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优势还是后天努力——国企级别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1999-2007年中国国有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首次考察了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效应和影响机制。我们发现:(1)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与TFP显著正相关。(2)相对于地方国企,中央国有企业(简称央企)在效率上既有先天优势,又有后天努力。在先天优势方面,央企凭借其行政级别获得了贷款优惠,这有利于提高TFP;在后天努力方面,央企通过节约行政成本提高了TFP。(3)在地方国企样本中,省级国企只有先天优势,没有后天努力,即省级国企仅仅通过获得更低的原材料采购成本提高了TFP。(4)无论是央企还是省级国企,它们的研发投入都没有提高TFP,这表明研发带来的仅仅是税收补贴效应而非创新效应。本文的发现对于改进国有企业的效率和优化国有企业的布局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研发补贴对研发投入与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高新技术企业

近年来,我国政府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活动投入了大量的研发补贴,而研发补贴能否有效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其具体影响机制是如何作用的,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又发挥着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都亟待研究。经研究发现,研发补贴会提高企业绩效水平,但研发和分配效率及研发补助方式还有待改善,直接研发补助会负向调节企业研发投入。基于此,研发补贴应兼顾效率与公平,应用多种方式,逐步扩大补贴范围,增强企业研发能力。     

美日欧WTO补贴规则改革方案及其对中国的挑战

2017年以来,美日欧三方先后六次就WTO改革发表联合声明,补贴规则改革对中国的指向性极其明显,试图以重塑WTO规则的方式对中国施压。美日欧主张的WTO补贴规则改革方案呈现出补贴主体定义外延化、禁止性补贴范围扩大化、通报规则严格化等特点。改革方案针对国有企业的所有制歧视、中央与地方通报协调难题、部分产业产能过剩、研发补贴的效率与合规冲突等对中国构成严峻挑战。面对WTO补贴制度迫切改革的难题,中国应优化补贴制度并积极参与和引领多边补贴制度改革进程。在国内补贴制度改革方面,应坚持"合理性"优先于"合规性"的基本原则,严格履行成员补贴透明度与通报义务,加快研发和农业补贴方式创新。在谈判策略方面,坚持工业补贴和农业补贴一揽子的谈判策略,恢复不可诉补贴,严格界定国有企业的正常商业行为。     

战略性环境与贸易政策能否促进出口企业环境研发创新——理论及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

在“双碳”目标及环保“税”时代背景下,我国作为出口大国实施战略性环境贸易政策是否能激励出口企业环境研发创新及绿色转型?本文基于发展中国家企业实际状况,在战略性环境贸易政策框架中放松对称性假设并引入企业环境研发投资,构建一个南北两国异质性企业竞争出口至第三国的博弈模型,理论研究表明:实施出口补贴与环境税有助于激励出口企业环境研发投资,但环境税与企业环境研发投资间并非严格单调递增关系,即环境税严格性高于一定临界值可能会挤出环境技术更落后的南方企业环境研发投资并促使其采取减产策略以控制剧增的环境成本。由此,南方国家企业环境研发投资可能促成贸易各国放松环境规制并改变出口补贴与环境税之间的相关关系。制定创新友好型排放税并借助其与出口补贴的新型战略关系,有利于我国更有效地影响企业减排策略,促进研发创新投资。进一步,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经济数据及碳税市场化环境政策试点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当前的碳税水平促进了企业环境研发创新投资,其中东部地区企业相对于中西部地区企业、非国有制企业相对于国有制企业绿色创新效应更显著。     

地方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金融服务实施策略——基于城商行大力拓展投行业务的探讨

<正>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企混合制改革方向,这是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而做出的对于资源、配置的再分配和再优化。作为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在这次改革中充当着急先锋和核心的任务,那就是将经济体制以及产权机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并落地。本文在重庆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现实背景和政策形势分析基础上,提出城市商业银行应充分"脐带"优势,大力创新拓展投行业务,有效服务地方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建议。一、重庆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现实背景     

股权制衡机制能有效抑制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吗?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随着国企民企的融合成为新一轮改革的重头戏,"混合所有制经济"也成为近来热议的话题,不同产权性质的资本间如何"合"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关键要点。     

政府研发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与福利效应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我国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化的根本途径,而研发支出是创新的前提.政府研发支出对基础研究发展、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等发挥着重要作用.现实经济中,政府可以对企业R&D给予财政补贴,政府也可以直接提供R&D,不同R&D政策对经济影响的传导机制和作用效果差别较大.本文在包含水平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中考察了政府R&D补贴与政府直接提供R&D两种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与社会福利效应.研究表明,政府直接提供R&D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而政府R&D补贴更有利于改善社会福利.对现阶段我国R&D政策的建议是,增加政府对企业的R&D补贴力度.     

环境信息披露与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影响机制与资源配置效应分析

本文将中国创新型环境规制措施环境信息披露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对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并分析其影响机制和资源配置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环境信息披露政策总体上会降低出口企业的加成率水平,并且该抑制效应在不同的企业所有制、污染程度、地理区位、经济区位以及规制强度等方面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由于存在成本不完全传递效应,出口企业自身仍需承担无法转移出去的部分成本,因而降低了加成率水平;与此同时,企业仍会采取动态性调整行为,通过改善产品质量和缓解融资约束等方式努力抵消环境治理成本上升带来的不利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环境信息披露政策总体上对全行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作用并不明显,但是在污染行业表现出显著的"去错配"效应.该政策通过提高污染行业的低分位加成率水平并降低高分位加成率水平,从而降低加成率分布离散度,提升行业内资源配置效率.     

政府补贴是否提升了粮食流通效率？——基于企业层面微观数据的验证

在粮食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政府补贴作为支持和引导粮食行业转型发展的直接手段,对于粮食企业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经营效率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利用我国粮食企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政府补贴对粮食企业流通效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政府补贴有助于提升粮食企业流通效率;异质性检验表明,政府补贴对粮食企业流通效率的促进效应在非国有粮食企业以及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表现更为明显,同时新一轮粮食流通改革强化了政府补贴的激励效应。面板门限回归结果显示,在市场化发展处于高水平、一般水平和低水平阶段时,政府补贴对粮食企业流通效率均会产生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处于高水平阶段时最大,处于一般水平阶段时次之,处于低水平阶段时最小。因此,现实中应该重视政府补贴的有效激励效用,以最大化政府补贴对于粮食企业流通效率的贡献;应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的市场化发展水平,以及针对企业性质和地区异质性,实施差异化的补贴方式,以最大化政府补贴的政策效果。     

简政放权与政府补贴如何影响技术创新

当简政放权与政府补贴同时作用于企业技术创新时,它们之间存在怎样的相互关系？这是关乎政府决策取向的基本问题.本文基于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营商环境的调查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论显示:从整体上看,简政放权与政府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互补效应,在不同的情景下,它们之间的互补效应存在差异,甚至可能存在替代效应.在制度环境好的样本企业中,简政放权与政府补贴具有显著的互补效应;在制度环境差的样本企业中,它们之间的互补效应不明显.在高研发密集的样本企业中,简政放权与政府补贴具有显著的互补效应;在低研发密集的样本企业中,它们之间存在替代效应.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当前继续推进简政放权将促进更多的企业开展工艺创新;简政放权对企业管理创新的边际贡献要低于技术创新.本文认为,在简政放权与政府补贴存在互补效应的情景下,政府可以采取适当缩减补贴资金、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力度的举措来促进企业创新,降低信贷过度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