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供给内生性原因：国内外研究述评

货币供给内生性与外生性问题经久不衰，本文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关于货币供给内生与外生问题的研究脉络，围绕货币供给内生性原因，着重讨论了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后凯恩斯主义等流派对货币供给性质及其原因的不同分析框架和观点。研究发现，主张货币供给内生论的主要流派即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其货币供给内生论能很好地解释工业经济时期典型的货币化生产体系中货币与实体经济变量的关系，但很多观点都没有与时俱进，在面对金融业非常发达的现代服务经济体系时，解释力不足。本文认为，货币供给内生性问题的研究重点不应停留至此，可以尝试从信用创造视角探讨现代货币供给的性质及其微观机制。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产出效应：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比较

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角度测算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产出效应并进行对比分析。将2012年、2017年、2020年投入产出表相关部门数据进行整理，构建包含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四个细分类别在内的数字经济可比价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并引入假设抽取思路和局部闭模型方法构建供给驱动模型和需求拉动模型，测算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供给驱动效应和需求拉动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需求侧产出效应当前占优势，但从趋势上看供给侧产出效应的增长势头强劲；无论是需求侧还是供给侧，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技术应用业对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产出效应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而数字要素驱动业、数字产品服务业的产出效应则相对薄弱。为此提出建议：一是有序推进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各细分产业的发展，二是激发各类数字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潜力，三是从供给侧加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对经济活动的长期影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关于供求关系分析的比较——兼谈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时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然而学界对这一课题的理论理解尚不一致。本文从三个方面对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供求关系分析的方法进行比较研究,认为西方经济学关于供求关系的分析仅仅反映交换领域关系,抽象掉了社会生产关系;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注重研究供求背后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的总和。西方经济学认为供求关系决定价格,资源配置似乎都是在交换领域通过价格机制完成的;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认为供求关系只能"调节"价格而不是"决定"价格,市场经济中的真实经济关系是价值决定价格,同时又调节供求关系,进而实现资源配置。西方经济学宏观领域研究的供求分析只是总量问题,并不区分个量与总量在性质上的差别,更没有认识到数量背后深层的结构和比例关系;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认为社会再生产在"数量"的背后还包括了结构和比例问题。其重要启示在于:认识供给侧不能停留在交换领域的供给数量,而是要深入生产领域的生产端;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忽视需求侧;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决定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遵循"质量法则"。     

完全竞争条件下马克思非线性长期供给曲线之构建研究

转形问题是马克思经济理论面临的关键难题，乃马克思分配理论逻辑框架的核心。在综合分析国内外相关评述的基础上，笔者经长期思考，确信需要用一个完整的体系来说明此问题。首先须比较商品价值量与新古典完全竞争长期均衡价格的质的差别，进而研究马克思非线性长期供给曲线的初始轮廓，这对于目前转形问题研究惯用价格向量乘进线性投入产出方程组的方法是一种提示或纠正。     

不同市场条件下资源配置方式的演进研究———兼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供给侧应该如何变

本文以劳动价值论和古典—马克思增长分配曲线为理论基础, 以古典—马克思工业时代、新古典工业时代和互联网时代的历史变迁为背景,通过资源配置的框架从单一变量到双元变量,同质性劳动拓展为异质性劳动,交换价值的形成从外生到内生的三层递进分析发现,时代的演进是供给侧根据不同市场条件下资源配置方式的创新来破除需求侧制约的过程。主要结论有三个。第一,市场条件是引发供给侧变化的主导变量。从古典—马克思工业时代到新古典工业时代再到互联网时代,市场条件正从超额需求转向饱和需求,这种结构变化决定了交换价值将取代使用价值成为资源配置的关键方式。第二,在新古典交换价值偏向型逻辑下,供给侧主要依靠价格这一量的外在形式指导生产,然而随着饱和需求的出现,价格越来越难以解决外生于生产环节的事后资源配置风险。第三,互联网是偏向事前交换价值的资源配置方式,可以有效将供给侧的认知性劳动内生化于价值决定过程,提前解决供给对象、供给内容和供给数量的精准认知,破除 供给侧价格对需求侧快速变化响应滞后的制约。当前互联网对传统业态的颠覆式冲击已经彰显互联网认知性劳动超越工业时代的价格进行资源配置的趋势,具有时代的先进性和前瞻性。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深刻理解这一时代变迁,摆脱单纯以价格等技术参数为先导的传统西方工业经济资源配置束缚;回归劳动价值论,加快释放以互联网为依托的认知性劳动活力,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道路。     

农产品价格波动:形成机理与市场调控

本文利用X-11季节调整方法和H-P滤波法分析21世纪以来农产品价格波动周期、趋势及特点,并从需求、供给、技术、气候、产业组织形式、市场状况等方面分析农产品价格形成的因素变化,建立计量模型定量模拟农产品价格形成的框架体系。在此基础上,提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农产品价格的调控体系和思路。     

通货膨胀基本结构及其货币政策调控反思

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研究发现,我国通货膨胀是在公众预期主导下,由生产部门成本推动与消费部门需求拉动所造成,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结构性特征.以抑制银行系统流动性为核心的政策操作,在抑制通货膨胀预期上存在局限性,因而迫切需要调整.中国人民银行若能充分发挥利率非对称性调节的力度,显著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积极引入货币政策规则,就能在优化信贷结构并改善供给效率的同时,锚定公众预期并有效抑制通货膨胀的抬头.     

去产能背景下跨部门产业政策与技术创新

基于政策效果的部际传导视角，建立包含上游能源部门、中游电力部门和下游生产部门的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对高耗能产业生产函数以施加外生冲击方式刻画中国2015年实施的去产能政策，通过校准模型分析核心内生变量在政策冲击时期相较于平衡增长路径时期的变化。结果显示：①以“短期阵痛”为代价的去产能政策能够实现提振过剩产业产品价格的基础政策目标；②在能源部门技术创新的内生设定下，去产能政策能够提高绿色能源占能源使用总量的比重，实现绿色结构效应；③去产能政策能够降低绿色能源相对价格，实现绿色成本效应。进一步地，引入价格政策进行政策情景模拟，比较实现同一减排目标时内生技术模型和外生技术模型的政策成本，发现内生技术设定能够以更低税率和更小福利损失实现减排目标。研究结论表明，内生的技术创新是完善去产能政策传导、降低政策成本的关键环节，推动了下游过剩产业的市场提振和上游能源部门的绿色转型，为供给侧改革研究提供了产业政策与技术创新互动的新视角。     

去产能背景下跨部门产业政策与技术创新

基于政策效果的部际传导视角，建立包含上游能源部门、中游电力部门和下游生产部门的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对高耗能产业生产函数以施加外生冲击方式刻画中国2015年实施的去产能政策，通过校准模型分析核心内生变量在政策冲击时期相较于平衡增长路径时期的变化。结果显示：①以“短期阵痛”为代价的去产能政策能够实现提振过剩产业产品价格的基础政策目标；②在能源部门技术创新的内生设定下，去产能政策能够提高绿色能源占能源使用总量的比重，实现绿色结构效应；③去产能政策能够降低绿色能源相对价格，实现绿色成本效应。进一步地，引入价格政策进行政策情景模拟，比较实现同一减排目标时内生技术模型和外生技术模型的政策成本，发现内生技术设定能够以更低税率和更小福利损失实现减排目标。研究结论表明，内生的技术创新是完善去产能政策传导、降低政策成本的关键环节，推动了下游过剩产业的市场提振和上游能源部门的绿色转型，为供给侧改革研究提供了产业政策与技术创新互动的新视角。     

投入产出研究的优点、边界与前景

投入产出分析是一般均衡框架下结构数据、结构理论和结构分析方法的集合体,被广泛用于研究经济结构问题。与其他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方法一样,投入产出研究在运用过程中伴随着争议和误区,主要涉及其理论假设条件、数据以及方法的适用范围。近年来,投入产出分析的理论、方法和数据条件都出现了新进展,有必要对投入产出研究的优点、边界和前景进行再辨析。本文的主要工作是：(1)从数据、理论和方法三方面对投入产出分析体系进行辨析,认为投入产出分析是一套融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结构数据、若干学派的基础理论和基于结构数据的一系列方法的综合;(2)从中间投入、数据框架、逻辑体系、分析机制和参数来源五方面总结投入产出分析的优点;(3)总结了投入产出研究过程中可能面临的五个问题及相应的改进措施;(4)由于一些研究误区源于对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的错用,本文提出确定投入产出研究边界的三大原则：一是线性模型仅限于短期模拟,二是不同投入产出模型的应用范围应与其理论流派属性保持一致,三是在保持历史延续性的基础上建立拓展部门分类的生态社区;(5)对投入产出研究的前景进行展望,通过数据、方法和应用的拓展来拓宽投入产出研究的适用范围,数据拓展包括...     

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及其与股票市场的交互影响*——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构建以货币政策变量、股票价格变量和宏观经济变量为基础且同时施加有短期和长期约束的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将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的当期关系纳入分析,利用1997—2015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货币政策和股票市场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现阶段我国货币政策冲击对股票市场没有显著影响,但股票价格冲击在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之后对我国的产出、M2供应及通货膨胀影响的显著性均明显提升。     

中国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研究*——基于ESTSVAR模型的估计

为刻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特征,本文引入指数平滑跃迁函数对STVAR模型进行拓展,就货币政策对产出和物价水平进行了脉冲响应分析。研究发现,在对产出的影响方面,当处于低增长区制时,利率、汇率以及货币供给对产出的影响是非对称的;当处于高增长区制时,只有利率对产出的非对称效应是明显的。在对物价水平的影响方面,在低增长区制,利率对物价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在高增长区制下,利率对物价存在显著的非对称影响。此外,本文还通过非对称格兰杰因果检验说明结论具有稳健性。     

基于核心通货膨胀视角的 物价走势判定研究*

核心通货膨胀对于央行准确判定物价走势、更好实现稳定物价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广义动态因子模型与频谱分解技术测度的核心通货膨胀相比于CPI通胀率能更准确反映我国物价变动的周期特征与长期趋势,对于央行更合理地引导社会公众的通胀预期,实现物价稳定与产出稳定的动态平衡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鉴于中国转型时期通胀因素的叠加性与复杂性,本文还提出金融宏观调控应综合考虑包括核心CPI、CPI在内的多种通货膨胀指标,在维持长期物价稳定的同时,兼顾物价的短期波动。     

供需双方信息不完全、交易费用差异与火车票市场扭曲——对“倒票”行为的交易费用分析

本文不认为供求不均衡是“黄牛”倒票现象存在的根本原因。本文针对火车票市场套利行为屡禁不止的热点问题构造动态博弈模型，论证了交易费用与套利行为之间的关系。模型通过对需求方购票的交易费用进行比较，逐层深入地分析了增加产品供给、增加购买渠道和差别定价等途径的效果，发现此类举措并不能有效遏制“黄牛”行为，反而还损害了低收入消费者的福利。研究表明，即使在供需均衡的情况下，供需双方信息的不完全，尤其是需求群体内部的信息不完全程度存在差异，会造成需求群体交易费用的差异，进而导致需求群体内部的资源配置被扭曲，而这才是“黄牛”群体长期顽固存在的根本原因。本文选取2002—2016年火车票贩票情况的真实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印证了博弈模型的结论。而降低这种扭曲程度的同时降低需求方交易费用之间的差距，才是解决此类产品市场上资源配置无效率问题最有效的办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中国宏观经济*

2016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在持续探底中开始呈现企稳的迹象,表明中国宏观经济并不存在“硬着陆”的可能。2016年出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新现象,充分说明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依然面临四大方面的问题：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还没有完全找到;二是稳增长政策并没有缓解宏观经济深层次问题;三是短期产出与中期潜在产出的负向强化机制、超国民收入分配所带来的“消费-投资”困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对收益下滑所带来的进一步“脱实向虚”三大新难题已经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摆脱持续探底困境的核心障碍;四是当前宏观经济的短期企稳构建在大规模政策宽松和泡沫化房地产复苏之上,还没有形成持续复苏的基础。2016年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难以持续上半年企稳的态势。本轮“不对称W型调整”的第二个底部将于2016年底至2017年初出现,并呈现出强劲的底部波动的特征。根据模型预测,2016年中国GDP增速为66%,CPI为23%。2016-2017年是中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期,“大改革”+“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强监管”必须要有可操作的抓手和可实施的方案,各类改革方案和政策措施必须做出新的调整。     

3F冲击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全球通货膨胀率、国际能源价格、国际食品价格作为3F外部冲击的三个影响因素,应用扩展的菲利普斯曲线实证分析1981年至2011年的外部冲击因素与我国通胀率的长期关系,然后使用VAR模型对这些外部因素所产生的冲击效果做进一步探究。实证结果表明：短期内,全球通货膨胀率是导致国内价格水平上升的主要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能源价格与国际食品价格对于国内价格水平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且在中长期成为较为重要的影响因素。而通胀预期与产出缺口则是中长期影响物价的最主要因素。因此,为了抵御外部冲击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管理我国对于本国及全球通胀的预期、构建相应的价格缓冲机制、实施农产品进口渠道多元化战略等均是较为有效的手段。与此同时,也要防止经济过快增长,抑制由于投资需求带来的通货膨胀。     

农地确权、信贷配给释缓与农村金融的深度发展*

作为一项基础性、制度环境层面的变革，农地确权帮助更多农户进入金融市场、促进农村金融宽度意义上的“量”变作用已经初步显现。但是，它是否可以提高农户贷款数量，缓解信贷配给并促进农村金融深度意义上的“质”变？这是一个重要但鲜有研究的问题。本文从供给、需求、交易成本、价格、风险配给等角度，分析了农地确权缓解信贷配给、促进农村金融深度发展的理论机理，并通过有序多分类变量回归及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农地确权对农户金融参与深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因降低信息成本而缓解价格配给，因弱化农户的损失规避心理而缓解风险配给；同时，数量配给和交易成本配给的释缓作用尚未充分显示。     

住房供求、地方政府行为与 房地产市场调控有效性研究

近年来有关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政策措施不断出台,然而其调控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本文选用全国40个大中城市的相关数据,通过建立市级面板数据模型对住房供求、地方政府行为以及房地产市场调控有效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效果差强人意,除了住房市场供求状况影响房价变化外,地方政府行为对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也有很大的影响。此外,研究显示推进新型城镇化不会造成房价的显著波动。基于实证结果,笔者从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增强地方政府财力等两个方面给出了政策建议。     

Dynamic factor demands and market structure under rational expectations: some estimates for the Italian manufacturing system

This paper deals with a dynamic model of the behaviour of firms under rational expectations. The adjustment cost framework is followed to describe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The objective of firms is to maximize the stream of future profits under rational expectation. First-order conditions for the optimum are derived with respect to input demands and one output supply. The output market structure is modelled in order to test price taking behaviour. The adjustment costs of quasi-fixed inputs are internal and interrelated. The model is estimated for the Italian manufacturing system with encouraging results.     

异质信念、投机均衡与农产品期货定价*

农产品期货市场套利并不充分,交易者也不是完全理性的。本文假设农产品期货市场有限套利、交易者异质信念并遵循“经验法则”预期,构建了农产品期货投机均衡定价模型,并认为集中竞价规则下产生的农产品期货价格是由交易者的预期决定的;前期期货价格水平、现货价格和前期期货价格的变动趋势、不同类型交易者的比例结构及其预期模式共同影响农产品期货价格的形成与波动;基本分析法交易者占主导地位的农产品期货市场具有更高的套期保值与价格发现效率。针对中国七种主要农产品期货的实证结果显示,农产品期货投机均衡定价模型对解释中国农产品期货价格的形成与波动是有效的。这意味着在期货行情系统中实时披露现货价格信息,培育和引导交易者运用基本分析法预测期货价格走势,有助于提升农产品期货市场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