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日货运动的贸易效应探究——以1927年为例的经验分析

考察直接的贸易效应,既是理清抵货运动经济效应的起点,又能从一个侧面评论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成效,还有助于揭示特定时期中国民族工业得以发展的部分原因。本文旨在考察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抵货运动对洋货进口是否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以1927年爆发的大规模抵制日货运动为案例,使用1926年至1928年中国从17个贸易伙伴细分商品的进口数据,运用倍差法进行定量分析,本文稳健地证实了此次抵货运动对日本产品输入中国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并识别出对纺织品的抑制效应大于其他行业产品,对初级产品的抑制效应大于工业制成品。     

进口行为、企业研发与加工贸易困境

利用海关贸易库和工业企业库的合并数据,文章专门研究中间品和资本品的进口对企业R&D投入的作用效应。研究结果发现:在有效处理内生性问题基础上,中间品和资本品的进口均对中国企业R&D投入造成显著抑制效应。进口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作用和企业出口行为密切相关。中间品的进口对无出口企业的R&D投入造成了显著抑制效应,而资本品的进口对无出口企业的R&D投入没有显著抑制效应,却对有出口企业的R&D投入产生了显著抑制作用。研究发现,加工贸易方式是造成进口抑制企业R&D投入的重要原因,由此揭示出中国对外开放中"加工贸易困境"现象的存在。这些发现对重新理解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的复杂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中国进口政策的调整提供了决策依据。     

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中间品进口抑或资本品进口

与大规模中间品进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仍然较低。文章使用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库匹配的数据,揭示出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口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1)从总的样本来看,中间品进口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促进效应,而资本品进口产生抑制效应,二者调节不利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2)区分产品差异化后发现,同质中间品进口促进效应更大,且同质中间品与异质资本品进口交互存在显著的负面调节效应。(3)区分企业所有制后发现,中间品进口对民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效应最强,而资本品进口对民营企业的抑制效应最强,且中间品与资本品进口交互对三类企业都产生负面调节效应。正是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口结构失衡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负面调节效应,才导致中国在大规模进口中间品的同时却出现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处于低位现象。据此,在强调中间品进口促进效应的同时,需要区别重视、克服其通过资本品进口产生的不利调节效应。     

非关税壁垒对中国进口多元化的影响

本文基于地区和产品贸易模型及对中国进口非关税壁垒的测算,探究了降低进口非关税壁垒对中国拓展进口多元化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进口非关税壁垒主要集中在预制食品、动植物产品、鞋帽与羽毛制品等品类;从加拿大、澳大利亚、泰国、越南等来源地进口的非关税壁垒较高。进口非关税壁垒降低能显著促进中国进口产品来源地和进口产品种类多元化。此外,在拓展进口来源地时,降低进口非关税壁垒对同质品的促进效应大于异质品,对资本品的效应则大于最终品与中间品;对劳动与资源品、初级品的促进效应大于低、中和高技术制造品,且降低于CPTPP成员非关税壁垒比其他经济体对中国拓展进口来源地多元化的促进作用更大。     

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工业劳动需求弹性影响的经验研究

本文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贸易自由化与劳动需求弹性的关系,分析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论文采用中国34个工业行业1993～2002年的面板数据,估计了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工业劳动需求弹性的影响。研究认为,中国工业进口自由化导致了工业劳动需求弹性的上升,该效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在程度上是重要的;贸易自由化通过替代效应和产出效应两条途径影响中国工业劳动的需求弹性,替代效应的作用明显强于产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即使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工业工资和就业的直接影响不明显,其仍会通过提高劳动需求弹性对中国工业部门劳动者产生较大的压力。     

显性比较优势与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的贸易效应

本文针对显性比较优势与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的贸易效应问题,基于10分位贸易品进行的统计分析和GMM分析显示:(1)显性比较优势不是中国产品遭受美国反倾销的必要条件,也不是中国产品招致美国反倾销的原罪;(2)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带来负向贸易效应,课征终裁反倾销税产生不利的贸易效应,显性比较优势上升显著地促进了美国从中国进口产品,它与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交互项产生正向贸易效应;(3)中国涉案产品RCA强度能够削减同期内美国从非被诉方产品的进口转移,尽管跨期内已失去削减贸易转移的功效。因此,坚守中国制造业的显性比较优势是重要的,它将继续支撑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欧美对华反倾销措施的贸易效应:理论与经验研究

本文首先对反倾销措施的贸易破坏效应、贸易转向效应、贸易偏转效应和贸易抑制效应的概念及基本含义进行了说明,并分别构建了两个Ber-trand寡占竞争模型对前三种贸易效应进行理论分析。通过理论推导及分析表明,反倾销措施具有负的贸易破坏效应、正的贸易转向效应和贸易偏转效应。然后利用2002～2007年欧美国家对华纺织品反倾销案例8位和10位税则号涉案产品的月度数据,考察了欧盟和美国对华反倾销过程中不同阶段贸易破坏效应、贸易转向效应和贸易偏转效应的存在和大小。结果表明,对华反倾销措施不仅导致了指控国从中国的涉案产品进口量减少,以及从韩国、印度等竞争国同类产品的进口量增加,而且促使中国涉案产品向第三方市场出口量增加。     

单一起诉和多重起诉下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效位:经验研究

本文区分了反倾销单一起诉和多重起诉,并使用多边双向贸易图刻画出这两种反倾销模式下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对不同贸易主体引致的贸易效应.经验研究证实: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单一起诉和多重起诉对中美产生了显著不利的贸易调查效应,且美国多重起诉产生的贸易调查负效应更重；终裁期内美国对中国多重起诉征税比单一起诉征税给美国从中国进口造成更大的贸易破坏效应；并且,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单一起诉和多重起诉调查引致美国从非被诉国的进口转移；终裁期内美国对中国单一起诉征税造成了美国从非被诉国的进口转移,而美国反倾销多重起诉征税却阻碍了美国进口转移,这一结论支持了Irwin( 2005)的研究发现.本文的政策建议包括:构建主要行业产品的反倾销预警信息中心,加强横向磋商以抑制美国的反倾销活动,实施出口产品贸易偏转和走出去投资战略.     

创造效应还是替代效应——中国OFDI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研究

本文从对外直接投资母国的视角出发,梳理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进出口贸易的效应机制,使用2003~2012年中国对45个国家及地区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的跨国面板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能够产生明显的创造效应,且反向进口效应要大于出口引致效应。对按照投资动机划分的经济体类型进行分样本回归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出口贸易效应存在国别差异。     

有形数字产品进口多样性与企业出口韧性

在数字贸易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借助数字进口贸易增强企业出口韧性是中国应对外部环境变化、防范风险的现实需要。文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匹配数据，以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作为研究背景，实证考察了有形数字产品进口多样性对企业出口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有形数字产品进口多样性能够显著增强企业出口韧性，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出口多样化效应以及出口结构优化效应是有形数字产品进口多样性影响企业出口韧性的中间渠道。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有形数字产品进口多样性对企业出口韧性的促进作用在资本密集型行业、非国有企业以及高数字经济发展地区的表现更显著。文章的研究结论为中国搭乘数字贸易“顺风车”,增强企业出口韧性，早日迈入贸易强国行列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服务贸易进口对中国离岸工业外包的影响——基于中国工业行业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根据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中的相关数据,本文计算了1995~2009年中国工业行业离岸工业外包率和进口服务中间品的变化,实证检验了进口服务中间品对中国工业行业离岸工业外包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各工业行业离岸工业外包率和进口服务中间品均呈上升趋势;服务贸易进口整体、运输、通讯服务贸易进口对中国工业行业离岸工业外包率的影响为正,金融服务贸易进口对中国离岸工业外包率的影响不显著。     

美国对中国出口制造品实施的限制性TBT措施的甄别

文章使用产品层面"具体TBT措施"的进口覆盖率和频度指数描述2000～2014年间美国对中国出口制造品实施的技术规制和标准实际内容的变化,并根据"具体TBT措施"行业及产品层面的贸易效应甄别美国对中国出口制造品实施的具有贸易抑制效应的"限制性TBT措施".研究发现:美国对技术含量较高的化学品的进口实施的技贸规制相对严苛...     

中间品进口、制度环境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文章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进出口贸易微观匹配数据,在地区制度环境存在显著差异的背景下研究中间品进口、制度环境与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中间品进口通过"竞争效应"、"知识溢出效应"、"中间品质量效应"以及"中间品多元化效应"机制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但提升效果会因企业所有制、贸易方式、中间品进口来源国、技术复杂度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2）制度环境改善一方面可以直接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另一方面强化了中间品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应,中间品进口与制度环境在影响出口产品质量方面存在互补性;（3）文章进一步从动态视角考察了进口持续期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得出二者呈现"U"型关系,短期进口无法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持续进口以及适时进入可以显著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本研究为中国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提升,改善区域制度环境提供了理论与现实支撑。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技能结构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文章基于2000～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深入考察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和技能结构对中国制造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地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但是这种影响因出口产品目的地、产品类别和企业所有制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增加高技能劳动力投入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同时,高技能劳动力与高质量进口中间品存在显著的要素投入组合效应,这种效应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存在显著的进口中间品增强效应和技能结构增强效应。     

中国对东盟OFDI的国别贸易效应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3~2011年中国对东盟10国OFDI和进出口面板数据,分析中国对东盟OFDI贸易效应存在的国别差异。研究表明:中国对东盟各国OFDI均具有贸易创造效应,且存在明显的国别差异;除了老挝和缅甸,对其他国家OFDI的出口创造效应都大于进口创造效应,总体上对东盟OFDI的出口创造效应略大于进口创造效应;从国别差异看,对泰国、马来西亚和越南OFDI的贸易创造效应最大,其次是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对新加坡、菲律宾、缅甸、老挝和文莱OFDI的贸易创造效应最弱。中国应当根据东盟各国不同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进行相关行业的直接投资。     

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分析

文章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贸易数据探究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企业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汇率上升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有促进作用,对进口技术复杂度有抑制作用。从影响机制上分析,人民币升值通过"种类效应""创新效应"和"资本效应"提高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并通过"种类效应"以及"竞争效应"降低中国制造业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发现,一般贸易企业、非国有控股企业和东部企业的进出口技术复杂度对汇率变动敏感,国有控股企业和中西部企业的进出口技术复杂度对汇率变动不敏感,而加工贸易企业的进口技术复杂度对汇率变动敏感,出口技术复杂度对汇率变动不敏感。     

中国对外反倾销的经济救济效果评估

本文选取1997.3～2009.6中国反倾销案例涉案产品以及国内相关进口竞争性产业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定量评估中国反倾销措施的经济救济效果。结果表明:虽然存在"贸易转移效应",但是中国反倾销措施仍然有效地抑制了对国外倾销产品的进口,即贸易救济效果显著;而强硬的反倾销措施为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即反倾销措施对国内进口竞争性产业具有显著的救济效果。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中国实施对外反倾销措施的路径选择与政策建议。     

中国服务业开放对区域创新的影响

通过使用中介效应检验法,系统考察了中国服务业开放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发现中国服务业开放有助于促进区域创新。中国服务业开放的研发资本投入效应、服务业开放的研发劳动投入效应、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进出口贸易的推动效应在服务业开放对中国区域创新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而服务业开放对人均GDP的拉动效应在服务业开放对中国区域创新的影响中不存在中介效应。东部地区通过服务贸易进口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能显著促进区域创新,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通过服务贸易进口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不能显著促进区域创新。     

中国企业进口贸易持续时间的决定因素研究

文章依据中国海关与工业企业中的HS-8位产品与企业层面的匹配数据,对中国企业的进口持续时间进行了分析。在运用生存分析方法 K-M方法对2000~2006年中国不同类型进口企业贸易关系的持续时间进行了测算后发现,总体上中国进口贸易关系的持续时间比较短暂,平均持续期只有1.8年,低关税产品进口企业与外资企业进口关系持续时间较长。运用离散时间cloglog模型对持续时间的影响因素估计发现,进口关税与企业所有制等进口来源国和企业特征因素均对中国进口贸易持续时间产生了显著影响。同时运用logit及probit模型对该结果进行了稳健检验。     

中国对外反倾销的产业保护效果研究——基于贸易破坏效应和贸易转向效应的视角

本文通过定量分析的方法,评估了中国对外反倾销的产业保护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实施反倾销措施会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对指控对象国涉案产品的进口明显减少,即存在明显的贸易破坏效应;二是对非指控对象国相关产品的进口明显增加,即存在明显的贸易转向效应。但从整体来看,反倾销措施会使得我国限制对国外产品的进口,对本国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