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法上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研究

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系保险法上之重要内容,指的是保险责任期间,保险标的之危险状况显著增加,投保人或被保险人须立即通知保险人。我国现行《保险法》明确规定了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但其具体适用需要进一步厘定,以解决实践中法律适用之难题。     

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中投保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之探讨

当机动车面临的风险增加时,投保人是否有通知保险人的义务,新实施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无明文规定。结合我国《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可以认为,投保人仍有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未履行该通知义务的,保险人并不免除赔付责任;保险人在向受害人赔付后有权对投保人进行追偿;在投保人履行了通知义务后,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     

对保险告知义务双务性和探讨

保险合同是双务合同，一方的权利是对方的义务，笔者认为，双务的特性除了体现在保费缴纳和赔款支出方面外，在告知义务中同样是适用的，由于涉及投保阶段的合同当事人－投保人，以及索赔过程中的被保险人，因此，在此将其统称为保户。以往，我们过多单方面强调了投保人告知义务的履行，实际上，从合同的公平性来看，告知义务应当是双向的，这是因为在接受投保阶段，被保险人是掌握主动权的－对于标的以往以目前安全使用保管情况的真实与否，完整与否，取决于被保险人的主观，因此，要求被保险人履行告知义务。而在此前，展业阶段以及售后出险索赔阶段，被保险人是被动的，主动与动的角色已发生转换。     

法院不应直接受理未经索赔的“保险给付之诉”——兼议保险索赔前置程序之构建

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的保险给付请求没有经过理赔无从确定。当事人未经先行向保险人提起索赔而径直提起的诉讼因而不符合给付之诉的要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保险给付之诉。应当认识到理赔程序在确定保险给付之债上的重要意义,依据索赔——理赔的保险运作模式,由当事人先向保险人提出索赔从而展开理赔程序确定具体的保险给付义务。我国应规定保险索赔前置程序,明确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必须先向保险人索赔(理赔申请),只有当索赔不获满足或有其他争议时才能提起诉讼。     

设定人身保险优先受益人的思考——受益人指定效力之实例分析

在人身保险中,受益人的资格一般不受限制。我国保险立法也只强调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保险利益,而忽略了保险合同的另外一个重要关系人即受益人。本文在分析案例的基础上,论述了我国《保险法》是否应该约束受益人的实际保险利益,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保险法》第61条应该增加一款:“受益人的指定以对被保险人有保险利益且被保险人对其有应尽抚养、赡养或者扶养义务的人为优先,但被保险人已尽相应义务的除外。”     

保险标的转让时免责条款效力的承继问题——兼与永安保险公司商榷

保险标的转让后,仅于被保险人发生变更而投保人未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受让人方能承继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如果投保人发生了变更,则应当视为签订了新的保险合同,保险人必须履行签订合同时的各项义务,包括对免责条款的提示和说明义务.保险人为避免保险标的转让后,免责条款被认定为无效,应当完善批改流程,分清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变更,履行法律规定的手续,并固定相关证据.     

论保险合同中的同时履行抗辩权

保险合同的法律性质是双务合同。既然如此，且又符合同时履行抗辩权的其它构成要件，投保人交纳保险费的义务，与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义务，即承诺危险负担转移的义务，应当同时履行。肯定保险合同中的同时履行抗辩权，符合保险制度之原旨。     

论保险合理施救义务司法认定标准——基于义务履行的规范解释

保险合理施救义务是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避免和减轻保险标的损害的法律设定,当财产保险法律关系确立后,对于出险施救义务应采取“必要的、合理的”措施并无明确认定规则.如保险受益主体违反施救义务导致保险损失扩大,保险人则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并非被保险人采取合理施救措施所支出的所有费用均可获得相应补偿,此间因违反施救义务法律责任以及立法适用问题产生的争议并未消除,应在综合考量施救行为与措施的原则性标准基础上,通过义务履行的规范解释得出义务履行的法律责任和司法认定标准,以提升保险司法权威并促进保险业均衡可持续发展.     

寿险理赔实践中关于受益人认定的若干问题

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指定的在保险事故发生时或保险期满时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我国《保险法》第21条明确了“受益人”的这个概念。第60条规定：“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可以由其监护人指定受益人”。第63条中又规定了在特定条件下，被保险人的继承人也享有保险金请求权。在这些条文中的“受益人”很明显地包括了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因此，对于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就应作广义解释，即是“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第21条和三款所规定的受益人为狭义的受益人，称为指定受益人；在第63条规定的特定条件下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称为法定受益人。     

因医院体检失误引起的保险责任由谁承担

本案是一起由于体检医院为被保险人体检出错而引起的保险纠纷案。投保人是否履行了如实告知义务以及体检医院出错，保险公司是否承担责任是本案的关键。对于体检医院出错引起纠纷的风险，保险人应采取措施防范。     

对保险法告知义务的立法思考

告知义务是保险法最大诚信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保险法对告知义务的规定存在着缺陷和不足，因此应在告知义务主体的范围、告知义务的内容、告知义务的免除、违反告知义务必须具备的主客观要件以及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等方面进行修改和完善。     

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责任分析

现行《保险法》对于投保人不履行告知义务的法律责任，统一规定了合同解除制度。本文认为，现行《保险法》的规定存在着不足之处；首先，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告知义务的后果应是保险合同的可撤销而非解除；第二，在过失未履行告知义务的法律责任制度中也有三个问题亟待完善；最后，《保险法》还应规定在投保人主观无过错但客观上未履行告知义务时，保险人应享有变更权或终止权。     

关于寿险合同能否作为强制措施对象的法理思考

保险合同成立后,除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外,投保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是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必须在法律有规定或合同有约定的情形下才能行使。保险费从本质上说是保险公司承担被保险人风险的代价,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向保险公司缴纳的保险费是保险公司的应得利益,原则上不负返还之责。保险金的归属具有专属性。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的债权人的债权不能优于受益人的受益权。     

关于投保人故意杀害被保险人之法律条款的思考

2009年我国新颁布的保险法就投保人故意杀害被保险人的行为规定保险人可以免责。保险法认为这属于骗取保险金行为,保险公司由此可以免责。但是保险人是否能够因为投保人的故意行为而免责,这并不是一个一概而论的问题,需要针对不同的情况做出具体的分析。在分析各种情况均遵循一个前提：排除被保险人与投保人合谋导致保险事故意骗取保险金的行为。即均认定被保险人是理性人不考虑被保险人以牺牲自己的身体为代价获取保险金。那么这个问题的关键点在于投保人是否为自己的利益投保。文章所坚持的观点是完全不可免责制,其基于维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在整个事件中被保险人始终是受害者,且从订立保险契约的角度,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是整个契约形成的基础和最终目标。如果投保人故意伤害被保险人造成保险事故,文章所认定的是请求保险权利归于没有参与犯罪行为的其他受益人,若没有符合条件的受益人则权利归于被保险人的合法财产继承人执行。     

试论人身保险受益人的指定

人身保险受益人的指定是保险合同订立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对保险金的给付有着重要影响，但当前我国对保险受益人立法存在不少问题，有必要加以修改。首先在受益人指定主体方面由被保险人指定受益人的。要经过投保人同意。其次在受益人指定方式上，应明确无误地指定受益人及其与保险人的社会关系。因此，现行保险法的第61条第1、2款应相应加以简化和修改。     

试论保险合同解释中的释义利益解释原则－－兼谈对《保险法》第三十条的理解和适用

保险合同解释中的释义利益解释原则，又称不利解释原则，系指“在保险单被如此拟制以致可以进行两种解释的情况下，保单用语应当依照最不利于保险人的方式予以解释。”之所以要在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对合同用语存在义的情况下，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其理由在于：保险合同已经基本实现了格式化，格式保险合同由保险人备制，极少反映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意思，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一般只能表示接受或者不接受保险人拟就的条款。再者，保险合同的格式化也实现了合同用语的专业化，保险合同所用术语非常通人所能理解，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保险人的利益。为了保护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利益，各国在长期的保险实践中积累发展了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以求为被保险人的或者受人提供救济。接轨国际保险立法，我国《保险法》亦规定这一解释原则。     

投保单上未签字的特约条款的效力认定——关于一起财险赔付案的分析

在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涉及确认合同中特约条款效力的案件越来越多。这是一起因“特约条款”所引起的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投保人以自己始终未在投保单上签字，来否认“特约条款”的效力。而本人认为，投保人始终未在投保单上签字，正好说明投保人是知道并理解“特约条款”的内容的，应认定保险公司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另外，本案中保险合同的订立过程也具有特殊性，即投保人才是合同的真正承诺人，因此，投保人应对自己的承诺行为负责，按“特约务款”接受赔付。     

关于保险合同受益人问题的几点思考——以团体人身保险为主要视点

保险合同以关系人利益为中心进行权利配置,这是保险合同与一般民事合同别异其趣之处。保险法上的相应规则亦应以是否有利于被保险人利益为标准来予以设计,变更受益人无须强行法上的过多限制,变更受益人的行为不能当然解释为要式行为,在变更通知上应采书面通知的对抗主义模式,而不应采取成立主义和生效主义模式。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或伤残的,或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只能是该受益人丧失受益权。只有受益人依法丧失或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条件下,保险金才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人身保险中受益人的受益权应得到保护。     

对人寿保险合同交费义务履行的思考

人寿保险合同以被保险人的生命为保险标的,当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期间生存或死亡,保险人将依据合同的约定支付保险金。人寿保险合同具有长期性、资产性、储蓄性、交费自愿性等特征。投保人为履行人寿保险合同交费义务人,他可以选择期交或趸交。如果不履行交费义务,会产生法律后果,即合同不生效、合同效力中止或保险人解除合同。笔者分析影响履行交费义务的原因主要有经济因素、情感因素以及享受保险人提供的优惠等。进而提出促使交费义务履行的对策有:完善法律的规范、谨慎考量对保险需求和经济状况、调整情感与心态,以维持保险合同效力,维护相关家庭成员的利益,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告知书非记载事项是否构成告知义务之违反——从中日比较法的角度

我国《保险法》第16条第1款规定了投保人在订立合同时,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被保险人的情况提出询问时,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学说及判例多认为投保人的告知义务仅限于告知书所定内容或保险人所询问之内容。但有违保险法之最大诚信原则,应当承认告知书范围之效力的同时,在告知书非记载事项若是属于保险法中之重要事项时,亦应当履行告知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