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国家声誉塑造的关系研究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交流合作的广度与深度都愈发深入,与此同时,声誉问题受到了各国越来越多的重视。对处于发展的关键期、并追求和平发展的中国来说,其国家声誉的塑造更显重要。中国当前的国家信息传播的途径呈明显的"经济性"特征。通过对国家声誉的结构性层级分析,采用定量与定性的分析方法,发现这种途径对于塑造符合国家利益或国家目标的声誉作用有限。中国需要制定一套包含声誉目标、塑造策略和干扰应对机制等方面的长期的以及短期的塑造与传播国家声誉的规划或计划。     

社会信任、会计专业背景独立董事声誉与内部控制质量

以2009～2015年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会计专业背景独立董事声誉以及社会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会计专业背景独立董事声誉与社会信任水平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的高声誉会计专业独董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更明显。随着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会计专业背景独立董事声誉对内部控制的正向影响得到了强化。     

第三方物流服务商:信号显示、质量选择与声誉分析

通过对不对称信息下一期和多期模型的讨论,研究了第三方物流服务商的声誉投资和质量选择问题。研究表明,消费者的重复购买对产品质量的影响未必一定是正效应,施马兰西效应可能大于、等于或小于尼尔逊效应,不诚实型第三方物流服务商在一期模型中,对应地分别有三种最优策略,而在多期模型中,不诚实型第三方物流服务商最优策略则不同。由于国内物流企业的施马兰西效应大于尼尔逊效应,故声誉投资动力不足,而跨国物流企业的施马兰西效应小于尼尔逊效应,故其注重自身声誉投资。     

承销商声誉、发行公司质量与IPO抑价的实证研究

承销商声誉理论认为,高声誉的承销商承销好质量的IPO,而且其IPO的抑价低于普通承销商的IPO.在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高声誉的承销商并没有选择低风险的发行人,IPO上市抑价与承销商声誉的相关性不显著.同时,IPO抑价与低风险的发行企业之间也没有相关性,我国的承销商声誉还不能向市场传递有效信息.承销商声誉与IPO抑价水平的关系出现异常,其原因与我国IPO定价机制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密切相关.承销商只是给企业提供了一个上市的通道,并没有发挥其金融服务、财务咨询、信息披露和监管等功能.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承销商声誉模型结论并不适用于我国,我国承销商和发行市场的信息效率并不高.     

先发优势、后发劣势与发展中国家的赶超问题

赶超战略是一种带有幻想色彩的错误思想,它来源于对国家竞争优势理论错误的理解以及现代经济学和现代比较优势理论中固有的错误.经济全球化增强了先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惯性,致使发展中国家赶超的难度增大.发展中国家落后的根源在精神层面,必须从国内的教育和国民精神素质、政治和法制条件、经济增长的条件等方面配套入手实施赶超.各个方面的条件是相互关联的,任何一个条件的欠缺都会对整体的发展构成"短边"障碍,使赶超成为不可能.     

先发优势、后发劣势与发展中国家的赶超问题

赶超战略是一种带有幻想色彩的错误思想,它来源于对国家竞争优势理论错误的理解以及现代经济学和现代比较优势理论中固有的错误。经济全球化增强了先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惯性,致使发展中国家赶超的难度增大。发展中国家落后的根源在精神层面,必须从国内的教育和国民精神素质、政治和法制条件、经济增长的条件等方面配套入手实施赶超。各个方面的条件是相互关联的,任何一个条件的欠缺都会对整体的发展构成短边障碍,使赶超成为不可能。     

新国家出口战略下美国出口流量与潜力分析——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出口引力模型及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外部因素及美国新国家出口战略主要措施对其出口的影响和潜力,结果显示:贸易伙伴国人均收入水平和基础设施等外部因素与美国出口增长正相关;政府对中小出口企业的扶持措施具有积极意义,但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安排作用不显著。相比以往战略,出口倍增计划有更强劲的出口拉动作用,但外部因素积极影响的消减大幅增加了后危机时期出口快速稳定增长的不确定性。未来美国整体出口潜力具有较大提升空间,其在下一阶段战略中应切实提升中小企业开拓新兴市场的意愿和能力,深化与欧盟、日本及新兴经济体贸易自由化,更应为创造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经济环境做出努力。     

国家能力、出口复杂度与经济增长波动——来自178个国家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作为生产产品所需要的不可交易的投入品集合,国家能力的增加不但有利于经济产出的增长,而且能够增强经济体系中供给和需求的稳定性,进而有利于降低经济产出的波动性;出口复杂度的高低可以反映一国能力的多少,因而出口复杂度的提高可以降低供给波动、需求波动和产出波动。对1998—2017年178个样本国家的分析发现：出口复杂度的提高对总体经济产出增长和制造业产出增长的波动均有显著抑制作用,但该抑制效应存在国别差异,对总体经济产出增长波动的抑制作用只在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显著,而对制造业产出增长波动的抑制效应在低收入国家更大。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出口复杂度提高可以通过抑制供给波动和需求波动降低总体经济产出增长波动。应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以形成和强化独有的能力,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改善各种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提高能力组合效率,进而通过国家能力的系统化提升促进国内循环的高质量发展,提高出口复杂度,实现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和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相互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