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估商誉价值的一种新方法——模糊数学法

本文根据超额收益理论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商誉进行计量,以上市公司会计报表数据计算商誉因素,采用模糊数学方法对商誉价值进行评估.并且,根据样本数与行业均值的关系,将商誉的每种影响因素划分为四个类别,以此为基础对每个因素每一类别进行"优良中差"的评价调查并利用相应权数对调查结果进行调整.影响因素的权数和各个大类别的权数是根据商誉和商誉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标准化系数绝对值在其相应类别系数绝对值之和中所占的比重来确定的.本文得出的结论是我国上市公司目前商誉发展水平偏低,企业需要重视增强超额盈利能力.     

超额收益的商誉影响因素以及商誉弹性——基于上市公司的行业比较分析

本文创造性的尝试根据弹性的概念,选择除金融保险之外的10个行业,分别对行业平均超额收益变动率与行业商誉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各个行业所有商誉因素中,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超额收益的创造和实现影响最大,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超额商誉、薪酬激励与企业风险承担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并购活动日益频繁,随之而来的商誉资产急剧增长并不断累积,商誉泡沫逐渐成为资本市场研究中广泛讨论的话题。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超额商誉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超额商誉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对二者之间的负向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中。文章不仅丰富了超额商誉与企业风险承担领域的相关研究,同时研究结论也为上市公司并购决策和投资者等资本市场参与者更好地理解商誉泡沫带来的经济后果以及高管薪酬激励体制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超额商誉?

本文以2007～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以及如何影响超额商誉.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够抑制超额商誉.机制检验表明,融资约束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抑制超额商誉的重要路径.异质性检验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超额商誉的抑制效应在重资产企业、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高市场...     

上市公司合并商誉减值测试实证研究——基于盈余管理的视角

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2007～2008年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状况进行了统计性描述,并利用统计检验的方法对商誉减值准备计提进行了差异分析,同时在控制会计师事务所类型以及财务状况因素的影响下,采用2007～2008年的截面样本数据对影响商誉减值准备的盈余管理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其他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率、合并商誉规模以及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等因素对商誉减值测试有显著影响。上市公司合并商誉减值测试存在明显的盈余管理动机。     

产品市场竞争能抑制超额商誉吗？

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8—2020年数据,考察了产品市场竞争对超额商誉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产品市场竞争具有抑制超额商誉的效应,并能够降低后续商誉减值的可能性;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产品市场竞争通过降低管理层代理成本、提高股票流动性抑制了超额商誉;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内外部环境对产品市场竞争与超额商誉之间的关系具有异质影响,在内控质量、独立董事比例高或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分析师关注度低时,产品市场竞争对超额商誉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经济后果分析发现,产品市场竞争对超额商誉的抑制具有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企业价值的效应。     

超额商誉是否影响审计意见？

近年来,商誉对经营业绩与企业价值的负面影响引起广泛关注,但审计视角下的研究相对较少。以2010—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超额商誉对审计意见的影响,研究发现：（1）超额商誉会显著提高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2）中介效应检验显示,经营风险与审计投入是作用路径;（3）异质性检验表明,在民营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低、制度环境好、分析师关注度高等样本中,超额商誉对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     

连锁股东会影响超额商誉吗

基于投资组合价值最大化理论,连锁股东具有治理协同与竞争合谋两种效应。因此,连锁股东能否对企业超额商誉产生影响以及产生何种影响值得关注。选取2010～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检验连锁股东对企业超额商誉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连锁股东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和缓解委托代理问题进而抑制企业超额商誉,发挥治理协同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机构型连锁股东能显著发挥治理作用,非机构型连锁股东在抑制企业超额商誉方面不具有显著影响;在管理层持股、分析师关注度较高的情况下,连锁股东对企业超额商誉的影响更为显著。本研究为全面正确地认识连锁股东的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为监管机构合理引导连锁股东发挥作用、促进机构型连锁股东的发展提供了决策依据。     

商誉会计研究与探讨

长期以来各国对商誉会计没有统一的认识和处理方法，特别是“商誉”与“外购商誉”的混淆表述，使人们对商誉的认识及相应的会计处理产生误区。本文从超额盈利能力角度出发，对商誉会计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与探讨。认为商誉是企业拥有和控制的特殊优异的无形资源，在本质上代表了一种比较优势；外购商誉只有满足获取超额盈利能力才能加以确认；超额收益折现法是计量商誉价值的较好选择；同时提出采用定期价值重估与减值测试相结合对商誉进行后续会计处理。     

关于自创商誉会计的探讨

一、商誉概述商誉是企业拥有和控制的,能够为企业带来超额收益的无法具体辨认的资产,能使企业具有一定的未来盈利能力。我国将商誉定义为企业获取超额收益的能力,从无形资产中分离出来,单独列作一项资产。商誉按来源分为外购商誉和自创商誉两种。外购商誉是企业购并活动中,收购方在对被购方的资产     

我国上市公司确认商誉的经济后果分析——基于2007年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不仅疯狂地吞噬着华尔街,而且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不利影响,曾被奉为"代表未来会计计量方向"的公允价值,一夜之间亦成为众矢之的.与之相伴随的是,会计上确认的合并商誉这种虚拟资产到底对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有何影响,进而对资本市场有何影响等问题值得冷静思考.本文以2007年1月1日-12月31日我国沪、深两市1 331家(剔除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详细描述了样本上市公司确认商誉的状况,分析了会计上确认商誉的经济后果.指出在商誉确认方面,样本上市公司中确认商誉的达38%,且具有增大的趋势.会计上确认商誉,的确可以改善企业的资产结构,降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上市公司再融资提供了必要的便利.同时,部分上市公司对商誉的会计处理既不符合相关的数理逻辑关系,又可能存在对会计准则理解和运用上的偏差,抑或存在着会计舞弊的嫌疑.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上确认的商誉并不完全符合其本质,证明了部分上市公司对商誉本质的认识和理解还存在着偏差.     

浅析上市公司商誉问题

近年来上市公司商誉的金额不断上升,商誉日渐成为资本市场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从上市公司商誉的基本概念、商誉成因、商誉特征、商誉的会计处理等方面对上市公司商誉进行介绍,使投资者对商誉有所了解。最后本文将对上市公司商誉风险进行提示,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的风险性,审慎对待上市公司商誉问题。     

中国上市公司商誉的现状、风险及管理建议

目前,随着资本市场并购重组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很多上市公司商誉金额及其占公司资产总额的比重较大,或对未来净利润影响较大,引起了资本市场的高度关注。2018年11月中国证监会出台《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加强对商誉减值的会计、审计和评估等方面监管,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基于此,本文就商誉减值相关规定和目前中国A股市场商誉现状、商誉监管政策变化及减值风险进行了简要分析,并就上市公司如何管控好商誉及其减值,确保稳健经营提出了相关建议。     

论商誉的本质及自创商誉的确认

本文认为,商誉是企业的超额获利能力,是使企业获得超额利润个性特征的总和,认识商誉的本质有利于最终解决商誉的确认计量问题。商誉的本质决定了自创商誉的确认面临逻辑悖论,自创商誉的确认无助于增加有用的会计信息。     

高管特征对企业并购商誉的影响研究

选取2014—2018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实证研究了高管特征与企业并购超额商誉之间的关系,以及盈余管理动机下高管特征对后续商誉减值计提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平均年龄、团队稳定性、具有财务背景的高管人员占比以及非国有企业团队规模都可以有效抑制商誉泡沫的产生,其中高管团队的稳定性会直接负向影响商誉减值的计提,团队规模和平均年龄可以有效抑制企业盈余管理动机下增加商誉减值的行为,具有财务背景的高管人员占比在有无盈余管理动机下对商誉减值的影响均不显著。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合理配置高管团队、控制高管人员流动性、加强市场对并购事项的监管等相关建议。     

负商誉的价值相关性研究——基于新企业会计准则的实证研究

基于新企业会计准则下负商誉的会计政策,运用剩余收益估值模型和回报模型,本文系统探讨了负商誉对股票价值和超额回报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扣除负商誉后的剩余收益对股价有显著正的解释力,而负商誉与股价负相关;(2)扣除负商誉后的未预期盈余对超额回报有显著正的解释力,负商誉与超额回报负相关。实证结论说明,市场不仅能够辨别盈余结构,而且市场投资者能够辨别负商誉的价值含义。     

组合无形资产——商誉价值的确认与分割——实务与案例（二）

商誉价值的初始确认，是指对业已存在的商誉采取相应的方法进行价值计量的过程，并以此作为组合无形资产——商誉价值分割的基础。为了合理确认组合无形资产——商誉价值，我们设计了一系列以超额收益能力为基础的计量方法，并依据实现原则，对企业已实现的超额收益采用一定的方法确认为商誉价值。其价值确认方法可根据“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基本原则，     

并购商誉及其减值研究：准则演进与文献回顾

文章结合商誉准则演进过程,分析了商誉的内涵,采用“财报信息的编制者（管理层）——财报信息的鉴证者（审计师）——财报信息的使用者（投资者、政府、社会公众）”的分析框架,深入剖析了商誉产生的动因、影响因素及其经济后果。准则演进方面,美国商誉会计准则的演进背后主要是各个经济利益集团的博弈,国际商誉会计准则的演进动因主要在于平衡各个成员国的利益需求,我国会计准则的演进动因主要在于结合经济发展进程的同时与国际接轨;国内外有关商誉的研究主要从好感价值论、协同效应论、超额收益论等视角归纳了商誉产生的动因,从并购交易特征、管理层行为、外部市场环境等方面归纳了商誉及其减值的影响因素,从财务报告质量、股权投资者、债权投资者等角度归纳了商誉及其减值的经济后果。未来可以进一步以理论与实证结合,立足中国情境展开更加深入系统的商誉研究。     

家族企业超额商誉、信用关系与创新投入

以2008～2021年我国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检验家族企业超额商誉与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及其机制路径、不同所有权结构下超额商誉与创新投入之间机制路径的异质性以及超额商誉的前置动因。实证结果表明：超额商誉抑制企业创新投入；超额商誉抑制商业信用融资，促进银行信贷融资；银行信用具有财务刚性，并非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最优融资来源；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可以成为家族企业创新的融资来源渠道之一。基于所有权异质性视角发现，非创始人家族控股以及低二代控股组超额商誉对创新投入的负向影响较弱。进一步探究超额商誉的前置动因发现，自由现金流促进家族企业超额商誉的确认。最后，基于企业内部治理水平与外部制度环境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低经营风险组以及低市场化组，超额商誉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较强。     

商誉会计理论的基石与重构

一、商誉会计理论的基石（一）传统的“三元理论”及其缺陷。商誉会计的“三元理论”即超额收益论、剩余价值论和无形资源论。超额收益论认为,商誉是超额收益部分的资本化价值;剩余价值论认为,商誉是企业总体价值与单项可辨认净资产的未来现金净流量与贴现值的差额,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