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发展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分析了互联网发展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理,并采用2008—2019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互联网发展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互联网发展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互联网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促进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互联网发展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存在地区差异,对中、西部地区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比东部地区更大;互联网的发展对服务业技术进步和服务业技术效率均具有促进作用,且对服务业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更大。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还是抑制？

在“双碳”背景下通过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以2000—2020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超效率（SBM—GML）模型阐释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内在逻辑,在分别控制时间和地区的双固定效应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PQRM）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1）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是先抑制后促进;（2）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性差异,环境规制对高端分位点省级行政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程度远小于低端分位点省级行政区;（3）技术进步是我国东、中、西和东北等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因素,全域技术效率尤其是规模效率是阻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因素。因此,地方政府首先要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及自然环境承受能力,完善环境规制政策,缩小区际差异;其次要加强基础性研究,破除技术垄断,优化生产流程,提升规模经济,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东、西部地区1996—2005年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分析

文章在分析比较了全要素生产率不同估算方法的基础上,估算出了我国1996—2005年间东、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并对不同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源泉做了简要分析。分析表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我国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发展呈现一种相对下降的趋势;我国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一种相对上升的趋势,这种上升的趋势要好于东部地区下降的趋势。具体分析不同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源泉会发现,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更多的是技术效率推动的结果。     

长三角地区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投入为导向的SBM-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对2012-2016年长三角25个城市环境基本公共服务效率进行静态和动态分析,并采用Tobit模型分析环境基本公共服务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2012-2016年环境基本公共服务效率值由0.5750下降至0.5339,均未达到有效状态;从地区效率值看:浙江>江苏>上海。Malmquist指数分析表明,长三角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全要素生产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技术进步均值分别为1.0437、1.0142、1.0531和0.9788,其中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提高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技术进步速度较慢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城镇化和人口规模与长三角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绩效呈显著正相关,人均生产总值则呈负相关。因此,要充分利用管理技术和规模经济投资的优势,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加强区域间交流与合作,有效提升长三角地区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绩效水平。     

数字经济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效应评价

数字经济的发展为我国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经济高质量发现提供了新的契机。在此背景下,采用面板数据模型估计了数字经济对我国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探讨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首先,数字经济整体上可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进步,且在进行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较为稳健。其次,从全要素构成来看,数字经济促进技术效率提升在全要素生产率进步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无论对于技术效率低的地区还是技术效率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均能促进其技术效率提升。最后,数字经济整体上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则不显著,只有技术进步本身较高的地区才能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带来的优势,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     

效率增进、技术进步及高技术产业经济的动态增长——基于随机前沿模型

基于随机前沿模型(SFA),测算了1997—2008年我国30个省级地区高技术产业相对技术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研究表明,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效率总体水平不高;区域效率差异显著,东部地区相对技术效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样本期间内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波幅不大,增长趋势尚不明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根本动因在于技术效率,高技术产业仍不具有规模经济性。     

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状况,并将其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结果表明,1990-2003年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为0.12%,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水平的提高,但技术效率下降产生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不同时期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对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存在一定差异;同时,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和地区内部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也存在显著差异,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水平不同。     

低碳约束下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变——基于Sequential 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分解方法

在全要素框架下运用基于连续前沿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增长指数方法,估算了1987—2009年中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低碳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对中国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总体发展、区域差异进行实证分析。然后,利用核密度估计,对累积相对低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累积相对技术进步和累积相对效率改善做分布动态演进分析。结果表明:考察期内中国整体的低碳全要素生产率趋于上升,但上升幅度逐渐减小;东、中、西三大区域的低碳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差异,呈东高西低的增长格局;东、中部地区的低碳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共同推进的结果;西部地区的低碳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仅靠技术进步驱动,效率改善存在退步迹象;省际间的低碳全要素生产率呈一定程度的"俱乐部收敛"特征,技术进步有明显的"追赶效应"。     

技术效率、技术进步与中国农业生产率增长

本文运用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分析方法,对转型期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时间演变和省区空间分布进行实证分析,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三部分。结论表明,转型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为显著,各省区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异较大,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征,这一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由农业前沿技术进步贡献,技术效率状况改善的贡献很有限。此外,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也是影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     

网络基础设施、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国内大循环中技术循环的经验分析

在国内大循环背景下,研究网络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水平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不同传导机制,利用2000-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两者空间相关性及动态变化趋势,构建基准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两者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固定效应和空间效应。研究发现：两者呈现出显著正向的空间自相关特征,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分别起到效率保障和技术载体的作用;两者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具体路径存在差异,网络基础设施从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两方面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而人力资本主要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两者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对技术进步的空间溢出效应则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对于国内大循环背景下实现技术循环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台湾对中国大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基于扩展的CH模型

运用2000—200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建立扩展的CH模型,分析了台湾对中国大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结果表明,台资总体上对大陆具有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但因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的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对于大陆整体而言,台资具有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但影响力度较小;对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台资的技术溢出效应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强;对于不同地理分布的地区,台资在大陆东部与中部地区具有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且东部大于中部,但在西部地区没有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     

开放格局下证券公司价值增值研究

续中国签署WTO协议后,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促进中国证券业市场进一步开放,高盛在中国的发展反映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开放历程。通过考察开放格局下中国证券公司和美国证券公司的差距,以及不同规模的中国证券公司之间收入结构异同,认为在目前中国证券公司不具有竞争优势的情况下,中国应学习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谨慎开放政策和与经济实力相辅原则,控制开放速度及培育有利于中国证券业可持续发展的竞争格局。不同规模的中国证券公司必须通过对外部环境和自身优劣势科学分析,找出促进自身价值增值的战略和途径,培育各具特色的核心竞争力。     

人民币升值对两岸经贸关系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99年7月至2008年4月的月度数据,运用协整检验以及基于VECM的Granger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封人民币升值封两岸经贸关系的影响进行探讨。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与两岸经贸关系的三个核心指标都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从长期来看,两岸经贸关系的三个核心指标都是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单向Granger原因;而从短期来看,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至于人民币升值封大陆封台出口、大陆自台进口以及台商对大陆投资的影响,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都不明显。简言之,人民币升值封两岸经贸发展的负面影响不明显,而且从长远来看,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将有利于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Defence spending,economic growth and temporal causality: evidence from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1952-1995

This paper uses a cointegration analysis and a 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 (VAR) to examine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efence sp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for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over the period 1952–1995. It is found that these two variables are not cointegrated for both countries studied. The results of the Granger causality tests suggest bidirectional Granger causality (feedback) between defence sp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for Taiwan, unidirectional Granger causality running from economic growth to defence spending for Mainland China, and unidirectional Granger causality running from Taiwan's defence spending to Mainland China's defence spending for cross-country studied. These results further indicate that there exists no arms race between two countries from both sides of Taiwan strait. Furthermore, impulse responses and variance decompositions a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analysis. The results from the impulse responses and variance decompositions tell a similar story.     

台湾直接投资祖国大陆对海峡两岸贸易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台湾对大陆的直接投资与两岸贸易均取得长足发展。本文运用协整方法和误差修正模型,考察了1989—2009年台湾对大陆直接投资与两岸进出口贸易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以及相应的短期偏离调整机制。结果表明台湾对大陆直接投资与两岸贸易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短期内台湾对大陆直接投资与大陆对台湾出口的关系由短期偏离向长期均衡调整的速度较快,而台湾对大陆直接投资与大陆自台湾进口的关系由短期偏离向长期均衡调整的速度则极为缓慢。     

ECFA对两岸三地的经济、贸易和产业影响-基于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的分析

基于全球贸易分析GTAP模型及相关地区关税校准,本文分析了《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早期收获"和"全面实施"两种降税安排对两岸三地的经贸影响。研究发现:短期内早期收获计划将对大陆的贸易余额和贸易条件产生负面冲击,但长期动态条件下将显著促进两岸贸易、经济增长和福利水平;ECFA全面实施的影响幅度大于早期收获计划;台湾地区的改善幅度大于大陆,香港地区作为两岸贸易中转港的地位显著减弱;ECFA对各产业影响存在差异。     

证券市场制度缺陷的实证分析

中国证券市场存在着“三重制度缺陷”,即结构性缺陷、体制性缺陷和功能性缺陷。结构性缺陷主要是指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发展的非均衡;股票市场内部缺乏有效统一的市场体系等。体制性缺陷是指证券市场呈现管制性低水平均衡下的金融资源逆配置;国有企业“父爱主义”向上市公司的移植;以及证券市场行政化监督对市场运行的扭曲。制度性缺陷是指证券市场基本功能的缺失,社会资源的帕累托改进无法得到有效实现;上市公司仅仅形成了公司制的“外壳”,而没有形成公司制的实质和内涵。解决“三重制度缺陷”的出路在于按照市场性、效率性和竞争性的原则进行证券市场的制度创新。     

New evidence on breaking trend functions in real GDPs from Great China Economic Area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difference in the time series property of economic output for the Great China Economic Area (GCEA)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and Taiwan). Using the powerful Kim and Perron (2009) unit root test and real GDPs over the period 1992–2014 as the study sample, results indicate the presence of a break for all economies that corresponds to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Additionally, allowing for a break leads to the rejection of the unit root hypothesis for Taiwan only. Important implications are provided. First, considering the presence of a break in testing for nonstationarity is important or false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Second, given the stationarity of GDP found for Taiwan only, investors should look beyond any local economic shocks and focus more on world economy development when investing in Taiwan. By contrast, investors i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any shock because it is likely to be persistent. Third, relevant authorities should recognize that any government policy intended to promote long-run economic growth may be ineffective in Taiwan whereas it can be more effective i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中华经济圈上市公司审计报告比较研究

本以中华经济圈上市公司审计报告为研究对象，分别就大陆、香港、台湾三个地区审计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加以比较研究。两岸三地在审计观念、独立审计规范性质、审计责任和执业关注等多个方面的差别是形成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上市公司审计报告差异的主要原因。因此，合理地借鉴港台地区审计报告体系先进的做法，全面改革和完善大陆审计报告体系和独立审计规范体系，将是我们积极迎接审计市场国际化的必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