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资本化的制度障碍与改革路径

农村土地资本化是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和农业规模经营效率,建立农民长效增收机制的关键性制度创新.农地产权主体虚置、严厉的农地用途管制导致的农民土地发展权缺失、现行法律时农民土地权益性融资实现再生产扩大争收入漉增加的可能性加以限制,是实行农村土地资本化的三大障碍.因此,在统筹城乡的综合配套改革中,做实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以土地发展权的贴现来分摊土地用途管制的成本,大胆尝试农地使用权抵押可获得性的农村金融工具创新,是土地资本化的改革路径选择.     

中国农村地权让渡的理论探索与路径选择

从农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地权让渡有其必然性,地权的让渡同时具有长期性.从让渡的过程入手,给出了地权让渡内涵和路径的价格解释.让渡的"约束松散的政府地权"、"约束紧密的政府地权"、"约束松散的农民地权"、"约束紧密的农民地权"四个阶段构成的让渡过程实质是以价格为杠杆而进行的利益的让渡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能否对不同阶段的地权主体做出适当的约束,是土地资源能否最优化,农民利益能否最大化的关键."弱化政府地权、强化农民地权"的约束,保证地权让渡的基本实现;"明析地权界限,提高地权效率"的约束,保证地权让渡的最终完成.基于上述论述最后提出了实现地权让渡的具体措施.     

中国农村地权的市场配置——契约与产权视角

经济的市场化要求政府将更多的农地产权让渡给农民,农民对让渡权力的吸收主要在产权和契约市场上完成.政府让渡出来的地权在契约和产权市场中的配置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地权效用的释放.据此我们探讨了政府让渡的地权于产权和契约市场上优化配置的内涵及路径,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配置的具体措施.这一从契约和产权角度对农地产权的市场配置所进行的研究给如何提高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效率,最大化农民效用提供了一个较为清晰的思路.     

"竞争"抑或"继承":农地产权如何影响农民生育性别偏好

"重男轻女"被视为乡土中国的重要传统之一.已有研究多聚焦于男女不平等的社会问题,但较少关注男女性别偏好所反映出的农民土地情结以及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可能带来的乡土社会生育观念的变化.本研究表明,农民生育"重男"的性别偏好不仅是农村家庭传承中"继承"观的反映,也是农地产权不稳定或不安全时壮大地权博弈力量的需要.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检验结果显示,农地调整和农地确权均会强化农民"重男轻女"的生育性别偏好.其中,农地调整会诱导农民对生育男孩数量上的偏好,生男孩成为"弱者的武器";农地确权并未激励农民在生育男孩数量上的"占优",而仅限于"有".前者表达产权争夺的"竞争性",后者表达产权排他的"继承性".文章强调,"重男轻女"观念隐含着不同的产权含义.     

财产规则、责任规则、不可转让规则与农地产权保护——农地征用中农民利益受损的法经济学分析

本文考察了我国农村土地在征用中的产权形态和农民利益的保障情况.由于城乡土地制度的分割,政府便成为城乡之间土地流转的惟一中介,农地转化为城市非农用地一概须经过政府的征用才能实现.这种制度安排使农地产权成为一种失去法律防护的权利,它既不能依据财产规则来保护,也不能以责任规则来保护,甚至不能得到"不可转让规则"的保护.因此,农地产权是一种残缺的产权.在城市化运动中,以这种产权为基础的农民利益失去了制度保障.     

农地非农化流转宏观决策理论模型构建

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视角下,本文认为农地非农化流转是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不仅需要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同时要求国家相关法规等制度的调整.基于上述认识和根据农地漉转的宏观决策的基本原则,建立了以农地资源优化配置与土地利用效益最大化目标、农地流转宏观决策的程序与方法和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利益来源等为主要内容的农地非农化流转宏观决策理论模型.得出的结论和政策含义是:实现农地流转利用综合效益最大化的前提条件是农民拥有完整的土地产权和形成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其充分条件是国家对土地市场的科学宏观调控,即国家综合运用规划和税收等手段对土地流转利用的主体行为及其利益进行调节,使其达到一致性的均衡.     

论被征农地增值收益的归属

"土地涨价归公"和"土地发展权国有"是被征农地增值收益归国有的主要经济依据.但根据产权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土地涨价归公"实际上只能表明政府有权利"分享"被征农地的增值收益,而不表示被征农地增值收益归国家所有;另一方面,从权属性质看,国有土地发展权实际上是权力性质的,政府不能藉此而直接占有被征农地的增值收益.从产权经济逻辑看,被征农地的增值收益应该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由于概念本身的模糊性,"土地涨价归公"思想和"土地发展权国有"思想容易混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导致权利主体错位.     

地权稳定性如何影响农民的进城选择?

就近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方向之一。以往农民在县域定居多归因于户籍制度和生活成本等因素，但却难以解释在户籍制度松动和经济水平提高的情况下农民就近进城的基本趋势。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村社中，农民将土地视为“命根子”，地权稳定性成为农民行为决策的重要准则。因此，本文基于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地权稳定性对农民进城路径选择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农地确权对农民就近进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地确权产生的财产功能效应和生产功能效应分别给农民带来了“离乡非农就业”“留乡守土务农”两种激励导向，而就近进城则成为农民选择的兼容性策略。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农地确权更能促进东中部地区农民和家庭女性劳动力占比低的农民选择就近进城。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在农地确权情况下，农民农业兼业的意愿增强，从而促进其就近进城。笔者认为，农民进城路径选择隐含着深刻的产权经济学含义，这有助于增进我们对以县域经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策略的理解。     

失地农民利益损失原因及保障措施探析

失地农民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催生出的一个急剧膨胀的弱势社会群体。在农民失去土地的过程中,伴随着相关权益的流失。导致农民权益流失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土地所有权的界限不清。农地流失将造成部分农民失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财产,部分农民将失去生活来源等严重后果。明晰农地产权,规范农地市场,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和利益分享机制等,是保障农民利益免遭流失的有效措施     

政策认知、农地特征与土地确权工作农民满意度

土地确权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然而很少有研究从农民的视角分析土地确权政策的实施效果。评价政策实施效果,农民满意度是关键指标。基于农民抽样问卷调查数据,用有序Logit模型检验了影响基层土地确权工作农民满意度的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对土地确权政策的了解程度和在土地确权工作中的参与程度等政策认知因素与农民对土地确权工作的满意度显著相关,农地地形特征和农户家庭特征等客观因素也显著影响了农民对土地确权工作的满意度。其政策含义是,可以通过加强宣传、切实落实土地确权政策的方式来提高农民的土地确权政策认知,进而提高农民的土地确权工作满意度。但是也有诸如农地特征等政策实施者不能左右的客观因素影响了农民的土地确权工作满意度,因此,政策实施效果评价要综合考虑如上因素。     

中国的二元土地权利制度与土地市场残缺——对现行政策、法律与地方创新的回顾与评论

本文从法律、政策和地方创新三个视角回顾了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的进程和面临的问题。中国的土地制度因不同用途沿着不同的路径演化:农地制度无论是地方创新还是政策和法律的制定都朝着强化土地物权和以农户为主体的市场交易方向发展,而非农地制度却在朝着强化地方政府垄断和土地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发展。同一块土地因用途改变而导致土地权利结构改变和利益分配方式变化,是现行土地制度的最主要缺陷。政策创新的基点是:在规划控制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允许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盘活宅基地市场;探索征地中对失地农民的财产补偿办法,逐步消除城乡二元土地制度,让农民以土地财产权利参与现代化进程。     

农地入市流转对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为了提高农村土地的综合利用效益,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本文系统阐述了农地流转对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较土地征用而言,农地入市流转能够更好地调动农户参与的积极性,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但如果缺乏制度保障,就有可能扭曲资源配置.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完善农地入市流转的配套立法、深化集体土地产权变革、明确产权主体及权能、培育农地市场和发展市场中介组织等政策建议.     

农地确权与农户间收入不平等

使用农户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结合全国范围内分省份实施的新一轮农地确权颁证政策，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了农 地确权颁证政策如何改变农户家庭的要素配置，进而影响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研究发现：领取农地确权证书后，家庭的收入 相对剥夺指数显著下降，说明农地确权颁证政策能够缩小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显示，农地确权颁证政策的效果 受到农地资源禀赋的影响，对平原地区和土地破碎化较为严重的农户家庭而言，农地确权颁证政策的作用更加明显。机制分 析发现，农地确权颁证政策主要通过促进低收入农户家庭流转土地和转移农业劳动力，增加土地租金收入和非农就业收入，实 现农村内部相对收入差距的缩小。扩展性分析也发现，农地确权颁证政策对收入相对剥夺指数的降低作用会受到农户家庭社 会保障状况和地区要素市场发育水平的调节影响。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以制度改革释放土地和劳动力要素的生产活力，推动 低收入农户家庭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是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一条可行路径。     

中国农地资本化平衡发展机制探析——基于“三维联动”的观点

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特色之一是农村集体土地资本化(简称农地资本化)。中国农地资本化发展进程中的主要问题是:利益分配、要素配置与城乡发展"三维失衡"。"三维失衡"需要"三维联动"突破,即构建土地财政税收化、要素产权(地权)均等化与公共服务(民权)均等化的"三维"联动机制,兼顾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使中国农地资本化走上内外平衡的发展路径。     

农地流转与农民权益保护的制度安排

农村土地流转中,农地产权法律制度的缺陷和民主制度的不完善,缺乏有效价格发现机制和监管及保障制度的缺失是导致农民土地权益受损的主要因素.实现土地规范、有序、健康流转,需要构建配套的从法律上明确土地所有权主体和完善其他权能的农地产权制度、中央与地方事权与财权搭配合理的财政制度和有效体现农民权益的村民自治制度以及社会权益保障制度.发挥制度功效,最大限度保护好农民多方面的土地权益.     

土地出让金权益实现机制的产权经济学解析

我国土地出让金权益实现机制的内在缺陷及土地出让金征管使用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源于土地产权制度安排和产权交易规则存在缺陷及制度知识的贫乏。(一)土地产权界定模糊,土地征用出让行为失范。科斯第二定理告诉我们,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情况下,不同的产权的界定将会导致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产权经济学认为,明晰的产权能使产权收益最大化,资源实现有效配置。然而在我置,土地产权界定模糊,产权的排他性在制度上未能得到很好体现,进而在土地产权领域产生了"公共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但是这个集体所有到底是村小组集体所有,还是村委会集体所有,抑或是乡镇集体所有,相关的法律法规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农村土地实际上成了一种无主状况。现行的征地制度最大的缺陷,也是农民利益受损最大的原因,就在于我国土地产权界定模糊,地方政府和有关权利主体借此剥夺了农民应有的权利,使被征地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利没有得到充分尊重。另外,现行的土地出让金分配主体是政府,但这种模式在政府权利没有得到有效约束时,往往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尤其是上述土地出让金在城乡建设分配上的不合理和农民征地补偿费过低的现象尤为严重。若要实现土地出让金的合理分配,就必须清晰界定农民对集体土地的产权,正确确认农村土地应该属于农民的事实并把这种产权长期化、物权化和商品化。农民只有真正拥有对土地的产权,才能根据实际需要选择是否出让土地,以何种价格出让土地,才能在农村城镇化过程中有效遇制各种各样的权力寻租行为,促进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使用。在农村集体土地征用过程中,侵犯农民利益现象相当普遍和十分严重,低标准土地补偿和拖欠征地补偿费现象屡见不鲜,从根本上讲,乃是现行土地产权制度使然。在土地私有制国家,如美国、加拿大、联邦德国等,在清晰界寇土地财产权基础上,依据征用涉及到的财产权益合理确定土地的征用补偿标准已成为法制社会的基本特征,而我国在征用农民集体土地的过程中却导致了农民土地权益的大量流失,不得不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深思。     

现阶段农民土地权益受到侵害的根源及保护对策研究：法理学视角

现阶段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仍然面临来自多方面的侵害。从法理学的视角剖析农民土地权益受到侵害的根源,主要有：所有权法人主体模糊、土地产权权能残缺、土地征收法律条款存在重大缺陷等。并从明晰农地产权、界定征地范围、开通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产权市场、拓宽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农地征用制度的制度经济学分析与创新路径研究

农地征用制度改革必将成为我国近期重大的制度变迁之一，这不仅仅是为了增加农民收入或者保护农民权益，甚至也不仅仅是为了保护耕地或者粮食安全，关键在于征地已经成为目前我国各种矛盾的聚焦点。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现行农地征用制度，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农地征用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与不足，直接导致了农地所有权主体虚置及农地征用权被滥用，影响了农民对土地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的有效运用。农地征用制度的改革与创新研究也必须对此予以充分关注。     

我国农地制度与地方政府行为关系分析

我国现阶段的农地制度是20世纪80年代初为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而建立起来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农地问题上的体制性冲突日益凸现。一方面，土地产权制度的不完善为地方政府的失范行为提供了条件和空间：农地转让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地方政府的寻租行为，土地所有权主体虚位给地方政府侵权行为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失范行为又强化和扩大了土地产权制度不完善的消极影响：地方政府寻租行为严重侵害农民利益，违法用地导致土地闲置浪费，过度干涉导致农户承包经营权更加残缺。我们必须打破计划经济的制度框架和思维定式，不失时机地进行农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尽快实现土地国有、农户永佃的模式。     

权力扩张与权利约束的博弈——农地征收问题的根本症结及其治理

我国农地征收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三者利益在一定制度框架中博弈的过程。由于国家所有权过于集中地控制了土地处置权、收益权以及对强制征收权约束的不足,引致地方政府权力扩张,使农地征收在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博弈偏离制度设计的合理预期。解除中央政府对土地所有权垄断,给与集体所有权市场交易的权利,限制征收权以增强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权力约束,促进参与农地利益博弈各方力量的均衡协调,是解决农地征收问题的根本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