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及计量--以我国国有股权转让为例

本文以 2 0 0 3年上半年发生的国有股权转让交易为样本 ,以受让方是否成为第一大股东和受让的股份数量与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其他股东持有的股份数量的比值代表受让方对受让公司的控制权 ,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控制权的私人收益问题。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具有较高的私人收益 ,这反映了我国法律体系对中小投资者缺乏足够保护。     

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计量方法评估及改进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上市公司控制性大股东存在控制权私人收益,其收益多少受诸多因素影响,如在控制权转让过程中,买卖双方对现金流收益的预期;控制权所占发行股票总额的大小等等。由于我国股市股权分置严重,监管制度不完善等特点,难以直接测量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那么,如何测量我国上市公司私人收益就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本文主要通过对控制权收益测量的理论背景研究,对国际上测量控制权收益的方法加以改进,以适用于测量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收益。     

市场化进程、治理环境与控制权私人收益

大股东控制是目前国内外公司治理领域中的研究热点之一,上市公司中存在的大股东控制权私人收益体现着大股东的侵害水平。本文分析发现其平均值比较高;不同产业中,第二三产业中的控制权私人收益较高。在内部影响因素中,发现公司经营状况越好,投资者的利益越容易得到保护;在外部影响因素中,发现市场化程度、中介组织发育与法制环境、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都与控制权私有收益都呈负相关关系。     

产权、股东制衡与高管薪酬

本文利用2001--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数据,对大股东与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确实存在"支持"效应,大股东可以对高管薪酬实施有效的监管和制约;国有股和私人股的第一大股东会采用不同的高管薪酬策略:国有股第一大股东一般对高管采用低薪策略,并且与公司业绩相关度不大;私人股第一大股东则制定相对较高的高管薪酬,并且注意与公司经营业绩的结合.此外,第一大股东如果兼任公司高管,则会削弱大股东的"支持"效果,甚至会转变为"掏空"行为.     

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特征研究

控制权私人收益是衡量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的重要指标，也是研究投资者保护问题的重要概念。通过测度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水平，研究控制权私人收益的时期特征、地域特征和行业特征，本文发现：随着监管法律法规的完善、监管部门执法力度的加强，控制权私人收益逐年降低；经济发达地区的法治水平高于经济落后地区，控制权私人收益水平相对较低；控制权私人收益水平在各行业的分布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与行业竞争程度和资产固化程度有关。     

不同成长机会下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以A股流通服务业上市公司为例

文章以我国流通服务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了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和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以及成长机会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流通服务业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二到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长期负债资本比对公司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国有股持股比例、高管持股比例、资产负债率对公司绩效存在显著负向影响.随着公司成长机会的增加,第二到第十大股东持股,非国有法人股持股对公司绩效正向影响作用增强;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国有股持股比例、高管持股比例、资产负债率与长期负债资本比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并不随着公司成长性的变化而变化.文章研究对于流通服务业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和资本结构优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控制权私人收益度量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股权分置改革

股权分置改革实行之后,上市公司的并购活动日趋活跃,并购中控制权性质、支付手段等也受到较大影响.控制权私人收益作为间接衡量大股东对中小股东侵占程度的指标,对投资者保护具有积极的意义,文章从股权分置改革前后控制权私人收益大小的变动趋势出发,分析股权分置改革对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影响因素.     

政治关联与民营上市公司董事会的家族介入

本文认为,政治关联通过影响控制权私人收益而促进民营上市公司的治理家族化:政治关联带来的货币和非货币形式收益增加了控制权私人收益的规模,同时政治关联降低了资本市场和监管部门对控股股东通过隧道效应实现控制权私人收益的监督和惩罚;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家有激励通过家族成员介入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来体现其控制权进而实现政治关联带来的控制权私人收益。而本文提供的经验证据支持上述论断:民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政治关联度与民营上市公司董事会的家族介入程度正相关,实际控制人政治关联度越高,公司董事会中家族成员的数量越多、比例越高。     

股权制衡对于限制上市公司大股东“隧道挖掘”的研究

中国的绝大数上市公司都是由国有企业改制上市而来,而存续分立模式是改制上市的主要模式,在股权分置改革以来,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难以通过正常的股权转让渠道或者其他渠道获得收益,而"隧道挖掘"的行为所导致的公司价值损害又不能很好的反映在公司的股权价值上,这导致了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有着很强的动机进行隧道挖掘。本文以2010年深交所主板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资金占用程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公司规模,公司业绩,负债比例以及公司成长性等数据分析,表明上市公司大股东持股数量与其他大股东持股数量之和的比例与公司隧道挖掘的程度呈U型关系,通过股权制衡等一系列措施可以减少上市公司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从而减轻上市公司隧道挖掘的现象。本文从样本公司财务背景角度系统的分析了股权制衡对于限制上市公司大股东"隧道挖掘"的影响,并对减轻"隧道挖掘"行为提出相关建议。     

广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总体发展趋势研究

本文以2001-2006年广西上市公司年报数据所披露的高管薪酬信息为依据,通过对高管人数及其构成发展趋势,高管薪酬发展趋势,高管薪酬总额占主营业务收入、平均资产比重发展趋势,高管持股比例与人均持股数发展趋势等四个方面的指标进行分析,发现高管人数、高管领薪人数呈上升趋势,高管持股人数呈下降趋势;高管薪酬总额和平均高管薪酬持续增长,与主营业务收入和平均资产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但不协调;高管薪酬总额占主营业务收入、平均资产比重很小,其发展趋势波动不大,略有下降;高管持股比例很低,有下降趋势,年末高管人均持股数波动很大.     

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侵占与企业投资的关系研究

本文通过分析认为,在我国公司中大股东与小股东存在利益冲突。大股东更多地采取分离收益权和控制权(投票权)的做法来获得控制权的私人收益。分析发现大股东在企业内的控制权与收益权分离度越大,控制权越大,选择私有收益越大而总体收益相对较差的投资项目的激励越大。企业这种投资行为的结果是降低了企业的价值,从而也降低了市场对企业的评价。     

股权结构与盈余管理——来自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

以2005年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股权结构与公司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不仅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相关,而且与终极产权角度确定的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权分散度显著相关;在控制了事务所特征、董事会特征、公司规模、债务水平以及利润变动等因素的影响之后,盈余管理程度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制权分散度显著正相关,与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呈倒U型关系,而与上市公司股权制衡度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     

高管减持动机与影响分析 ——基于獐子岛案例分析

近年来,上市公司大股东和高管频繁减持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尤其是部分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和董事监高管往往会依据内部消息间接地操控公司股价从而进行频繁减持以获取超额收益,这种行为会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并对公司的中小股东造成负面影响.本文通过獐子岛股份的案例分析揭示其大股东和高管利用信息优势,操纵市场同时规避损失的行为,并对此提出建...     

公司治理与企业业绩关系研究文献综述

在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公司治理机制问题已成为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共同面对的课题。总体上看,国际性的研究表明,当大股东的控制权高于他对现金流所拥有的权利时,公司的价值会减少,即大股东在取得控制权后,更多的是以牺牲公司利益的方式获得私人利益。我国学者研究发现,多元化股东、外部董事比例和高管激励是公司治理最重要的三个因素,是影响公司绩效最为显著的变量。但也有研究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行为是低效率的。从国内国外两个方面的文献综述可以看出,对公司治理与企业业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方面,由于研究的角度与变量选取的不同,其研究结果差异较大。但是,就其研究过程来讲,对于我国这样的新兴市场的建设与发展是具有重大影响意义的。     

经营者控制权收益与货币报酬激励的比较研究

本文以我国2004-2006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经营者控制权收益现状及其激励效果,并与货币报酬激励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发现:控制权收益是我国上市公司经营者收益的主要来源,占经营者总收益的90%以上;控制权收益具有明显的行业特征、地区特征,并受企业规模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影响;但控制权收益的激励效果不如货币报酬;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收益和货币报酬的激励效果均优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大股东利益输送行为的研究综述

大股东利益输送行为是现代公司治理中的突出问题,我国大股东利益输送行为尤为严重。本文对大股东利益输送行为研究文献进行了回顾,认为股权集中是上市公司大股东利益输送行为产生的根本原因,法律体系不完善是产生利益输送行为的重要原因,而获得控制权私人收益是造成大股东利益输送行为的直接动力。     

大股东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分析

大股东的特点是通过其股权规模掌握着对公司的控制权，进而影响上市公司投资行为，本文对不同比例的大股东的投资行为进行了影响研究，得出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总投资支出及资本性投资支出都有着正的效应。     

两权分离、股权激励与企业研发投入——来自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研发是创业板上市公司一项重要的活动,他决定着公司的效益与发展前景.本文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主要从大股东激励和高管激励的角度考察实际控制人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以及高管持股对企业研发投入方向的影响.研究发现,创业板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会抑制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而公司高管持股则会降低公司实际控制人两权分离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此外,本文还提出了要建立完善的投资者保护机制,促进股东与高管形成权力制衡,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等建议.     

谈判优势、控制权收益与大股东初始持股比例——来自中国865家村镇银行的经验证据

本文针对“主发起行制度”下,村镇银行大股东初始持股比例的现实差异和既有研究不足,基于公司治理理论和博弈分析思路,引入拓展的纳什谈判模型,从谈判优势和控制权收益相结合的视角,构建解释大股东初始持股比例形成机制的理论模型,进而运用中国865家村镇银行的数据,实证检验理论模型推论与假说发现:村镇银行创立阶段,大股东具有利用谈判优势,提高初始持股比例的倾向;控制权收益增加,对其具有抑制作用,且大股东谈判优势越强,这种抑制作用越明显,但并不会改变大股东追求较高初始持股比例的基本趋势.然而,从村镇银行发展角度出发,大股东应降低初始持股比例,尤其是在控制权收益较高、谈判优势较低情况下,更应如此,至少不应超出其所拥有的谈判优势.本文不仅直接支持了调低村镇银行大股东初始持股比例的政策,提出了完善我国村镇银行股权结构的对策建议,而且创新了公司股权结构形成机制研究视角,完善和深化了既有研究.     

股权融资大股东控制权收益的博弈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可以看成由拥有控制权的大股东和众多分散的中小股东构成.在股权融资中,大股东可以凭借其控股权剥夺中小股东利益,获得控制权收益.本文建立博弈模型分析了大股东和中小股东的行为,给出大股东获取控制权收益的条件,并就如何防止其侵害中小股东利益提出相应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