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分析-来自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05-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是否具有减贫效应。研究表明,随着控制变量正规金融、财政支农、受教育程度、农村劳动力就业水平、固定资产投资的逐一加入,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减贫效应并不稳定且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而我国农村正规金融的减贫效应是显著的。可见,农村正规金融有利于减轻我国农村贫困,应该大力推动我国农村正规金融的发展。     

简析我国农村正规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目前,我国农村正规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闻并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我国农村正规金融的发展远远没有满足农村经济增长的需要.但由于没有考虑非正规金融因素.此结论并不一定表明金融发展理论对我国农村经济增长的不适用性,相反从侧面说明了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积极作用,而这是今后农村金融改革应该注意的方向.     

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路径探讨

在我国,非正规金融尽管处于非法地位,但随着正规金融从农村纷纷撤走,非正规金融迅速壮大,并为农村社会与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本文分析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现状,提出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路径的建议。     

农村非正规金融多层次选择演化的动态分析

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在我国农村大部分地区同时存在,长期以来,正规金融安排所提供的金融服务与农村现实的金融需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而非正规金融安排提供的金融服务却很好地满足了农村现实金融需求,并随着农村金融需求的变化而不断演进.本文基于多层级选择理论阐述了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形式的变迁过程及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制度的演进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稳定状态.     

发展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本文首先运用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对称理论,论证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无法有效满足农户的资金需求;其次,阐述农村非正规金融能更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然后,基于重复博弈理论分析了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低风险性。笔者认为应该取消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抑制政策,充分发挥其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     

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根源与管制政策研究

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根源在于人们的需求,它不仅对中国农村社会文化具有很强的嵌入性,而且与农村社会秩序具有很好的匹配性。因此农村非正规金融具有极强的自生能力和可持续性。结论的政策涵义是：压制、取缔非正规金融的行为不可取,强制性地将非正规金融正规化的行为同样不可取,正确的做法应是放松管制,引导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联接,促成农村一体化金融市场的形成。     

我国非正规金融的发展与规制

我国非正规金融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相对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在信息、担保、交易成本等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对解决中小企业和农村融资难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非正规金融也有缺陷,应通过多种举措规范非正规金融的发展.     

农村非正规金融政府引导的模式构想与风险控制——以南阳市为例

"三农"问题是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而农村金融可以说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我国现阶段正规金融缺乏的情况下,如何通过非正规金融促进我国农村经济以及农业的发展,是政府现阶段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试图在分析非正规金融兴起的背景的基础上,以南阳为例谈谈如何引导非正规金融发展,并试图提出一种可行性模式并给予可操控性的风险控制建议。     

基于风险性市场的非正规金融发展路径探讨

风险性资金借贷市场的需求是非正规金融生存的基础,非正规金融的合法化和规范化应紧紧围绕满足风险性市场需求这一核心问题.本文认为,正规全融对非正规金融的融资是发展非正规金融的可行路径,非正规金融的直接融资更有利于引导和促进非正规金融的健康发展.     

对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SWOT分析

农村非正规金融在国家实施打压取缔的措施下仍然存在，而且不断的发展壮大，已成为农村金融体系中重要一员。作为农村正规金融的补充，非正规金融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研究农村非正规金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先简单概述农村非正规金融，运用SWOT分析方法，为其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农村民间金融发展方向探析——基于博弈的角度

民间金融在我国已存在相当长的时间,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民间金融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填补了正规金融留下的金融空白。从1986年开始,我国农村来自民间金融的贷款已超过正规金融。虽然国家对民间金融也曾采取过打压措施,但是由于广大农村的需求及正规金融的缺位,民间金融的发展却越来越壮大,其对农村经济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存在的就一定有其合理性。研究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任何制度都不是完善的,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民间金融的缺陷也越来越突出,试图寻求一种路径来实现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的协同发展。     

金融生态视角的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共生成长研究

从金融生态的角度,建立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Logistic共生成长模型,估算了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环境容量;然后对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之间的共生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对影响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环境容量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共生单元的种群密度对对方的环境容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环境容量会显著地受到收入水平、物价水平和利率水平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     

安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政府引导和政策选择

农村金融中的非正规金融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一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从法律法规和制度保障出发,在农业保险、信用制度和与正规金融结合等三个方面对安徽省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路径提出政府引导和政策选择的建议:制定相关法律制度,确立部分民间金融的合法地位;为农村非正规金融提供制度保障。     

建设和发展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对策研究

目前我国农村金融供求严重不平衡,农户借款难,正规金融机构放款也难,根本原因在于小农经济与银行信用不相适应。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弥补了农村正规金融的某些不足,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要建设和发展农村金融体系,在短期应将多种金融形式有机结合起来,在长期应彻底转变落后的农业生产模式。     

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履约机制与管制政策研究

简单的价值判断并不能帮助我们认识非正规金融的作用问题，从这种组织本身的机制入手得出的结论可能更具启发性。本文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履约机制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农村非正规金融具有极强的自生能力和可持续性。其政策含义是。压制、取缔非正规金融的行为不可取，强制性地将非正规金融正规化的行为同样不可取；正确的做法应是放松管制，引导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联接，促成农村一体化金融市场的形成。     

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制度:演进路径与政策规范

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与农村经济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以及非正规金融与政府管制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阐述了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形式的变迁过程及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制度的演进路径,并在此基础上对如何引导和规范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与农户收入增长

基于CFPS 2016微观调查数据，将OLS和收入分位数法相结合，分析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增收效果存在差异的原因和两类资金是否区分使用对农户收入的总体影响。结果表明：如果农户无法根据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特性有区别地进行投资，正规金融对农户收入的促进作用始终大于非正规金融，同时使用两种来源资金的增收合力并未达到最大，但随着资本产出弹性的增大，资金间抑制效应会减小。为此，在乡村振兴阶段，应积极引导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合理配置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资金。     

利率管制、金融扭曲与投资效率

本文认为我国存在正规与非正规的二元金融体系,二者的利率水平不同,央行的利率管制是导致这种金融扭曲的一个主要原因。通过构建两个部门、两种金融资本的经济模型,得出正规金融市场中利率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改善这种扭曲的金融结构,减少非正规金融,并且提高投资效率的结论。我国1986年到2008年的时间序列模型和1995到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模型证实了此观点,说明利率市场化是我国深化金融改革的必然选择。     

非正规金融与农村信用社改革

当前,非正规金融在我国农村异常活跃,本文指出非正规金融兴盛是与其内生优势分不开的,提出农村信用社要使自身更具活力,就应该借鉴非正规金融的可取之处,加快金融改革与创新的步伐。     

解决农村金融困境 构建多层次金融体系

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本文通过对农村金融需求情况,以及所处的现状分析,认为目前农村金融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针对这种困境,本文认为解决农村金融需求和供给的问题是要构建多层次的、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互补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并针对这种多层次的金融体系,进一步提出相关的政策和制度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