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分析

本文基于1985——2009年间中国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和FD I等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模型,研究环境规制及其他相关变量对我国FD I的长期动态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但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规制变化的敏感性不强,环境规制对FD I负向影响不太显著,且环境规制和FD I不存在因果关系,而GDP等宏观经济变量对FD I的影响更为显著。     

外商直接投资在长三角城市的区位决定: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方法研究了FD I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的区位决定。传统的线性回归模型只是对参数进行＂平均＂或＂全局＂估计,而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进行的＂局部＂估计,能够反映参数在不同空间的空间非平稳性。研究结果发现劳动力成本、人力资本、市场规模、产业结构以及集聚因素是影响FD I分布的重要因素。各因素在不同城市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变异。     

FDI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FD I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国内学者从单一的城市化概念角度对FD I与城市化进程进行了一些探讨。本文利于层次分析法,对FD I与城市综合实力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在FD I投资稳定且规模较大时,城市化水平受到FD I的推动作用显著,FD I对城市化推动作用达到一定程度后,城市自身的积累会促使其自身的高速发展;在FD I投资规模不大,但有强大内资推动时,城市综合实力也会快速提升,而FD I投资不稳定且绝对规模较小,同时内资缺乏的情况下,城市发展受到制约。     

西部地区运用财税政策吸引FDI的效果实证分析

1990年代中后期中央陆续给予了西部一系列优惠政策,但从西部地区吸引FD I的总量和质量现状来看,都远远低于全国水平。本文对西部地区财税政策吸引FD I的效果进行了分析,得出外商投资者对于具体的财税政策的敏感程度,并提出了吸引FD I的相应对策。     

FDI、技术势能与国内投资的挤出(入)效应——来自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提出"技术势能"假说,以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考察了这种"技术势能"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国内投资的挤入(出)效应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FD I对高技术企业国内投资具有明显的挤入效应,规模增加越快挤入效应越明显;"技术势能"的扩大对国内投资具有挤出效应,但在2002年前具有明显的挤入效应;在"技术势能"三个组成中,规模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率的差距抑制了FD I的挤入效应;国内企业的TFP水平对国内投资具有正效应,外资企业TFP水平提升对国内投资具有抑制作用;FD I的进入首先对大型企业投资产生了有利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正在逐步减弱;挤入效应并没有显著倾向于国有企业;潜在市场规模对资本挤入的影响为正。     

我国环境管制与FDI区位密度分布研究

本文在对环境管制与FDI区位分布相关研究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管制对FDI区位分布密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管制对FDI区位分布密度的提升具有相当大的显著的负的效应;同时,人均GDP与国有化程度对FDI的相对密度提升具有非常显著的负的效应,对外开放程度与工资水平对FDI的相对密度提升具有非常显著的正的效应。该研究结果表明各地区在提高环境管制标准的同时,要推进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形成加强环境保护与促进FD流入的良性互动。     

我国东部三大经济带FDI区位选择差异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1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我国的FDI主要分布在东部省份,但在东部三大经济带的分布又不尽相同,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对相应可能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差异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整个东部地区看,市场规模、聚集效应、劳动力素质是影响FDI的三个最主要因素.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FDI区位选择因素的重要性各有不同,主要表现在：劳动力素质在环渤海地区的显著性高于其他两个地区;基础设施对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外资分布产生影响,但在环渤海地区不显著;劳动力成本在珠三角地区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在环渤海和长三角地区影响不显著.     

制度距离、要素禀赋与我国OFDI区位选择偏好——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GMM方法,实证分析了制度距离对我国OFDI区位选择的非对称效应以及要素禀赋对我国OFDI区位选择影响的差异性。实证结果显示,对于全部样本国家,制度距离对我国OFDI是负效应。同时也发现,非OECD国家的制度距离对我国OFDI区位选择是负效应,而OECD国家的制度距离是正效应。此外,非OECD国家和OECD国家的要素禀赋对我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具有差异性,非OECD国家自然资源的影响是正效应,而OECD国家资本要素的影响是正效应,但全部样本国家的劳动力丰裕程度的影响并不显著。     

环渤海地区FDI区位分布变迁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分析FDI在环渤海地区的分布状况,根据历年各省市实际利用外资额占当年该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额的比例。将其分为了三个时间段,分别为1987--1991年,1992—2002年,2003—2012年。利用1987—2012年环渤海五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影响FDI区位分布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时间段。这些影响因素的重要性也不同。具体来说,在1987--1991年间,市场规模和对外开放度是影响FDI区位选择的两个最主要因素;在1992—2002年间．除市场规模和对外开放度外,沿海的地理位置对FDI的流入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而在2003—2012年间．集聚效应、劳动力素质和基础设施对FDI流入的影响更大。     

外资集聚效应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以江苏为例的研究

马库森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考虑了FD I的因素将产业集群分成四种类型,通过对江苏省外资产业集群的分析,我们认为江苏外资产业集群处于卫星平台型向轮轴型转变的过程中,外资大规模进入后与本地企业联系正在加强。利用G ranger因果检验,我们发现了第三产业与外资存在双向的G ranger因果关系。     

FDI与经济增长:基于金融市场作用机制的研究——中美两国数据的实证检验

投资环境作为FDI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是近几年FDI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热点。在FDI的全球跨国经营活动中,其对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可避免地受到东道国金融环境的影响。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金融市场因素对于FDI促进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对中美两国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由于资本积累效应,FDI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积极作用。对比美国而言,中国的金融市场未能有效发挥FDI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而美国相对完善的金融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外资对我国产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的经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加深了我国经济结构的偏差,本文通过外资对我国产业发展影响的分析,提出了有效利用外资的意见和加强我国产业自身发展的一些思路。     

台商投资大陆区位选择、产业布局与政策实施机制实证研究

台商对大陆投资的区位选择中,政府政策、产业结构、生产效率、基础设施和开放水平等发挥了很大作用,而各个因素是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的。文章利用1991年至2011年台商投资大陆各省份（地区）区位选择的面板数据,验证和说明了产业结构、生产效率和政府政策等关键因素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地区吸引台资的影响因素、产业布局和政府实施机制的内在联系。     

转型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的宏观经济效应──关于俄罗斯、中东欧八国和中国的比较

本文通过对俄罗斯、中东欧八国以及中国的比较,对转型国家FDI宏观经济效应的制度因素加以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转型国家有FDI流入的IS/LM/BP模型,运用一般均衡分析的方法对转型国家FDI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研究。论文指出,无论是在固定汇率下还是在浮动汇率下,FDI流入促进转型国家收入的增长都是确定的。作为转型国家的一个特例,中国兼具转型经济国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三种特征,其FDI宏观经济效应的传导机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中国在现行汇率体制下FDI流入的国民收入效应仍然是确定的。但是,与俄罗斯、中东欧八国等转型国家相比,FDI促进中国国民收入的提高相对较少。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特征,引入不良投资指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绩效进行评估。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区位分布与产业选择方面高度集中,导致不良投资呈现"双高"特征,即70%以上的不良投资集中于中亚—西亚和新亚欧大陆桥区域,80%以上的不良投资集中于金属、交通和能源等环境敏感型行业。今后应从产业层面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转型升级,实施多元化的区位选择战略,优化投资产业布局,并强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环保意识与责任意识。     

中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梯度转移的壁垒与对策

受国际产业转移和国内经济转型的影响,东部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部加速迁移,我国区域产业梯度转移面临着新的调整与选择。中部有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地缘优势、资源条件和产业基础,正面临着承接东部产业梯度转移的重大历史机遇。东部产业向中部转移仍存在诸多壁垒,制约了东中部产业深度分工和要素优化配置,阻碍了东部传统产业向中部迁移。东部和中部地区政府应进行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推动区际产业转移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近年来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新动向及启示

本文从近年来在华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产业和区位变动的现状出发，发现在华直接投资在这几个方面的新特征、新趋势，以此为背景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形势给出对我国的几点启示。     

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基于外资不同来源地和中国地区差异的视角

针对当前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产生挤入或挤出效应结论的多样化,本文从外资不同来源地和中国地区差异的角度具体到单个制造业行业研究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1999～2006年中国31个省市纺织业的面板数据,本文经验分析的结论是:不论是整体外资还是港澳台商直接投资、其他来源地的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东部地区都存在挤入效应,在西部地区都存在挤出效应,在中部地区挤入或挤出效应均不明显;其他来源地的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部地区的挤入效应和西部地区的挤出效应都要大于港澳台商直接投资;按来源地划分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入或挤出效应大小和整体外资也有差别。     

中部崛起的产业选择视角探究——安徽经济发展促进因素的实证分析

安徽是中部六省的重要成员,是“中部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承东启西,连南接被独特的地理位置,农业大省、工业大省、人口大省独特的经济社会结构使其在中部崛起中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文章通过对安徽经济发展情况的历史梳理及现状研究,建立了经济发展的计量经济模型,并通过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了模型中主要变量对模型的影响程度,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安徽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以此来探究中部崛起的产业选择视角．     

我国外资R&D机构区位研究

我国大陆已经成为外国公司海外R&D机构的主要集聚地之一。外资R&D机构在地理空间上具有高度集聚的分布态势,呈现“大集聚、小分散”的空间集聚特点。从区域（宏观）层面看,主要集聚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经济、科技中心城市,尤以北京和上海的集聚程度最高;在城市内部则集聚于各种类型的科技园区,如高新技术园区、科技工业园区、大学城以及开发区等。根据跨国R&D投资区位选择的一般原理,可以得出我国大陆外资R&D机构的四大区位选择模型：生产支撑型、资源寻求型、战略驱动型和政策引致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