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分割与企业纵向一体化

企业纵向一体化发展战略除了受产品类型、企业自身特征等因素影响外,还受政府特征的干预.本文选用2007-2015年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市场分割这一制度性政府行为的视角,探讨政府干预如何影响企业选择.我们发现地区间市场分割政策的实施能够促进企业选择纵向一体化发展战略,且这种效应在国有企业、异地子公司占比较小、地区竞争程度较为缓和的分组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地,我们发现市场分割下企业的资源优势使其在纵向扩张的同时也会选择横向发展,表现为地区市场分割越严重,当地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多元化程度也越高.本文为企业一体化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也为政府干预下国有企业的盲目扩张提供了实证依据,既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在微观层面的反映,也从侧面反映出市场分割导致的资源错配给企业发展带来的阻碍,为我国在"打破行业垄断和市场分割"以及"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等方面的政策制定提供了经验证据.     

国有企业改革中的政府干预度问题的研究

当前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最为急迫和重要的问题是国有企业改革,在企业的经营者以权谋私比较普遍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改革中政府应如何参与?政府是应当保持较高的干预度还是较低的干预度?本文通过一个图形模型来分析政府的干预度、经营者从事道德风险行为被发现的概率以及市场竞争之间的关系,提出应在保持政府较低干预度的情况下,促进国有企业的改革。     

政府在企业并购中的干预行为比较研究

市场失灵等问题的存在使得并购不单纯是一种企业行为,也是政府实现其经济、社会管理等职能的一种重要手段。在总结中外企业并购历程及政府干预行为特点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政府干预企业并购的动机,从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的视角阐述了我国政府干预企业并购的实质,并针对我国政府这种直接行政干预的缺陷以及国企中现存的委托代理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论新公共管理的工具理性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各国掀起了一场以"政府再造"为内容的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目前,新公共管理已经成为西方各国推行政府改革和政府职能市场化的主导理论,并发展成一种国际性的思潮,同时也波及到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改革及其社会的发展.新公共管理改革在解决西方国家的财政危机等问题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效地提高了行政的效率和公共服务的质量.但是新公共管理在实践中的工具理性越发凸显,甚至出现了扩张的趋势,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价值理性的存在, 因此,我们一方面应注重发挥工具理性和科技对于发展社会生产、提高社会生产力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我们应具有理性的自觉,摆脱工具理性的盲目支配,实现人与社会发展的历史的,辩证的统一.     

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探微我国从“管制”走向“治理”的转型

通过分析我国行政审批制度在传统行政管理时期、改革开放后的政府管制、从政府管制走向公共治理的特征,展现我国行政审批制度迄今为止的演变过程。与此同时,阐述了政府管制与行政审批,并论述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政府管理模式转型的关系,进而从国家行政制度改革的层面展示我国从"管制"走向"治理"的转型。     

国企调整风帆正举

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始终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七大,党中央多次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指明方向,提出要求,不断引领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大进展。青岛作为沿海开放城市,伴随着全国改革的浪潮,国有企业改革大致经历了扩大经营自主权、两权分离、承包责任制、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以国有资产体制改革推动企业改革发展的五个阶段,实现了企业从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属向市场主体的转变。以一般竞争     

论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问题

国有企业作为政府克服市场失灵、对经济运行进行管理和干预的主要手段之一，在维护我国经济正常运行和社会稳定、保障国家利益和提高经济运行质量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对公共利益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也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更加凸显了进一步推进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性。在深入推进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中需注意的几个问题：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目标；加大国有企业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力度；明确国有企业改革中政府的定位等。     

利用金股制度深化国有企业产权结构改革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依然存在不少弊病。产权结构改革作为国企改革的重点领域之一,其股权多元化的方向不能改变。本文试图通过"金股"这一股权形式,归纳其在国有企业产权结构改革中起到的作用,具体分析推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明确金股权责,保证正常经营决策权不受干预;推动产权结构合理过渡,完成后政府及时退出。     

转变政银关系的对策研究

地方政府的许多不当行为增加了商业银行经营风险,本文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描述,并从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两个角度挖掘其深层次根源,最后从减少对银行经营的干预、完善政绩考核制度等方面提出了政府层面应采取的改革对策。     

政府规模优化的经济学分析

政府规模的增长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行政发展的普遍趋势，如何界定合理的政府规模已成为行政改革的重要内容。从政府和市场两个方面来探讨政府规模扩张的原因，并根据二之间的关系对政府适度规模进行研究，从量的角度建构我国合理政府规模的尺度，进而提出我国政府规模优化的对策，以此作为我国行政机构的改革选择和基本切入点。     

科技推动政府行政制度改革的法理思考

行政制度改革只有明确了改革背景和客观条件,才能正确地把握改革力度,实现改革目标.本文从宪政视角观察科技发展与政府行政,揭示了行政制度改革的必要性(背景)、可行性(客观条件).并且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两个方面明确了科技在行政制度改革中的推动作用.一方面,科技发展逐渐形成的以权利为本位的社会文化底蕴对行政提出了横向分权的要求,科技发展促使形成的全社会高效运作对行政提出了纵向分权的要求;另一方面,先进的科学技术又为行政制度的横向和纵向分权提供了技术支撑.因此,只有清醒地认识国情和现阶段科技发展水平的基础,行政制度改革才能平稳有序的进行,最终实现建立"服务政府"的目标.     

我国行政垄断与政府管制的特点分析

本文在分析政府管制的概念及我国行政垄断相关内容的基础上,分别从政府与企业(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角度分析我国的政府管制与行政垄断所具有的特点,而且均以生产性企业为例,提出相应的结论与改革启示.     

辽宁省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问题研究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全面深化改革政策的持续推进下,各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案,涉及了不同行业的国有企业改革。从当前形势来看,推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是规范国有企业治理、提升经营效率的发展趋势,也是地方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同时还是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完善政府治理的需要。然而辽宁省的国企经过多次改革,如今经济仍然"江河日下",但是坚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脚步仍在前行。本文旨在通过剖析辽宁省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以及遗留的问题,分析辽宁省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所面临的困境,进而提出辽宁省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浅谈“行政干预”在我国企业并购中的影响

随着经济的发展,并购已成为企业迅速发展扩张的一种重要形式,特别是近年来企业并购愈演愈烈,数量逐年上升,其中不乏许多经典的案例。但由于我国政府既是产权的所有者又是经济的管理者,这种双重身份使得行政干预行为有可能出现站位不明确,产生"低效",阻碍并购完成。因此合理行使政府职能实施正确的经济干预是必须明确和解决的问题,本文就行政干预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加以探讨和总结。     

探讨国有企业如何建立以EVA为核心的价值管理体系

我国经济正处于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在世界经济快速发展和我国市场转型升级的形势下,国企的改革随之推进。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其传统的价值管理体系已不能全面的反映企业的创造力和经济实力。国有企业建立科学、有效的EVA价值管理体系,将有利于纠正国有企业当前发展中资本盲目扩张和内部发展失衡的问题,将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探讨国有企业如何建立以EVA为核心的价值管理体系

我国经济正处于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在世界经济快速发展和我国市场转型升级的形势下，国企的改革随之推进。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其传统的价值管理体系已不能全面的反映企业的创造力和经济实力。国有企业建立科学、有效的EVA价值管理体系，将有利于纠正国有企业当前发展中资本盲目扩张和内部发展失衡的问题，将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政府机构改革如何摆脱精简——膨胀怪圈

<正>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始终离不开政府职能的全面履行。如何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通过简政放权促使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呢?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要按照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目标,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调整和规范政府管理的事项,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因此使政府机构改革真正的取得成效摆脱精     

国有企业改制策略探讨

国有企业改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仅关系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巨大变动,也影响到整个经济改革的成败。文章从经营者的责权利分析出发,借鉴了国外及国内目前国有资产管理的方式方法,对社会关心较多,影响我国国有资产管理较大的回避行政干预和实施监督管理等因素进行了探讨,期望可以达到提高国有企业运作效率的目的。     

现阶段我国企业资本运营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我国企业兼并的非市场化问题 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企业兼并源于政府的推动,在我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政府对于企业兼并的兴起和发展确实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我们应当清醒地意识到,企业兼并从本质上来说应是一种市场行为,通过兼并,被兼并方企业的产权转让给兼并方企业,并获得一定的补偿.企业兼并是企业特别是兼并方企业为实现其企业目标和经营战略而采取的行动.如果把企业兼并作为一种政府行为,甚至是作为政府解救亏损企业、搞活困难企业的基本途径,那么企业兼并往往会背离兼并活动的初衷,难以实现企业兼并的经济功能.如果政府采取行政手段与行政干预,实行行政性的"撮合"和"拉郎配",势必影响和阻碍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既不利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也不利于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且,一些优势企业因行政命令背上劣势企业的包袱后,会造成经济效益滑坡,甚至有被拖垮的危险.因而,企业兼并活动中政府的盲目干预行为,很容易给企业兼并带来一些负面效应.这方面的例子已不鲜见.     

制度变革视角下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的演进

在经历改革初期和经济转轨时期制度环境的变迁,我国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表现出不同的阶段特征.本文分别以改革初期的承包经营制企业和经济转轨时期的中央企业为研究对象,利用拉格朗日方程求解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线性规划并进行推理,对以代理人为主导的"内部人控制"导致委托人利益受损失的成因进行了分析.通过建立寻租模型揭示委托人(政府)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与监督和控制带有的行政色彩,分析导致对代理人干预过多的行为,提出了委托人必须作出寻租行为的最优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