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风险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动态协调效应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同时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也是新时代我国三大攻坚战之一。本文提出经济风险的特征表现为时间维度风险的积累和横截面维度风险的传染，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在解决内部失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协调中尤为重要，本文从理论层面分析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配合机制，并以防范经济宽幅波动为目标，选择相应政策工具变量，运用带有随机波动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TVP-VAR-SV）分析了我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防风险协调效应，结果表明其协调配合对经济稳定作用明显，在短期、中期、长期降低经济波动性的水平分别约为0.19%、0.05%、0.03%，本文也发现不关注债务稳定性的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济波动。     

多元外生冲击下双支柱调控的信号选择与制度安排 ——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随着我国宏观杠杆率不断攀升,系统性风险成为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点,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成为应对当前风险挑战的重要手段。本文构建了一个DSGE模型,将逆周期资本缓冲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纳入其中,将宏观杠杆率作为宏观审慎政策调控的信号,以福利效应最大化为标准,研究在多元化的外生冲击环境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最优制度安排。研究结果表明:一是通过货币政策防范金融风险的效果存在局限;二是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的双支柱调控框架有助于降低经济波动,改善社会福利;三是宏观审慎政策效果的充分发挥需要货币政策配合。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政策建议如下:一是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在目标、工具、手段上应该相互独立。二是要完善货币政策和审慎政策的协调配合,加快双支柱政策框架体系建设。     

"双支柱"政策协调搭配与货币政策选择

本文构建了包含金融部门和"双支柱"调控政策的DSGE模型,系统地比较了不同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组合在应对不同外部冲击时稳定经济和金融的效应差异以及福利差异.研究有以下发现:一是相较于单一货币政策,纳入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具有更好的金融稳定效应;二是"双支柱"调控框架下不同货币政策在应对货币冲击时稳定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渠道与效应存在显著区别,价格型货币政策通过利率传导渠道有助于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数量型货币政策有利于支撑实体经济发展,但需防范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隐患;三是"双支柱"政策协调搭配能够有效增加社会福利,其中价格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配合时社会福利损失最小.上述发现意味着"双支柱"框架的调控效果依赖于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因此,现阶段央行应进一步厘清不同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配合的作用机理,以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     

货币政策谋变

金融危机后,各国央行进入新的货币政策周期,以平抑危机期间非常态的宽松货币政策影响,监管者们对原有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亦进行反思,宏观审慎管理成为各国央行防范系统性风险的主流政策倾向.     

财政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问题分析

金融危机后,财政政策如何与宏观审慎政策相协调是宏观审慎领域最值得讨论的话题之一。本文在归纳客观审慎政策四个方面局限性的基础上,重点论述了财政政策具有的补充作用:财政扩张对于资产泡沫和影子银行有抑制作用。具备天然的逆周期属性,有利于"熨平"经济金融震荡、促进资金流入实体经济。同时,财政政策紧密依附于国家政府体系,政策执行和效力更有保障。最后,本文结合我国特点,提出了加强财政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建议。     

“双支柱”调控、政策协调搭配与宏观稳定效应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金融部门和“双支柱”调控政策的DSGE模型,系统考察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组合在不同经济金融冲击下的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效应。相关分析得出了三个基本结论:一是纳入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确实比单一使用货币政策具有相对更好的经济和金融稳定效应;二是“双支柱”调控框架在应对金融冲击时的稳定效应表现得更加明显,这说明宏观审慎政策确实是通过金融稳定渠道发挥作用的,从而与货币政策侧重实体经济(产出和通胀)的稳定效应形成了有效互补;三是不论是在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工具下,还是在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工具下,“双支柱”调控框架都较单一使用货币政策具有更好的经济金融稳定效应,这说明“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有效性不依赖于货币政策工具的改变而改变,在具体的政策工具组合方面具有较为普遍的适用性。     

美国三政策组合的金融实验及其效果

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全球认识到金融稳定在经济稳定中的重要性,相应的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监管、微观监管成为最重要的经济金融三政策组合,各国也普遍开始建立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三政策与各自目标间的关系及交互作用已成为各国关注和最具争议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 美国三政策组合的实验及效果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采取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搭配来同时实现宏观经济与金融稳定目标,这是一次全新的经济金融政策实验,其结果关乎美国乃至全球经济金融的可持续发展.美国实践揭示,金融监管对货币政策效果及经济目标具有重大影响,并且其对经济稳定的影响可能超过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的作用.     

“双支柱”调控、政策协调搭配与宏观稳定效应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金融部门和“双支柱”调控政策的DSGE模型,系统考察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组合在不同经济金融冲击下的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效应。相关分析得出了三个基本结论:一是纳入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确实比单一使用货币政策具有相对更好的经济和金融稳定效应;二是“双支柱”调控框架在应对金融冲击时的稳定效应表现得更加明显,这说明宏观审慎政策确实是通过金融稳定渠道发挥作用的,从而与货币政策侧重实体经济(产出和通胀)的稳定效应形成了有效互补;三是不论是在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工具下,还是在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工具下,“双支柱”调控框架都较单一使用货币政策具有更好的经济金融稳定效应,这说明“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有效性不依赖于货币政策工具的改变而改变,在具体的政策工具组合方面具有较为普遍的适用性。     

浅析宏观审慎监管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关系

宏观审慎监管是指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目标.主要采用审慎监管工具,且以必要的治理架构为支撑的相关政策.宏观审慎监管是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相对独立、并行的概念,但又与其互为补充、相互影响,共同促进金融稳定与发展.宏观审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虽分属于不同的政策框架,具有不同的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但是紧密联系,而且互动性极强.关键是要准确把握不同政策范畴之下不同政策工具的传导机制与相互影响.     

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关联及启示——基于英格兰银行的经验

时至今日,宏观审慎政策在内涵、工具和框架等方面快速发展,不仅政策目标更加清晰,工具类型更加丰富,相关理论基础也在不断完善。作为危机后形成的新政策框架,宏观审慎政策在工具有效性、作用机制、政策框架设计及与货币政策的关系方面都还有待深入研究。特别是在制度框架中,如何考虑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联,合理设计政策决策框架均已成为关键。对中国而言,系统风险识别、监测与分析更加复杂、困难,需要对宏观审慎政策开展更加精细、深入研究,尤其应吸收借鉴国际经验,建立、完善适合中国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基于此,本文首先对宏观审慎政策的理论基础、政策目标及工具等进行系统综述,而后从两类政策关联中涉及的三个重要问题出发,着重分析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关系,并分别从组织架构设计、货币政策框架改革、金融政策框架设计等方面,系统介绍了英格兰银行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改革的经验,重点阐述英格兰银行如何实现理论发展与制度设计的较好融合。最后,给出我国宏观审慎政策发展的若干启示和政策建议。     

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协同下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为防范系统性风险,我国推出了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该工具在协同货币政策实施中对影子银行的传导通道效应有什么样的影响成为本文关注的焦点.通过观察影子银行信贷扩张的现实特征,基于2002年1月至2019年12月的样本数据,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对比检验在有无宏观审慎工具协同情境下,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单独使用货币政策调控信贷时,影子银行信贷规模迅速扩张,致使央行统计的货币供应量与实际货币供应量出现较大偏离,降低了货币政策有效性;当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协同货币政策工具使用时,影子银行信贷规模可以得到控制,并减少了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不利影响.     

宏观审慎政策会减轻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吗?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存在很强的互补性,促使当前政策当局对两种政策的使用都比较积极,总体政策有效性相对没有政策协调时得到了明显加强。这些相互作用强化了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中的领导作用,特别是意味着中央银行具有强烈的动机来确保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但是也需要有相应措施来确保每个政策反应函数关注各自的主要目标。本文在对逻辑框架进行简述的基础上,刻画了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及其与宏观审慎当局最优化问题的相互作用,指出宏观审慎政策应在考虑对信贷供给影响的前提下维持金融稳定,货币政策的变化会对宏观审慎当局的整个目标权衡造成影响,宏观审慎当局允许货币政策变化通过非中性的风险承担渠道对银行稳健性产生影响,故而即使是在存在宏观审慎工具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也会影响金融稳定。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加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金融稳定与央行货币政策目标——对“杰克逊霍尔共识”的再认识北大核心CSSCISSCI

金融危机之后,虽然各国央行开始意识到以维持物价和产量稳定为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忽视了信贷和资产价格对价格稳定的影响,但大多数央行决策者和金融界人士主张传统的货币政策框架应维持不变。在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的关系上,他们仍旧坚持危机前就已广泛流行的观点,即认为只有当金融稳定风险影响到对通货膨胀和产量缺口预期的情况下,货币政策才有必要做出适当的反应。近几年来,西方一些金融理论界人士开始主张将金融稳定风险包括在货币政策目标之内,甚至少数国家央行已通过采取"逆风干预策略"将其付诸政策实践。国际清算银行最近明确提出,各国央行有必要在维持价格稳定目标的同时,考虑如何系统地将金融稳定作为其货币政策的目标之一。本文围绕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的关系,重点讨论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如何将金融稳定纳入央行货币政策的目标函数中;第二,如何定义和衡量金融稳定风险的指标;第三,如何理解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在应对金融稳定风险方面的作用。     

解读“双支柱调控框架”

<正>10月18号上午党的十九大隆重开幕,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这不仅将宏观审慎政策提到了新的高度,也指出了未来宏观调控政策决策机制的调整方向。为什么需要双支柱调控框架?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为政策制定者调控宏观经济,提供了更有效的思路和工具。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金融稳定是四个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目     

声音

周小川：应尽快运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央行行长周小川6月1日指出,当前,有必要也有条件尽陕采纳和运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在宏观方面,除了要用好货币供应量、利率等具有逆周期调节效果的传统货币政策工具,还应引入逆周期调节的创新手段。     

审慎性政策如何支持货币政策——国际清算银行研究手稿摘选

审慎性政策支持货币政策的重要性 目前人们已经形成广泛的共识:符合国际准则的金融基础施设,能够提供一个促进金融稳定的健全的体制.这些国际准则还包括指导健全,审慎的体制以及能够支持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主要措施.但除此以外,可能确定进一步支持货币政策的审慎体制的特性吗?尤其是即便通货膨胀相对稳定且处于较低水平,在金融失衡加剧并且威胁宏观经济稳定这样的环境中,哪些特征是最有效的?     

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下的货币政策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社会认识到建立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对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关系及其协调性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本文在分析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异同的基础上,研究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下如何优化货币政策体系,提出将金融稳定纳入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将金融状况指数纳入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并通过监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构建适合宏观审慎政策要求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对宏观经济进行动态调控。     

开放经济下的“双支柱”调控稳定效应研究

本文研究了管理浮动汇率制下我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的调控稳定效应。首先,本文从实证层面考察了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对央行货币政策的非对称影响。接着,本文构建了包含银行部门与货币错配的开放宏观经济模型,重点分析了在面对美联储加息、人民币贬值压力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包括对汇率的反应)和宏观审慎政策(对外债的逆周期调节)的配合如何影响宏观经济和金融的稳定。结论表明,如果缺少宏观审慎政策的配合,货币政策对汇率的反应将导致产出、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等经济金融变量的波动增大。在存在宏观审慎政策的前提下,相对于完全浮动汇率制,管理浮动汇率制从中长期看能进一步促进产出和外债等核心变量的稳定。     

基于宏观审慎视角的财政政策与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作用机制与政策规则

本文基于宏观审慎视角,通过建立一个包含多种财政政策工具及金融特征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对财政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能力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1)多种财政政策工具均具有不同程度的金融稳定能力,而更加灵活的长期响应机制能够显著改善调控效果;(2)财政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在控制资产价格方面具有互补作用,在政策设计和使用时要注意风险来源和协调配合;(3)我国的土地财政问题限制了财政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方面的操作空间.研究认为,基于宏观审慎视角的财政政策应增强灵活性、规则性、协调性,从而促进金融稳定.     

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评估:中国实践

结合现阶段我国面临的潜在系统性风险,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围绕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与制度安排的有效性展开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在遏制信贷过度增长方面,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效果优于货币政策;(2)在遏制房价过度膨胀方面,货币政策工具的效果优于宏观审慎政策;(3)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使用的实施效果优于单一政策工具;(4)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对中小型银行的影响效应大于大型银行,对非上市银行的实施效果好于上市银行;(5)一个有效的宏观审慎政策制度安排应重视中央银行的主导性作用。未来,我国宏观审慎政策实践应从加强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实施差别化的政策导向、完善制度安排、充实政策工具箱等四个方面加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