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期权激励与最优激励系数

现代企业的公司制度实质上就是委托代理制度。委托人和代理人利益的不完全一致引发了“道德风险”问题，为了防止道德风险就必须要设计一套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来促成代理人的合理行为，从而保证经理人和股东利益实现渠道的一致性。股票期权制度正是这样一种满足激励约束相容机制的设计。然而，在设计期权激励制度的时候，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激励系数的确定，针对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的代理人提供不同的激励程度，并使其满足激励约束相容条件，则是实现最优机制设计的前提。     

浅析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问题

在市场经济运行中 ,企业的委托———代理结构由于信息的不对称 ,会使代理人在自身利益与委托人利益不一致时 ,采取败德行为 (即道德风险 )。这就要求委托人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使代理人的利益与委托人的利益实现一致 ,从而避免代理人的道德风险 ,实现其资产增值效用的最大化。     

试论国有企业的“激励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

国有企业的“激励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的设计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至关重要。国有企业的委托人是国家，为了避免发生代理人利用委托人的授权，从事与委托人利益不符的活动，减少道德风险，委托人就需要设计一套对代理人的“激励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使代理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委托人利益的最大化。如果监督或制约是事后纠正，激励则是事先预防。激励的核心是将经理对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追求。针对经理对货币收入的追求，资本所有者通过确定一个最优报酬计划来实现对代理人的激励和约束。一、国有企业的激励制约机制“激…     

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的发展与应用

传统的委托-代理模型(Holmstrom,1979)研究了代理人代表委托人从事单一的无法观察的行动时，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契约来降低道德风险的问题，其主要着眼点是风险分担和激励之间的权衡关系，并且已经被广泛用于各个不同的领域。但是传统的委托一代理模型过于理想化、简单化，它只考虑     

试论保险委托代理关系

保险委托-代理关系是一种不完全契约关系,委托人要为代理人的行为承担风险,而契约的执行力掌握在代理人一方,契约的制约力掌握在委托人一方,事前逆向选择和事后道德风险是委托人不能回避的两大难题,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代理人的行为。信号传递、激励方式、信誉机制三方面决定了保险委托代理关系的状况,也决定了寿险营销的发展前景。     

激励理论与高校教师绩效薪酬机制研究

代理理论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代理人拥有私人信息，以及工作业绩受多种不可控制因素的影响(即不确定性)。不能证实代理人实际努力水平，因而，代理人可能采取消极怠工或损害委托人利益行为而使个人效益最大化。委托人只有利用包含了代理人私人信息的可观察结果，设计一个激励合约，诱导代理人为委托人努力工作。     

我国公共部门的劳动契约和敬业激励——一个存在委托人道德风险的理论模型

委托代理理论表明 ,当一个组织内雇主与雇员具有委托—代理关系时 ,提高雇员工作效率的关键是 ,要改善组织管理中的激励规则 ,即建立敬业激励相容的激励规则 ,使得每个雇员在其自由选择的自利目标下追求自我利益时恰好实现了公共部门的敬业激励目标。但是 ,由于公共组织和私人组织在委托—代理关系上的差异 ,即不同于私人组织 ,公共组织主管当局相对于全体社会成员来说充当代理人的角色 ,而相对于公共组织内雇员来说又以委托人的身份出现 ,所以公共组织内雇员敬业激励机制运行效率极易受损于作为委托人的主管当局的道德风险。本文通过对尽职激励合约和敬业激励合约制度界区的划分 ,构造出一个完美信息博弈模型 ,解释公共组织委托人的道德风险如何破坏敬业激励机制的激励功能 ,以期为公共部门深化改革在机制设计上提供某种理论准则。     

委托代理模型中风险偏好对激励合同的影响分析

从实际出发构造了一类委托代理模型,研究委托人和代理人的风险偏好对激励合同的影响。研究表明：委托人在制定激励合同时应考虑自己及代理人的风险偏好,这样才能达到有效激励的目的。     

公共部门组织激励存在的问题:西方理论和中国证据

公共部门组织激励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困难的问题,近年的研究揭示出公职人员外在激励的有效性天生就不高.原因在于:一是由于激励具有财政约束性,导致政治代理人追求权力最大化,其经济行为效率就低.二是由于委托人目标具有难定性和代理人产出具有难量性,使得可合约性很差,代理人的经济行为缺乏明确的合约条款约束,其道德风险大大增加.上述问题在中国的表现就是地方官员的经济竞争缺乏效率,从中我们也可看出官员内在激励的重要性.     

公司治理约束激励机制探析——基于委托—代理理论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进一步建立,现代企业的规模日益大型化,股东日益增多,以独立法人、多元化、分散化的投资主体,可以自由转化的企业股权,以及只需承担有限责任为特征的公司制企业已经越来越成为主要的企业组织,因而形成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人就需要设计一种制衡机制来约束代理人,这种机制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即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为了防止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做到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激励相容,构建约束和激励机制对于公司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可转债融资对降低代理成本的独特作用

<正> 一、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产生 信息经济学的观点认为,代理成本的产生是由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引起的。由于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性——委托人无法准确观测到代理人的行动——从而导致代理人不以委托人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片面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产生了“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问题”,并给委托人带来一定损失(剩余损失)。于是,委托人的问题是设计合理的契约(激励机制),以诱使代理人选择对委托人最为有利的行动,因此而产生了监督成本与激励费用。代理成本主要包括剩余损失、监督成本以及激励费用三部分。     

内生信息结构下的激励问题述评

内生信息结构下讨论激励问题是目前信息经济学的一个发展趋势.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通过以下思路展开分析:委托人有一项目需要代理人去实施,代理人可以在项目实施前搜集有关项目的信息;委托人必须考虑代理人进行信息搜集获得私人信息产生的激励问题.     

委托代理中四种契约关系与激励启示

在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契约关系里,由于人性假设的多样性和交易的复杂性,使得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呈现多种形式,可分为正式契约、关系契约、心理契约和社会契约,每种不同契约关系都昭示着对代理人的不同激励方法。     

扶弱抑强:组织中的资源配置歧视

文章基于锦标赛模型分析了组织中扶弱抑强的歧视性资源配置现象.模型表明,若互相竞争的代理人能力不对称,则扶弱抑强的歧视性资源配置政策将降低刺激代理人努力的竞赛奖金(即激励成本),因而有利于委托人.模型还表明,强者与弱者的能力差距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委托人才能通过竞赛激励合约得到好处;并且委托人倾向在代理人能力相差不大时减少代理人生产风险,而在代理人能力相差悬殊时选择增加代理人生产风险,即通过操纵代理人的"运气"来促进代理人的竞争.文章分析也有助于思考广泛存在的各种扶弱抑强的社会现象.     

论管理者激励性报酬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进一步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现代企业制度中，企业董事由股东选举产生，经理由查事会聘任，股东与经理之间（通过董事会）会形成委托代理关系。按照委托代理理论，在委托人（股东）与代理人（经理）都有行为能力的前提下，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效用目标不一致、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等原因，可能出现代理人员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即委托代理问题。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减少委托代理成本，应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对管理者进行激励应贯彻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相结合…     

论国有资本"廉价投票权"问题及治理

委托——代理问题是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必然产物。解决好这一问题，一般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设计一套制度安排，使委托人能择优选拔和有效激励监督代理人(经营者)，以消除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因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代理人的偷懒和机会主义行为。这种思想其实暗含着一个不言自喻的前提假设，委托人有激励监督代理人的内在动力，他自己不会有偷懒和机会主义的行为动机，并能由此获得努力监督代理人的收益。应该说，在市场经济国家，     

基于C-D函数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研究

笔者将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引入参数化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研究,并对模型进行案例分析,研究表明:委托人应该提高重要性高和不确定性较低的任务的激励力度,使其高于重要性低和不确定性较高任务的激励力度;当代理人风险回避性较强和所委托活动的不确定性较高时,应降低激励弱化其风险分担;当代理人的个人能力越强时,委托人应增大代理人的分享系数,进一步激励代理人。     

共同代理理论研究进展

共同代理是指几个委托人共同支配一个代理人的情形，委托人之间的博弈会造成缔约外部性问题，进而影响均衡和激励。根据信息环境的不同，共同代理模型可区别为完全信息模型和不完全信息模型，前者主要考虑均衡问题，而后者主要考虑激励问题。共同代理理论适用于对产业组织、政府规制及政治学中许多问题的研究。     

多层科层中的最优序贯授权与"一刀切"政策

沿袭Tirole(1986)的委托人-中间人-代理人科层结构,本文研究了当委托人不能直接管理代理人时的最优序贯授权问题。在该授权博弈中,委托人通过审慎设计中间人职权范围,影响其对代理人的授权行为,从而激励代理人更有效地提供和使用信息。我们发现,当下属之间利益偏差方向一致时,即中间人较委托人更愿意扩大代理人权限时,采用文献中常关注的"区间授权"(Holmstrom,1977)形式,委托人可以实现其直接向代理人授权时的最优结果。但是,如果下属间利益偏差方向相反,即中间人希望减小代理人权限时,"区间授权"将不再是最优。为了更好地影响控制中间人向代理人的次第授权行为,在最优序贯授权方案中委托人将移除部分中间选项。移除选项数目的多少取决于中间人的利益偏差程度。同授权与激励方面的文献不同,本文表明,即使在信息结构给定的条件下,移除中间项将作为科层中的控制工具,成为最优授权方案的一个特征。本文的发现从激励和授权角度对现行的一些法规执行实践中的"一刀切"政策(比如,"醉驾入刑"、大学招生录取等)提供了一些解释。     

委托人兼代理人的偏私性激励及其制度化

大多数激励机制文献假设激励机制是具有合法权益的委托人设计制订的。但现实中的激励机制往往是代理链中委托人兼代理人设计制订的。委托人兼代理人身兼双重身份,目标既不同于最终委托人,也不同于最终代理人。他们的一个重要激励目标是下属的忠诚与报效。而公共部门官员有更大选择空间将个人目标掺入激励机制,也更加偏重个人忠诚。对个人忠诚的激励与对绩效的激励方式不同,需要偏私、不完全透明也不绝对守信,并利用一些技巧有差别地分配资源。偏私性激励对制度演化有两个重要影响:一是形成依赖—庇护网络;二是促进集权化,官僚机器在收放循环中锯齿形扩张。偏私性激励对组织绩效负面影响大于正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