之痛北大核心

填海造地是人类为缓解人地矛盾,向海洋寻求生产、生存空间的重要举措,世界上很多国家如荷兰、日本、韩国等都曾实施过填海造地工程。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填海造地活动,经过四轮填海造地热潮,到2015年我国填海造地面积达到1.45万平方千米。填海造地,作为沿海地区增加土地供应的有效手段具有其合理性,但在利用和保护之间,关键是科学合理开发的“度”。因为填海造地毕竟打破了海洋生态的原始面貌,在为城市提供大量新增土地的同时也引发了多种生态环境问题,如岸线生态环境和滨海湿地资源破坏、生物多样性下降、海洋污染等。为打击非法填海造地活动,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其中2018年国务院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的通知》堪称史上最严厉围填海管控政策,在该政策主导下,配合中央多轮专项环保督察,目前我国沿海地区违法围填海的势头已得到有效遏制。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我国海岸和滨海湿地生态环境能将获得较大的积极改观。     

新万锦"现代化"的争议

每年都有上亿只候鸟从北极地区经韩国飞往一些东南亚国家和澳大利亚。韩国的湿地对候鸟的迁徙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尽管韩国已经签署了拉姆萨（RAMSAR）湿地保护公约，但是仍有大片具有重要意义的湿地未被列入保护名录。为了发展经济，韩国在新万锦地区围海造田，修筑大堤，当地的生态环境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破坏，生物多样性面临威胁，渔业减产，渔村消失。自1991年以来，由于工程费用高，工期长，国内反对的呼声日益加剧，工程几经周折，时建时停，但工程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已经显现。     

韩国的产业结构的发展及存在的问题

韩国产业结构历经了七个发展阶段,分别是战争萧条阶段、经济恢复阶段、工业起步阶段、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阶段、向后工业化过渡时期、金融危机后经济复苏阶段,经过这些发展阶段逐步形成了现在的韩国产业结构,但是仍有一些问题制约着韩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不利于韩国经济的发展。本文首先对韩国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进行分析、进而阐述了韩国产业结构所存在的缺陷与问题,由此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     

中国国有企业60年:理论探索与政策演进

中国国有企业60年的理论探索和政策演进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前30年为第一个阶段,是国有企业建立和改革理论的萌芽阶段。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末期,属于国有企业改革起步阶段,这一阶段的理论探索是围绕企业主体论展开的,政策演进的主要内容是从两步利改税到承包制。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末期,属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阶段,这一阶段的理论探索是围绕企业制度论进行的,政策演变的主要内容是从股份制改造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第四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至今,属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全面深化阶段,这一阶段的理论探索是围绕企业产权论争论的,政策演变的主要内容是从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到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我国湿地保护与湿地产业发展策略探讨

本文分析了我国湿地保护工作和湿地产业发展的现状,提出了我国湿地保护和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总结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从深入开展科学研究、完善政策法规、提高管理水平,加强公众参与等方面探讨了我国湿地保护与产业发展的策略.本文认为,合理的湿地产业发展策略有助于我国湿地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将湿地产业发展纳入湿地保护工作中可进一步提高我国湿地保护工作的水平.     

从产业政策到创新政策的制度基础

自2013年我国人均GDP突破7 000美元,正式进入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以来,国家相继提出创新驱动发展、“双创发展”等战略目标,各级地方政府更是密集出台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人才引进等创新公共政策,标志着我国政府公共经济政策手段的重心已逐步实现从产业到创新的转移。通过比较二战后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制度—政策”演变历史发现,创新需要制度和政策双轮驱动,其中制度发挥基础性激励作用,是主导性的;政策仅发挥诱导作用,是辅助性的;政府实施产业政策和创新政策的目标、工具、过程差异决定了基础制度变革必须先行。     

Is the state-led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effective in transition China? Evidence from the steel sector

During the reform era,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carryingout strategic industrial policies modelled on those in post-warJapan and South Korea, in the hope of transforming its highlyfragmented manufacturing sector into one that comprises a smallnumber of internationally competitive big businesses. Using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steel industry structure from thelate 1980s to the early 2000s as a case in point, this paperfind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consolidation attempts have,by and large, not been very successful. The disappointing policyoutcome is interpreted by a detailed examination of the industrypolicy mechanism in China.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institutionalframework of the Chinese state differs from its counterpartsin Korea and Japan in some fundamental aspects. Among these,the fragmented and uncoordinated Chinese bureaucracy contributessignificantly to the inefficacy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推动我国经济转型

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是后危机时代促进我国经济转型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结合当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特征,提出要从创意人才战略、知识产权保护、企业融资渠道、创意产业技术创新、产业扶持政策和产业集群发展6个方面构建完善的产业政策体系,进一步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推动我国经济转型。     

韩国大数据发展及应用分析

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飞速发展,数据,已经渗透到当今的每一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成为重要的生产因素。面对计算机数据生成加快,数据形态日渐复杂,"大数据"成为了新时代网络信息的代言词。大数据在实现"智慧城市"、保障国民安全、促进医疗体系革新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韩国有着先进的科学研发能力,IT电子行业在世界排名居前,同时,韩国作为亚洲科技发达国家,在大数据领域的发展战略有着可以借鉴之处。韩国高层极为重视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积极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大数据"的发展战略,将大数据技术研发视为"国家意志"的科技项目,而韩国民间企业为加强企业多元化生存空间,也大力研究大数据技术的商业应用。     

韩国新兴市场战略：企业经营创新与政府全球化平台支持

任何一次大的危机,往往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韩国在过去的十年间,先后经历了两次金融危机的打击。面对危机,韩国和韩国企业先是实施大刀阔斧的内部结构调整,之后立即投入到全面的全球化进程中。本文以三星电子、LG电子等韩国先进企业为例,重点剖析了其新兴市场战略、经营理念与经营模式的创新及其成效。而韩国先进企业全球化战略的成功,则离不开特定的宏观环境和政府政策的有力支持。     

A study on the military alliance of South Korea–United States with the existence of threat from North Korea: a public good demand approach

The military alliance between South Korea and the USA is examin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North Korean threat.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South Korea is more sensitive to the North Korean threat than the USA. Second, defense goods are affected more by national income and own price than by the North Korean threat. Third, the spill-in elasticity of demand for defense goods in South Korea is increasing in absolute value.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that South Korea needs to strengthen the military alliance with the USA and to put emphasis on national income growth in defense budget planning. We would like to thank two anonymous referees for their helpful comments. This research was supported by Korea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nd 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Research Fund.     

DOES THE GRAVITY MODEL EXPLAIN SOUTH KOREA'S TRADE FLOWS?*

This paper applies the gravity model to explain South Korea's bilateral trade flows and to extract practical trade policy applications. A trade structure and an Asian‐Pacific trade network are included in the gravity equation to characterize the peculiarity of South Korea's trade patterns. The empirical result shows that South Korea's trade follows a Heckscher–Ohlin model more than an increasing returns or a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model. South Korea has large unrealized trade potentials with Japan and China, suggesting that they are desirable partners for an FTA. North–South Korean trade will expand markedly if bilateral relation normalizes and North Korea participates in APEC.     

中国科技政策良好体现环境保护的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绿色发展上升为事关国家发展理念的全局性政策需求,环境保护因素如何良好地体现在中国公共政策体系尤其是非环境保护类公共政策体系中已成为一个全局性、战略性和跨部门的重大政策问题。然而,现有研究对中国科技政策体现和推动环境保护的作用及其背后影响因素和规律的探索却较少。从公共科技政策对环境保护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视角切入,通过对1949-2015年全时段、全样本量的中国体现环境保护因素的科技政策变迁进行结构化或半结构化政策文本分析,回答“哪些因素影响着环境友好型公共科技政策的形成”这一研究问题。研究结论是中国科技政策体现环境保护的政策安排具有阶段性特征,“多”并不必然等于“好”。进一步指出,当前环境友好型公共科技政策需要具备政策制定高度、清晰的高层次全局动员治理手段、高效的多部门政策协同和充分的各级资源配置4个方面。力图在理论层面拓展非环境保护类公共政策体现及推动环境保护的政策体系框架,并首次在实践层面就改进中国科技政策对环境保护的体现给出了相应定量值,以测度什么样的“多”才会等同于“好”,不仅将加强对环境保护与科技政策之间关系的认知,还将为环境友好型公共科技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非关税壁垒:理论与现实的沿革和变迁

本文研究贸易保护政策与贸易壁垒的缘起,不同历史时期非关税壁垒的作用特点及双重性分析,当代国际贸易壁垒重点的转移趋势,非关税壁垒形式及内容演变对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影响等四个方面的问题.[1]世人崇尚的自由贸易理念是否会忽视不同国家经济社会的不同特质,而坚持此种理念的实际结果又是否会使一些国家受益而使另一些国家受损呢?[2]没有哪一个国家打算用所谓超越国家利益的泛全球化的"道德观"或者"责任感"来一成不变的约束自身的行为.[3]不同的利益群体竭力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4]全球化的经济和"地方化"的政治之间总是存在某种紧张关系的.[5]关键在于认识和掌握某些种政策工具,并在国际认定的框架和程序内熟练合理的借鉴利用.最低的目标应该是使中国的总体贸易保护水平与做法和全球适用通行的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