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保险费率下降、缴费遵从度与企业异质性反应——基于全国税收调查的微观证据

"减税降费"有利于纾困中小企业和稳定就业,也有利于形成全覆盖和可持续的社保体系,还能够有效促进共同富裕.对过往养老保险降费政策进行科学评估有助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本文以浙江省出台的基本养老保险降费政策为切入点,使用双重差分方法全面评估了降费对企业的参保行为、人均薪资、雇佣和投资水平的影响.本文稳健地发现降费政策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缴费遵从度这一途径对企业的参保行为产生影响.一方面,降低政策缴费率使得企业参保遵从度上升,特别是非国有企业和大中规模的民营企业;另一方面,降低政策缴费率对企业人均薪资和投资水平均有正向影响,其中国有企业雇佣了更多的职工而非国有企业提高了职工工资和投资水平.本文的研究表明,降低养老保险缴费率可以大幅增加企业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的广度和深度,同时也有稳就业、促投资的积极作用.     

《劳动合同法》、企业投资与经济增长

本文分析2008年《劳动合同法》是否会降低企业投资水平,并在宏观层面拖累中国经济增长。研究发现:《劳动合同法》对国有企业投资的影响较弱;但是会显著降低民营企业的投资水平,而且这种效应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同时这些效应对民营上市公司存在一个"阵痛"期。进一步的检验发现,《劳动合同法》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会产生负面影响,而且这种效应主要体现在民营经济投资占比高、民营经济提供就业多的区域。这表明,相对于具有雇员软约束的国有企业,以强化员工保护为目的的《劳动合同法》会降低民营企业的投资水平,进而拖累中国经济增长。就政府政策而言,要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政府需要制定一些替代性的政策,以对冲《劳动合同法》给企业增加的雇员负担。     

减税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路径研究——基于增值税税率降低的视角

高质量发展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而企业数字化转型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通过减税降费减轻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成本负担是政策支持的关键。以2018年5月实施的增值税改革政策为切入点，利用2016—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实证分析减税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增值税减税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地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其中增值税减税在2018年政策出台当年及之前年份中政策效应并不明显，而在2019年与2020年政策效应更为显著。从具体机制来看，增值税减税政策一方面通过降低融资约束的中介机制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通过固定资产投资比例提升的中介机制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未来需要进一步优化增值税减税政策体系，落实落细相关政策，通过减税政策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成本负担，增强企业长期经营信心，从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传统理论认为,人们在作决策时是理性的,但近期研究认为,人们存在过度自信心理,尤其是企业的高层管理者.本文研究管理者的过度乐观对企业内部现金流的使用、对公司投融资水平、投资方式均有影响,矫正过度自信的方法是通过自我学习调整和加强外部控制.     

农户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民收入增长

本文运用1983-2005年间数据,实证研究了不同类型农户人力资本投资之间、以及它们与农民收入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结果表明:1、农户健康投资抑制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及农户教育、迁移投资水平的提高,并且目前的农户健康投资水平还远不能满足农民的正常需求;2、农户迁移投资不仅显著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还有助于提高教育和健康投资水平,但迁移投资的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性;3、农户教育投资对农民增收的正影响最大,并能降低农户的迁移成本,但降低幅度很小,说明它在解释农户迁移投资变动中所起作用并不大。此外,本文还分析了上述结果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简要的政策建议。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投资——基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基于2010—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时点DID模型考察以“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为标志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提升了企业投资水平,这一结论在大量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和管理效率提高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企业投资水平的主要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投资水平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资本密集型企业以及融资约束较高的企业中。进一步分析表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也显著促进了企业权益类投资和信息化投资;同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企业投资对投资机会的敏感度,提升了企业投资效率。     

经理管理防御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

以2009-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回归分析方法探讨经济转型期经理人对企业研发投资水平的影响。将管理防御划分为管理者个人人力资本特征、激励特征和监督特征3个维度,每个维度选取一些特征变量分析其对企业研发投资水平的影响机理和经验证据。采用全样本实证研究发现：经理人年龄和工作转换成本与企业研发投资水平负相关,经理人任期与研发投资水平呈倒U型关系,其它特征变量如受教育程度、经理人年薪报酬、经理人持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和股权制衡度与研发投资水平正相关。区分样本公司产权性质后实证发现,经理人年龄、任期和两职兼任仅在国有企业显著影响企业研发投资水平,在非国有企业其关系不成立。提供了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经理人驱动因素对企业研发投资水平的影响机理和证据。应通过调整驱动因素降低经理人水平,提高企业研发投资水平,实现企业技术创新战略目标。     

增值税简并税率与企业股权融资

企业提高股权融资水平是活跃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及健全资本市场功能的关键路径。那么，增值税简并税率发挥的资源高效配置效应是否有助于促进企业股权融资？选取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分析2017年实施的增值税简并税率政策对企业股权融资的影响后发现，简并税率政策的实施显著促进了企业股权融资；其影响机制是通过提升企业内在价值及信息效率，进而促进企业股权融资。同时，简并税率政策促进企业股权融资的效果在信贷歧视度较高、适用税率档数较多的企业中更显著。此外，良好的资本市场制度环境提升了简并税率促进企业股权融资的效果，具体体现为在市场化程度较高、资本市场开放程度较高的组别中,简并税率与企业股权融资之间的正向作用更显著。为此，未来需要持续优化增值税简并税率政策，针对不同类型企业制定差别化税收支持政策，发挥减税政策与资本市场制度的合力，提振投资者信心，从而促进企业股权融资。     

溢出效应、价格规制与企业投资激励——以电信产业“共建共享”政策为视角

电信运营商不愿参与"共建共享"缘于这项政策可能会降低产品差异化程度,加剧竞争。文章基于三阶段轮辐模型,从福利经济学角度考察无规制和存在接入价格规制情形下的最优投资水平发现,如果企业为争夺老用户竞争,溢出效应不仅会降低投资厂商与接入厂商之间的差异化,而且会导致厂商投资更加偏离社会最优投资水平;如果企业定位于拓展新用户,溢出效应反而可以提高全行业的经济效益,同时使得更多消费者享受到电信服务。但是,为消除市场失灵带来的投资偏离而采取价格规制政策会进一步扭曲厂商投资的激励。基于此,文章认为在电信用户迅速增长的今天,政府应出台更多"共建共享"的配套政策促进企业投资。     

经理管理防御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来自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9-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回归分析方法探讨经济转型期经理人对企业研发投资水平的影响。将管理防御划分为管理者个人人力资本特征、激励特征和监督特征3个维度,每个维度选取一些特征变量分析其对企业研发投资水平的影响机理和经验证据。采用全样本实证研究发现:经理人年龄和工作转换成本与企业研发投资水平负相关,经理人任期与研发投资水平呈倒U型关系,其它特征变量如受教育程度、经理人年薪报酬、经理人持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和股权制衡度与研发投资水平正相关。区分样本公司产权性质后实证发现,经理人年龄、任期和两职兼任仅在国有企业显著影响企业研发投资水平,在非国有企业其关系不成立。提供了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经理人驱动因素对企业研发投资水平的影响机理和证据。应通过调整驱动因素降低经理人水平,提高企业研发投资水平,实现企业技术创新战略目标。     

基于定量递归分析的企业杠杆率动态调节机制——以河南省企业为例

河南省企业中高杠杆率的现象普遍存在,高杠杆率导致企业整体资本结构失衡,加大了企业破产风险.为了降低企业杠杆率,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定量递归分析的企业杠杆率动态调节机制,选取河南省150家左右各类企业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采用动态规划算法进行企业杠杆资金的描述性统计分析,选取投资水平作为因变量,加入现金流比率、资产负债率作为控制约束因子,进行杠杆率与企业投资率的正相关最优决策,结合主成分分析方法进行企业降杠杆率过程中的联动控制,根据不同杠杆率下的货币政策,将样本组成面板数据进行定量递归分析,实现企业杠杆率动态调节,在显著性水平下使企业整体资本结构平衡.实证数据分析结果表明,采用该方法能有效降低企业杠杆率,促进资本结构和产业结构优化,全样本的稳健性较好.     

国企混改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机制:政府干预效应还是代理效应

探讨混合股权结构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资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非国有股权比例对于企业创新投资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不同混合所有权方式对国有企业创新投资水平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其中,外资+国有以及外资+民营+国有的混合所有权结构对企业创新投资改善具有积极影响;而混合股权结构中只有民营股东时,非国有股权比例与企业创新投资水平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政府干预效应,代理效应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主导机制,即经理人观对国企创新问题的解释力更强。     

中国经济微观不确定性的测度及效应研究

本文以2003-2021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的财务数据为样本，对中国微观经济不确定性进行测度并研究其对企业层面投资及宏观经济的效应。研究发现，微观不确定性提高会抑制企业投资水平，但这种抑制作用随着时间延长削弱，并在中长期反转。微观不确定性在短期主要通过实物期权与金融摩擦两种渠道影响企业投资水平。本文提出并验证了微观不确定性的资源分配渠道，此渠道在中长期会促进企业投资。微观不确定性在宏观层面效应与在微观方面一致，且表现为总需求冲击。本文深化了经济不确定性的度量及传导机制研究。在政策启示上，政策需要区分不确定性来源，关注企业层面不确定性，并且适度包容和引导市场中资源再分配，以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     

减税能否提振中国经济?——基于中国增值税改革的实证研究

中国宏观经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减税能否成为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有效工具亟待研究。本文利用2009年增值税改革的政策冲击,基于微观数据考察增值税税率变化对企业的影响,为理解减税对宏观经济的作用提供了微观基础。研究发现,减税不仅可以提升短期总需求,还可以在长期内改善供给效率。具体而言,降低增值税有效税率短期内会刺激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这一效果对于私营企业、中西部地区和非出口企业尤为明显;同时,减税可以提升供给效率,国有企业、东部地区和出口企业的资本和劳动产出效率明显增强。本文对于制定稳定经济的减税政策乃至具体的减税方案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大股东的所有权与企业的投资行为研究

Jensen和Meckling早在1976年就指出股权结构影响企业价值,而这一过程是通过影响投资实现的,但是一直缺乏有说服力的经验结果的支持。本文以2004～2007年1039家上市公司共4156个观察值为研究样本,从第一大股东股权的视角出发,研究了股权结构与公司投资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公司的投资支出之间存在“下降-上升-下降”的“倒N”型的非线性关系;进一步研究后发现,持股比例在10％～20％的区间投资水平达到最小值,在60％～70％的区间达到最大值。但是这种“倒N”型的非线性关系只存在于非国家控股的公司,当第一大股东为国家股时,这种非线性关系会变得不显著。本文的研究为治理当前我国企业普遍存在的非效率投资、提升企业价值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环保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企业环保投资水平直接影响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明确企业环保投资内涵的基础上,以重污染企业为调查对象,从文献中提炼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因素,运用SPSS 22软件及逐步多元回归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规制、市场结构、管理认知、企业绩效4个因素会对企业环保投资产生影响,而利益相关者压力因素影响不显著。     

住房市场波动与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本文建立了一个多部门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住房市场波动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关系,并重点探讨商品生产部门投资效率下降的背景下,不同宏观经济政策及组合的有效性。结果表明,住房市场杠杆率上升,会放大住房部门波动,影响宏观经济稳定。当扰动来自于商品生产部门投资效率变动时,住房市场波动呈逆周期变化,需求管理可稳定产出,但会助长房价或挤出私人投资;结构性的减税降费措施可有效稳定产出,缓解住房市场波动;宏观审慎管理能有效平抑房价,但会加大产出波动。在难以精准识别减税降费力度时,货币政策、宏观审慎和减税降费等结构性措施构成的次优政策组合可以较好地兼顾稳增长、控房价和调结构,并提高社会福利。     

我国政府的科技激励政策对大中型工业企业R&D投入的实证分析

由于研发活动的成果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以及创新的高风险成为企业从事研发活动的障碍。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对研发活动的投资可能低于社会理想投资水平。建立随机效应模型研究了政府科技激励政策对大中型工业企业自筹的R&D投入及其专利产出的影响,认为政府的科技拨款资助对大中型工业企业增加自筹的R&D投入有积极效果,并且拨款资助越稳定效果越好。     

减税降费与宏观政策搭配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多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分析减税降费的作用路径和效果，挖掘提升其效果的最优策略和政策搭配措施。研究发现，一方面，减税降费的效果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高度相关，对于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减税降费改善了企业净值和借贷成本，并通过“金融加速器效应”撬动了企业投资和产出提升，而对融资约束较低的企业减税降费政策拉动作用则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如果大量依靠政府债务来支撑，减税降费可能会抬高市场利率、挤出企业投资。为了减缓这种挤出效应，应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或者对金融机构财政注资，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浅析增值税转型改革对钢铁企业的影响及对策

我国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增值税转型改革的核心是允许企业抵扣其购进设备所含的增值税，这将消除生产型增值税制产生的重复征税因素，降低企业设备投资的税收负担，在维持现行税率不变的前提下，是一项重大的减税政策。本文提出了增值税转型改革对钢铁企业的影响和钢铁企业针对增值税转型改革应采取的对策，并进行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