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管制、城市规模与城市发展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面临两难政策选择:放开户籍管制所产生的农民工市民化效应将促进城市发展,但同时产生的公共服务拥挤效应也将对城市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运用2005~2010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分析发现,放松户籍管制,对小城市的发展具有正的净效应,而对大城市的发展具有负的净效应;规模较大的城市倾向于加强户籍管制,而加强户籍管制又提升了大城市的规模潜力,使其规模进一步增大,即大城市户籍管制具有自我强化特征。户籍改革的突破口在于中小地级城市,前提在于促进中小地级城市发展,缩小与大城市的收入差距。     

城市化、城市增长与城市结构的理论研究

城市化是农村经济向城市经济的转变过程,是人口在空间上由分散向集中的转变,伴随着这一转变的是产品和服务生产的专业化,家庭、企业、政府内部及相互之间联系的密切,技术创新和企业家才能的不断增强等。19世纪中期以来不断加快的城市化,毋庸置疑是受工业化高潮的影响。18世纪的     

论城市规模经济与城市规模发展

城市是一定空间范围内的经济聚合体,城市化能够带来城市规模的扩大,从而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但城市规模也不是越大越好,过大的城市规模反而会出现规模不经济现象,导致各种城市病的发生。因此,需要研究最优城市规模,并对城市空间规模增长进行适当的管理。     

集聚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城市规模选择

从集聚经济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城市规模的合理性,并利用2006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数据检验了城市规模与城市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说明,城市规模的扩大并不能带来相应的城市经济增长速度。从政策操作层面上看,在继续关注大城市发展的同时,应该更多地支持规模相对较小的城市。此外,还可以通过提高发展第三产业来提高城市的人均产出。     

中国城市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市场失灵、政府缺陷与用地规模过度扩张

通过对建国后的历史考察,认为中国城市土地资源配置中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的消长演变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而这种演变始终未能有效地消除土地资源配置低效率和城市用地规模过度扩张。由于市场机制和政策机制都是不完善的,因此,机制的“选择”应该是“以哪种机制为主”的选择。在城市土地资源配置中,应以市场机制为主,政府机制也能发挥特种重要的作用,但必须采取措施来弥补政府缺陷。     

国有经济与城市规模分布演进

中国城市体系过度分散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本文探讨了导致中国城市体系过度分散的体制原因。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倾向于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领域实施全面的控制,在地域广阔与人口众多的国情之下,这种全面控制的管理思路内生出了过度分散的城市规模分布。基于城市经济学理论,本文将中国各省区看成城市体系,采用2000-2009年的省区面板数据,以国有经济比重作为国家管制程度的代理变量,对上述理论假说进行了验证。实证发现,国有经济比重显著降低了大城市居民数比重,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仍然支持理论假说。这一发现说明,放松与减少政府管制是构造更加有效合理的城市体系的重要途径。     

城市化与经济增长

一、从农村工业化到城市化 在过去20多年经济改革期间，中国经历了一个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与此同时也伴随着非常迅速的农村工业化过程。从1978年以来，有大约超过1亿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乡镇企业，这促进了乡镇企业在整个改革期间高速增长。从1978年到1997年这20年中，乡镇企业产出增长率年平均超过20％，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根据我们的初步估计，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于改善资源配置等方面的贡献，净提高了中国经济增长率1.5……     

城市建设、规模扩张与中国城市经济韧性

城市自身空间发展过程与城市经济韧性关系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基于城市资本积累过程和恢复再生产过程作出理论假设。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为研究背景,以中国256个城市为样本,以2008—2012年为抵抗期,2012—2017年为恢复期,实证分析两个时期中国城市经济韧性与城市建设和规模扩张过程的关系。研究发现：首先,城市不只是经济活动的容器,其自身的建设和扩张过程,将对城市应对冲击和从冲击中恢复的能力产生影响。其次,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代表的城市建设过程对抵抗期经济韧性具有正向作用,以城市人口规模为代表的城市扩张过程则具有负向作用。最后,恢复期城市建设和扩张过程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发生较大转变,城市建设过程不再具有显著影响,城市扩张过程则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城市规模效益及其发展政策

城市化水平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标志,我国城市化发展不足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以来实行的城市发展政策。我们通过合理城市规模的界定,确定出１００－４００万人的城市规模的净规模收益最大,根据这项研究结果,作者提出高速俩有城市发展政策,从积极发展小城镇转向发展较大规模城市物轨道上来。     

资源依赖、地理区位与城市经济增长

本文利用中国城市面板数据,探讨了资源依赖、地理区位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地理区位因素之后,资源依赖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依然呈现反相关关系,"资源诅咒"在城市层面同样存在。同时,地理区位与自然资源依赖对城市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联合影响,距离重要港口城市、中心大城市和三大经济区域中心城市越近,城市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的依赖越低,其经济增长越好,优越的地理区位能够减轻资源依赖导致的"资源诅咒"效应。最后,我们的分析也表明,通过降低人力资本投资意愿,阻碍FDI流入,弱化民营经济增长等渠道,资源丰裕导致的资源依赖阻碍了城市的经济增长。     

资源配置效率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我国不同性质工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比较分析

本文首先建立起资源配置效率的指标体系,然后对我国不同性质的工业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进行实证比较分析,并探寻了国有企业低效率资源配置的原因,最后对提高我国公有性资本配置效率及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一些建议.     

略论产权规模在资源配置和生态保护中的作用

产权规模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长期来是被人们忽视的。在现代活动外部影响程度不断加强的时代，它的大小决定着资源的配置状况及其效率，一般讲，两者间具有比较明显的正比关系。因此在实际过程中，扩大我国生产单位的产权规模，对提高我国的资源配置效率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极为重要和现实的意义。     

对外开放、基础设施规模与经济增长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一个综合考虑国际贸易和FDI因素的对外开放指标和综合考察4类基础设施的基础设施规模指标。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28个省份1995—2008年的面板数据,以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研究基础设施规模、对外开放与省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检验了基础设施规模是否提高了对外开放对省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对外开放和基础设施规模都显著地促进了省区经济增长,对外开放和基础设施规模每提高1%,将导致人均实际GDP提高0.379%和0.251%;基础设施规模提高了对外开放对省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基础设施相对发达的地区,其对外开放对省区经济增长的偏效应明显地高于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的地区;最后从动态过程看,对外开放对各省区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都有不同程度提高,而基础设施规模对省区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在部分地区出现下降。     

自然资源开发、区域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一个对“资源诅咒”的机理解释及实证检验

结合资源型地区的现实情况,建立了一个资源型地区的三部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对自然资源开发与区域技术创新、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市场动态均衡分析,为资源型地区遭受的"资源诅咒"现象提出了一种机理解释,即自然资源开发对区域技术创新存在挤出效应。同时,利用我国西部11个省区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对这种挤出效应进行了有效验证。依据研究结论,提出了中央和地方政府需要共同对技术研发能力、产业结构调整和人力资本积累三大方面同时加强来提高资源型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从而促进其区域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城市产业转型升级与空间规模演化的经济学分析

城市化是由要素边际生产率变化导致产业结构变化,致使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流动,大量地在城市中的聚集。通过构建数理模型,我们发现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技术进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技术进步直接决定了城市的人口密度和规模,因而引导着城市化的发展方向和速度。由于产业分布在空间的相互排斥,促使产业转型推动了城市地租的新一轮上涨。产业转型决定着城市必然走向内涵式发展的道路,大、中、小城市呈现空间组团化格局。     

投资规模、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

投资规模扩大和投资效率提高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中国投资增长、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发现投资增长和投资效率提高均能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但中国经济发展长期高度依赖投资规模的扩张,投资效率没有得到相应提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正面临挑战。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经济需要转变发展方式,实现投资规模驱动型增长方式向投资效率提高驱动型增长方式的转变。     

服务业增长、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国数据的经验研究

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产业结构转变的高级阶段是现代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工业化推动了城市化,城市化引致生产要素向城市集聚,城市数量增加和规模的提升、非农人口比重的提高极大地刺激了服务业的需求,居民收入的增加和就业结构的转变最终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本文建立多变量的计量模型,使用Johan-son协整、ECM、VAR、IRF和方差分解等现代经济计量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服务业进行经验研究,从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变的角度考察了服务业的增长.     

经济复苏、“双循环”战略与资源配置改革

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率先实现了复苏,预计2020-2021年平均增速将超过5.5%,基本恢复至原有增长轨道。但在海外疫情持续蔓延的情况下,全球经济复苏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冲击也加速了中国从出口导向工业化的"国际大循环"战略向基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新的"双循环"战略转变,而调整和改革原有的宏观资源配置体制是成功实现这一战略的关键。     

环境规制、金融资源配置与绿色发展效率

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是否提高了地区绿色发展效率是我国发展环境友好型经济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采用Super-SBM模型估计了2000—2015年中国省级行政区绿色发展效率,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绿色发展效率总体呈现先降后升再平稳的趋势,且东部地区绿色发展效率明显高于中部、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显著降低了地区绿色发展效率,且这一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环境规制的加强通过促使金融资源向第二产业配置从而降低了绿色发展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