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高管激励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在遏制“脱实向虚”经济背景下,数字金融到底是促进还是抑制了实体企业金融化？本文考察了数字金融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以及高管激励方式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降低实体企业金融化,这种作用主要通过抑制代理问题实现。进一步的调节效应检验表明,高管薪酬激励可以通过提高代理成本,抑制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治理效应,而高管股权激励可以通过减低代理成本,促进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治理效应。此外,本文还检验了不同高管激励方式下,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化作用的渠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整体上可以抑制企业金融化行为,但需要警惕投机动机带来的负面影响。     

高管金融背景、问询函监管与企业盈余管理

本文以2015—2020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高管金融背景与企业盈余管理程度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出于自利心理与过度自信心理,高管金融背景会加剧盈余管理程度,但监管问询函能够显著弱化高管金融背景与盈余管理程度的正相关关系。对问询函进行文本分析发现,问询函语调越负面,监管问询函对企业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越强。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激烈的行业竞争会加剧企业盈余管理程度。本文研究结论为证券交易所监管及公司治理提供了经验证据。     

西方房地产金融化研究述评

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广泛,房地产金融化在各类金融化中占重要地位,很少有其他领域像房地产特别是住房那样,将全球金融资本的决策与流动同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及命运直接联系在一起。在金融化时代,房价主要受金融供给驱使,房地产自身的供求甚至不再是影响房价的主要因素,并将原本不透明、本地化、非标准的房地产商品转变为高流动性和全球交易的金融资产。本文通过梳理西方房地产金融化相关研究,评述金融化的概念、发展历程及主要研究议题,解析房地产金融化的成因、表现和影响,并结合中国房地产发展实践进行简要讨论。     

道不同可相为谋：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企业数字化战略

本文使用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基于高层梯队理论与烙印理论交叉融合的理论基础,着眼于企业战略决策的视角,实证分析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数字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高管团队异质性程度越高,越能够推动企业数字化战略的实施,其中制度性烙印和经验性烙印的差异在影响企业数字化战略选择时作用更为显著。第二,机制分析表明,具有差异化背景的高管团队会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渠道强化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意愿。第三,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数字化战略的影响在不同规模企业、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上述结论的启示：企业应提升高管团队的多元性,充分利用高管的差异化资源优化企业战略决策;企业应重视对数字化人才的培育和引进,系统推进数字化转型战略;政府部门应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鼓励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     

我国上市金融企业高管薪酬与绩效关系分析

银行、证券等金融企业的经营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一国的经济实力。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金融类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高薪酬成为关注的焦点。其激励是否有效,薪酬结构是否合理等等问题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鉴于金融企业的重要经济作用,上市的金融企业数量逐渐增多,本文将薪酬与绩效关系的研究重点锁定在上市类金融企业上。提出绩效变量公司价值变动率,并结合spearman相关性分析,主成分分析法和多元线性回归,得到上市类金融企业的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相关性较弱的结论,并结合我国的特殊国情试着给出解释。     

当烙印与情境错配：高管海外经历与企业融资偏好

发端于西方国家的优序融资理论认为当企业存在外部资金缺口时,应优先选择债务融资,其次是股权融资,但中国企业的融资实践表现出与该理论完全相反的顺序。本文基于中西方外部融资顺序的差异,结合烙印理论,实证检验了CEO的海外经历对企业融资偏好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本土CEO,海归CEO的融资实践更符合海外国家的融资顺序,表现出更强的债务融资偏好,且这种偏好在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更高的企业以及外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随着CEO任职时间的增加以及外部融资次数的增多,海归CEO的债务融资偏好会不断降低,并呈现出与中国现实背景更为匹配的融资顺序选择;经济后果检验表明,海归CEO的债务融资偏好会增加企业的加权资本成本,损害企业价值。研究为深化对海归高管的认识以及企业引进高层次人才提供了参考。     

企业金融化研究综述

近年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在"三期叠加"作用下实业发展相对萎靡,经济活动的重心逐步由生产领域转向金融领域,企业作为经济的基础部门,将大量的资金用于配置金融资产。金融资产配置一方面增加了短期资本回报率和资本流动性,另一方面导致实业发展的空心化和虚拟化。在此背景下,企业金融化问题引起了学者的高度关注,围绕企业金融化问题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本文对现有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从五个方面对企业金融化进行归纳和总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研究和治理"脱实向虚"问题提供参考性意见和启示。     

高管团队背景特征与银行创新能力关系研究

本文借鉴"高层梯队理论"的研究思路,以2002～2011年中国13家上市银行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察高管团队特征对银行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银行高管团队背景特征对中国商业银行的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影响,并呈现出不同的作用路径。具体表现为,银行创新能力与高管团队学历间呈正相关性;与高管团队年龄、任期间均呈倒U形关系,并分别存在关系"分水岭",即年龄为50岁和任期为7年的时候。银行高管团队特征影响着中国商业银行的创新能力,在分析和培育银行创新能力时,有必要考虑银行高管团队的人口特征。     

高管持股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基于股权性质视角

文章以2018—2022年我国A股非ST非金融类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从股权性质的视角,运用总体回归与分样本回归相结合的方法,实证检验了高管持股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高管持股与企业金融化负相关;如果考虑股权性质,国有企业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金融化程度,在非国有企业中高管持股对企业金融化程度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大也更加显著。以上结论为实体企业控制金融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引导实体企业科学配置金融资产。     

引入金融背景高管人员与企业资本结构调整——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基于2011-2017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引进金融背景高管人员事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模型(PSM-DID)对该类事件与资本结构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与未发生引进事件的控制组样本相比,处理组样本的资本结构出现了显著的向上调整,说明提高债务融资能力并改善资本结构是民营上市公司引进金融背景高管人员的重要动因之一。     

所有权性质、高管背景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

本文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9-2014年强制披露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为研究对象,依据高层梯队理论实证分析了高管团队的不同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女性比例对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高管团队平均任职年限对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有显著负向影响,高管团队的年龄、教育水平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不显著。在国有企业中,高管团队的女性比例、教育水平与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关系更显著,高管团队任职年限与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有显著的正向关系,高管团队平均年龄与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有显著的负向关系。     

不得不关注的金融企业高管薪酬

2010年年末,财政部下发了《关于检查中央金融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情况的通知》,对23户中央金融企业负责人2009年度薪酬管理情况进行了专项检查。检查的23户中央金融企业包括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保险公司等;检查的薪酬管理情况主要针对中央金融企业负责人,包括专职党委书记、副书记、党委委员、纪委书记、董事长、副董事长、执行董事、总经理、总裁、行长、监事长、副总经理、副总裁、副行长等。此消息一发布便引起了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的关注。近年来,金融企业不断曝出天价年薪,与此同时,国家有关部门采取了出台限薪令、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等措施来控制金融企业高管薪酬。那么,金融企业高管的薪酬到底有多高?国家有关部门近年来先后采取了哪些措施限薪?应该如何管理金融企业高管的薪酬?本期将围绕金融企业高管薪酬这一话题进行讨论。     

企业金融化会促进创新产出吗?——基于高管股权激励的调节效应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微观企业金融投资和套利行为不断增加,企业金融化程度明显上升。选取2008年至2020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探究企业金融化与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同时分析高管股权激励在其中是否产生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企业金融化挤压了研发投入,抑制了创新产出,而高管股权激励在企业金融化与创新产出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中均发挥了调节作用。     

企业金融化与违规行为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7-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企业合规的视角,探讨了企业金融化对其违规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企业金融化会导致企业违规行为增加,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其违规行为越多.进一步考察金融资产的期限结构发现,相比短期金融资产,企业对长期金融资产的持有对其违规行为的增加作用越大,表明企业金融化对其违规行...     

投行背景高管会影响公司参与设立投资基金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

上市公司参与设立投资基金是一种国内新兴的公司风险投资模式,对上市公司自身发展及创业企业成长均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本文以2011-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投行背景高管对公司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影响。研究发现:投行背景高管会促进公司参与设立投资基金,且投行背景高管的权力越大,促进效应越强。上述关系在公司风险承担水平较低、投融资能力较弱时更加显著。进一步地,有投行背景高管的公司更倾向于将子公司等关联方设定为投资基金管理人,投资基金中金融机构有限合伙人数量更多,且投资基金设立事件的市场反应更积极。本研究丰富了高管职业背景经济后果及公司风险投资活动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对公司优化高管团队结构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企业金融化与股价同步性

文章基于我国资本市场股价"同涨同跌"现象,利用2009-2018年A股市场非金融、房地产类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企业金融化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企业金融化显著提高了股价同步性,且信息质量是企业金融化影响股价同步性的重要传导路径。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金融化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主要存在于公司治理较薄弱企业、业绩下滑企业和产品市场竞争较激烈企业,而随着信息中介参与度的提升和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企业金融化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趋于弱化。文章结论不仅丰富了股价同步性和企业金融化相关领域的文献,也为监管部门的政策制定提供了有益启示。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因素、特征与效应分析

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很多非金融企业将目光瞄准金融市场来改善经营状况,获得投资回报。但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影响如同硬币的两面,在提升企业经营绩效的同时,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因此,了解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因素、特征与效应尤为必要。     

经济政策变动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抑制作用,且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低市盈率、高竞争地位、高市场化程度地区、低盈余管理程度、成长期企业中更为显著.高管权力提高会加剧代理问题,宽松货币政策会加剧投资扩张,由此减弱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会加大企业风险承担与融资约束,在风险效应与资本效应双重约束下,企业将缩减金融资产配置规模而降低金融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