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执行效率能够影响FDI的区位分布吗?

该文在ANTRAS AND HELPMAN(2004)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两地区的垄断竞争模型,考察契约执行效率与FDI区位分布的关系.理论分析表明,对于契约密集度较大的行业,跨国公司倾向于在契约制度较为完善的地区进行FDI.在此基础上,基于2006年中国分省分行业的经验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市场规模、财政分权、金融市场发展等变量后,契约执行效率对地区FDI分布差异具有显著影响.     

环渤海地区FDI区位分布变迁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通过分析FDI在环渤海地区的分布状况,根据历年各省市实际利用外资额占当年该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额的比例,将其分为了三个时间段,分别为1987—1991年、1992—2002年、2003—2012年。利用1987—2012年环渤海五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影响FDI区位分布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时间段,这些影响因素的重要性也不同。具体来说,在1987—1991年间,市场规模和对外开放度是影响FDI区位选择的两个最主要因素;在1992—2002年间,除市场规模和对外开放度外,沿海的地理位置对FDI的流入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而在2003—2012年间,集聚效应、劳动力素质和基础设施对FDI流入的影响更大。     

金融契约执行效率、企业进入与产品市场竞争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之一是引导企业有序进入新行业,金融契约执行效率的高低会影响企业外部融资成本和进入决策,进而决定市场竞争程度。本文将不完全契约机制和古诺竞争引入动态一般均衡框架,从理论上阐释了金融契约执行效率对企业进入和市场竞争的影响机制。此外,本文使用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对理论结果进行了实证检验,回归结果表明:金融契约执行效率越高的地区,企业进入激励越强、市场竞争越充分;从地区角度看,中部地区对金融契约执行效率的变动相对敏感;从行业角度看,技术密集型行业对金融契约执行效率的变动相对不敏感。     

契约执行效率与最优投资的主体差异

本文在Acemoglu和Pascli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两部门垄断竞争模型,考察契约执行效率与企业投资的关系.理论分析表明,对于契约密集度较大的行业,契约执行效率越高,企业的最优投资额越大.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分地区分行业数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契约执行效率对民间投资、外商投资有明显的正向效应,对政府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在控制其他变量以及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果依然稳健.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影响FDI区位选择吗？

本文在理论分析数字经济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内在机理基础上,采用中国2011—2018年284个地级城市作为研究样本,构建数字经济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数字经济影响FDI的间接作用机制和系列异质性特征。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城市FDI的流入,并以间接影响制造业发展加速FDI流入,经过各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实施宽带中国的城市、东部地区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数字经济对强化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推动数字金融、刺激居民创业渠道影响FDI。这些发现为新时期中国夯实数字经济发展,扩大对外开放并稳定外资找到了新思路并提供了实证依据。     

契约执行效率与地区出口绩效差异——基于行业特征的经验分析

生产率差异是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而契约执行效率又是决定行业生产率的制度因素之一。本文利用中国省区28个行业数据检验了契约执行效率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契约执行效率高的地区更倾向于专业化生产和出口契约密集度较高、物质资产专用性较强和人力资产专用性较弱的产品。在控制比较优势的其他影响因素及变量内生性之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本文进一步指出,企业的一体化程度差异是解释上述结论的关键因素。     

中国FDI区位分布的空间效应研究

目前关于我国FDI区位选择因素的大部分实证研究都是建立在双边框架内,考虑第三方效应并从城市角度进行的研究还少有涉及。本文在新近发展起来的"第三国效应"理论基础上,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对1985—2005年期间我国30个省市区的15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FDI区位分布的空间效应进行检验。发现全样本154个城市的FDI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周边城市的FDI增量可以增加某城市的FDI流入量,周边城市的市场规模越大某城市的FDI流入越多,各城市的FDI流入也受到周边城市FDI不可测因素的影响。对三大地区内部、三大地区之间及长、珠三角与三大地区之间等不同子样本的FDI空间效应的检验,发现东、中、西部地区FDI的主导类型分别为集聚垂直复合型、受限的集聚垂直复合型和水平型。     

契约执行效率与地区出口绩效差异-基于行业特征的经验分析

生产率差异是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而契约执行效率又是决定行业生产率的制度因素之一.本文利用中国省区28个行业数据检验了契约执行效率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契约执行效率高的地区更倾向于专业化生产和出口契约密集度较高、物质资产专用性较强和人力资产专用性较弱的产品.在控制比较优势的其他影响因素及变量内生性之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本文进一步指出,企业的一体化程度差异是解释上述结论的关键因素.     

不完全契约理论下企业间的交易效率

文章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分析框架,利用拓展和延伸了的不完全契约理论模型,在分析归纳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引入私下执行资本(PEC),并进一步深入到自我执行机制的内在因素和作用机理.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正是重复博弈下的未来收益、声誉溢出和诱因底线等因素影响了PEC,进而影响企业间交易效率.分析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上下游企业间交易行为乃至更广泛的企业关系,对于解释和改善我国企业目前管理现状提供了一定的思路.     

影响我国FDI区域分布因素变迁的实证分析

文章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用计量模型分别分析了决定我国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FDI地点分布的因素及其在1991年前后的变迁。认为中国FDI地点选择因素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存在很大差异。当前，沿海地区吸引的FDI仍以出口加工型为主，中西部地区的FDI和当地的固定资产投资存在交替关系。     

跨国公司在华R＆D机构区位分布的影响一因素分析

文章从省域尺度上考察跨国公司在华R＆D机构的区位布局。采用2006年跨国公司在华R＆D机构数据,对影响跨国公司在华R＆D机构区位分布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区域吸收利用的FDI规模和市场规模是影响跨国公司在华R＆D机构区位布局的决定性因素;R＆0资源的密集程度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是影响跨国公司在华R＆D机构区位布局的重要因素,对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布局有一定影响。     

中国企业利用FDI的效率改进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和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将中国企业推上了"走出去"的道路.目前,如何走好这条道路成为理论界和实业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从分析中国企业FDI效率出发,指出了中国FDI存在流出总量过小、投资比率效率低、投资的产业结构单一及FDI的具体操作效率差的效率缺失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中国企业FDI的宏观环境、加强供应链管理和培育有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的策略,旨在改进中国企业FDI的效率.     

地方政府竞争与FDI区位分布——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93—2004年省级地区面板数据重点分析了地方政府竞争对FDI在我国区位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竞争和区位特征变量一道触发了FDI的初始地理集聚,而由于集聚效应的作用,地方政府竞争的经济后果会被持续加强,导致了FDI在我国省级地区的不均衡分布。(2)从长期来看,单纯的税费优惠手段对FDI区位选择整体上不起作用;各地区在交通、通讯和能源等硬件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对吸引FDI流入具有重要作用,成为各地经济竞争的主要手段,并导致科教文卫等软件公共物品投资不足;此外,旨在提高地方政府治理水平的制度优化竞争对吸引FDI流入也具有积极作用,应成为未来地方政府竞争的主要方向。本研究为各地招商引资活动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除了地方政府竞争因素以外,FDI的区位选择还要受到地方市场规模、市场开放度等区位条件,以及集聚经济效应的影响。     

我国FDI区域分布的区位条件及其地理溢出程度的经验研究

依据企业选址理论,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我国29个省FDI的区域分布的区位条件进行了经验研究。一方面证明了各地区的经济总量、劳动成本、市场化水平、累积的FDI和开放程度等区位条件是决定FDI区域分布的主要因素,而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哑变量的作用却不显著。另一方面证实了中国FDI区域分布的空间依存性的存在,并对我国FDI省际区域地理溢出的程度进行了估计;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有关各地区,特别是广大中西部地区吸引更多FDI的政策建议。     

FDI技术溢出对中部地区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中部六省国内R&D、FDI技术溢出与能源效率的框架,运用1998-2009年中部六省的Tobit面板回归模型,检验了FDI技术溢出效应对中部地区能源效率的影响,并根据分析和研究结果提出了一些合理的政策建议.     

FDI对省际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

以2005-2007年各省区的工业能源效率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外资企业进入对工业能源效率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检验后发现,由于普遍整体的技术水平要高于国内企业,外资进入总体上会提高省区的工业能源效率;而由于企业性质不同,即港澳台企业相对于其他外资企业来说规模偏小、环保意识较差、生产和环境技术较差等,导致港澳台外资对能源效率的影响要小于其他外资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FDI在我国省际间的分布与集聚

FDI（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三大地区各省市的分布存在很大差异。本文在考察了我国FDI省际间时间、规模分布差异化特征的基础上,指出了FDI地区集聚化的原因：在FDI的流向选择过程中,也会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面对这种不确定性和高成本,采用＂跟进策略＂是外国企业进行直接投资的最优选择。     

FDI在云南的区位分布研究

云南吸引FDI流入最早可以追溯到滇越铁路的修筑,近代云南FDI流入始于80年代中期,“昆交会”的成功举办为云南FDI流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总体看云南吸引FDI流入起步晚,速度快.昆明是云南省FDI流入的主要聚集地,超过60％的外资流入和实际利用主要集中于昆明,怒江、文山、楚雄、丽江、昭通等地是云南内部FDI流入最少的地区,其总和不足全省的2％.地区差异明显、地区规模差距大是FDI在云南区位分布的主要特征.     

FDI对贵州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外资的大量流入已经成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个支撑点.但贵州与其他省份及地区相比,FDI在数量及产业分布上有自己独有的特点,总体上是总量较少,产业分布不广.本文立足于贵州,在FDI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方面进行研究,以求更好的利用外资,促进贵州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内需与外需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分析——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对FDI区位选择中内外需的作用机制及影响进行了研究,建立了地区吸收FDI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并运用面板计量模型,估计了内外需对在华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用以测度内外需的国内市场潜力与国际市场潜力对地区吸收FDI有显著影响,全国地级市层面估计结果为内需影响大于外需,外需对中部地区吸收FDI影响不显著,对西部地区吸收FDI的影响大于内需。本文根据以上结论提出加强内外需互补协调发展、拓宽区域发展空间、促进FDI合理区域布局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