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派克到费孝通——谈费孝通忆派克对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贡献

费孝通先生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鼻祖,他在晚年回忆及"补课"中重点介绍了派克先生,费先生认为派克是他从事社会学的学术源头.派克是美国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中国早期的社会学、人类学受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很大,其主要原因是派克来华进行讲学,他将美国社会学理论传入了中国.派克的理论对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发展意义重大.     

“乡土中国”遭遇“机器时代”——重读费孝通关于《昆厂劳工》的讨论

《昆厂劳工》是魁阁时期费孝通指导史国衡完成的一部工厂民族志。本文试图以费孝通对《昆厂劳工》的讨论为入手点,考察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对于劳工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尤其是劳工问题在其关于中国现代转型与结构变迁的整体思考脉络中的位置。本文认为,“乡土中国”遭遇“机器时代”,构成了费孝通理解劳工问题的核心线索：在费孝通那里,劳工问题的重要性,是在“乡土中国”中旧有的农工互补的经济和伦理格局瓦解的背景下凸显出来的,而劳工问题所带来的最重要的理论挑战,则在于如何在“机器时代”的工厂组织中重建社会团结的微观基础。     

社会自我主义与个体主义——一位西方的汉学人类学家阅读费孝通“中西对立”观念的惊讶与问题

本文对费孝通《乡土中国》中关于中西文化对比的论述进行了评价,肯定了费孝通“差序格局”概念对于中国社会研究、人类学研究以及中西文化比较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作者修正了自我主义与个体主义的对比,提出随着经济关系的重要性在广泛而极大地增长,新的差序格局已演变为包括邻里、朋友与家庭之间的信任以及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同时也扩展成为进行生意往来和形成政治联盟的方式。作者继而提出以社会自我主义为结构特点的乡土中国在转型期间如何确立平等的权利观念,以及如何应对市场经济对于个体主义的要求等问题。     

弗里德曼及其汉人社会的人类学研究——兼评《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

在社会人类学的中国研究史中,莫里斯·弗里德曼(Ｍａｕｒｉｃｅ Ｆｒｅｅｄｍａｎ,１９２０~１９７５)无疑是一位重要人物——人类学中国研究的宗族模式正是在他手中正式形成的。虽然在他之前,宗族就曾引起葛学溥(Ｄ．Ｈ．Ｋｕｌｐ Ⅱ)和胡先缙等学者的关注,但身处战后理论更替潮流中的弗氏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现象的理论价值,把关于宗族的研究推向了这一领域讨论的前沿,并构造     

费孝通先生的第三篇文章：全球化与地方社会

费先生的第三篇文章主要从人类的整体观、技性与人性、文化的共生与文明的对话等视角来讨论全球体系中的中国社会内部的多民族多文化的相处之道以及中国的文化理念和思想如何成为全球化过程中的重要的文化资源。这种讨论,也是全球化与地方社会对应关系经由人类学视角所进行的具体的努力和实践。简言之,中国社会和文化中所积累起来的对异文化理解的精髓与人文精神,一定会为“和而不同”与高科技的全球社会的建立,发挥积极的作用。     

哭泣的文化人类学——韩国、日本、中国的比较民俗研究

本文对韩国人的哭泣及其与死亡相关联的丧礼做了考察,并与日本、中国进行比较.死亡显然是引发巨大情感波动的事件,但有的民族剧烈表达感情,有的则尽量克制.感情的表现幅度以及涉及死亡的感情流露,与各自社会固有的制度和观念息息相关,即使说感情具有人类普遍性,却也不得不承认其在不同文化和社会里具有多样性的体现.哭泣文化的差异不是悲哀之类感情的差异,而意味着通过哭泣去表现的结构有所不同,也就是表现方式的差异.     

中国管理研究之展望——中国管理理论与管理的中国理论

中国管理学术的发展存在两种可能演进路径：第一,发展中国管理理论一一侧重于在中国背景下运用与完善其它情境中发展出的管理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正在兴起的中国经济给验证与完善通用性的管理理论提供了一个天然实验室。第二,发展管理的中国理论一着力于对中国独有的管理现象给出解释。为更好地阐释中国现象,该路径应摆脱西方学者设定议题的制掣,而由中国学者自主、创造性地开发研究议题。最后,本文就中国管理研究之未来路径选择的意义,以及两种路径的关系进行了讨论。     

中国社会创新的现状与问题——基于两届“中国社会创新奖”项目数据的实证分析

社会创新的实践与研究在中国刚刚起步。文章基于两届"中国社会创新奖"项目数据对中国社会创新的总体水平与存在的问题进行初步的实证分析。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社会创新总体水平不高,主要表现为社会创新参与主体规模小经费少、社会创新区域发展不平衡、创新性不足和可持续性差等特点。基于上述实证分析,文章提出了对社会创新的初步认识以及需要进一步解决和讨论的问题。     

乡村纠纷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法律史和法律人类学相关研究评述

对于乡村纠纷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问题,法律史和法律人类学领域的部分学者做了相当出色的工作.法律史方面,主要是黄宗智、滋贺秀三、寺田浩明、梁治平等学者就清代司法性质和"第三领域"概念所展开的学术争论.法律人类学领域的学者,有的运用国家/社会二元化模式研究了国家法、村规民约和民间法的关系,有的学者运用法律多元的方法论研究了乡村社会的权力与秩序;有的学者更突破了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二元论,从关系/事件的研究策略解释了乡村纠纷及其解决的法律实践.     

中国思想研究的独特视角——从《知识与文化》看“中国思想”研究之方法论问题

中国著名哲学家张东荪先生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已提出,应当把"中国思想"当成一个特殊的思维类型看待.他认为应从"比较中、西不同的思想范畴"和"考察中国文化内在需要"两个角度,建构"中国思想"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从而凸显"中国思想"的特质.本文是对张东荪先生上述思想的进一步解读,以期对目前"中国思想"的研究工作有所助益.     

连接经验与理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

本文突出经验与理论连接问题,由此回顾西方现代主义下的一些无视经验证据的偏激理论倾向,特别是近年的美国新保守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化下的原教旨市场主义以及其高度形式化的新古典经济学。它们掩盖了西方本身实践历史中的经验背景。新近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则从现代主义绝对真理信念的极端走到了怀疑一切经验证据的极端。文章强调,学术研究首先要摆脱意识形态,认识到人文社会科学不可能具有数学和物理学那样的普适和绝对理论。要建立既是中国的也是现代的学术,应该推进中国长期以来在认识论上紧密连接经验与概念的传统,从中国的实践历史中提炼分析概念,摆脱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偏激认识论,并同时吸纳西方的实践历史所包含的真实现代性。     

“蝗虫”法与“鼹鼠”法——人类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取向评论

本文以人类学为出发点,兼顾民俗学、社会学等四五个相邻学科,讨论这些学科均具有的不尽相同的面(比喻为“蝗虫”法)的与点(比喻为“鼹鼠”法)的研究取向特点。这些研究取向均以更广和更深地获得整个的或区域的人类认识综观为目的,因此无须厚此薄彼。这样,我们需要认识不同学科不尽相同的“蝗虫”法与“鼹鼠”法,需要找到不同学科研究框架设计和田野调研相互借鉴与有机连接的契机与方法,需要寻找跨学科研究协作的交接点。为此,本文对交叉学科研究的路径与方法加以多元例证、评论与展望。     

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学术的主体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的主体是历史学中的实证主义,显然这同旧有的国家文化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在现代更渗入了科学主义的思想影响与共鸣而已;然而就总体上言,仍然是落进了朴学的框架之中,至少造成的事实效果趋近于此。     

学术研究的难度与价值

学术价值与研究的数量无关。一个学者或者一个小组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多项高难度的研究。追求数量很可能会降低难度,因此削弱学术价值。攻难题往往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如果大学和研究所的考核和奖励制度主要是统计学者每年发表多少论文,那么就会使许多人不顾难度而追求数量,也就是很少或者根本不考虑自己的文章是否真正具有学术价值。这正是目前中国学者缺乏学术贡献的主要原因。     

Public Scholarship and Economics: Engaging Students in the Democratic Process

Public scholarship is an emerging pedagogical practice that integrates teaching, research, and service in ways that expand student learning by tackling critical, topical problems and generating real solutions.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use of a course on women and the economy in two widely disparate institutions to demonstrate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ng public scholarship in economics.     

中国农村研究：主位意识与具体进路

一 对于中国农村的研究,有两种趋向值得注意。一种研究趋向是以中国农村为"案例"来检验西方某一范式是否具有普适性,其目的在于与西方学术界建立一种"对话"关系,把"中国"或"中国农村"纳入"全球化"标准谱系之中;另一种研究趋向是以中国农村为"材料"来论证某一"话语"是否具有正当性,其目的在于推销(或反对)一种"意识形态"(或价值理念),虽然他们说的也是中国农村,但是其真正的"关怀"、旨趣却在农村之外(准     

学术评价与人文学者的职业生涯

三十余年来,中国学术研究的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真正可以在学术史上留下痕迹的思想发明似乎并未如预期般地同步增长,其更本质的理由在于学术从业者本身。在人文学科的各个学术领域中,出身77、78级者并未显示出更大的优势,或有更突出的贡献;在下一辈人文学者眼中,许多出身77、78级的所谓“大牌学者”,已渐渐被视为学术发展的绊脚石。经过加权的论著数量和写作的规范性成为评价研究水准的不二法门,本应以学者间的“清议”为臧否标准的人文学科,所受冲击尤为严重。而后一辈学者成名较迟,除了各种社会性原因之外,由于成长在较为正常,从而也相对“平庸”的时代,导致学术上的“政治企图心”偏弱,也可能是值得考虑的重要因素。     

论朝鲜族农村空壳化的生态隐患——生态人类学视野下的现代社区变迁

朝鲜族进入东北以后建构了湿润寒冷地带的稻作文化.近年来,为了适应族际社会环境的剧变,朝鲜族居民的自然性适应成果搁浅,最终以农村空壳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给当地埋下了严重的生态隐患,并直接威胁着朝鲜族社会的稳定发展.本文立足于文化适应视角,分析柳河朝鲜族农村空壳化形成的文化成因及其后果,并提出了建构都市-农村一体化模式的建议.     

学术自由：伦理基础、冲突与协调

学术机构和学者渴望学术自由。但什么是学术自由?为什么学术机构和学者应该享有学术自由?我们对这些问题实际上还缺乏清楚的认识。另外,不同个人的学术自由、学术机构的自由和个人的学术自由有可能互相冲突。不加以合理的限制,学术自由难以实现。本文试图从教育哲学和教育法学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