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创新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考察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创新已经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内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够通过激励数字创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而且其使用深度对经济增长、数字创新的促进作用均是最大的，覆盖广度、数字化程度的影响较小；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数字创新的作用程度存在区域性差异，数字普惠金融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较强，对数字创新促进作用在东北地区较强；而数字创新在中部地区的中介作用较大，在西部地区则较小。因此，应当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多方推动数字创新战略实施，形成区域协调联动发展格局，促进经济不断增长。     

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可以优化就业结构?——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视角

优化就业结构是关乎国家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从受教育程度的视角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优化当地就业结构,而对邻近地区就业结构的优化具有抑制作用;(2)生活成本和技术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就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具有调节作用,前者是弱化作用,后者是强化作用;(3)性别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均能显著优化男性、女性就业结构,对女性就业结构优化程度大于男性;(4)地区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东部、中部地区就业结构的优化,而不利于西部地区就业结构的改善。     

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地区差异及效应研究

基于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和标准差椭圆等分析工具,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保持一定的增长态势,但整体上现有的协同发展水平仍然比较低;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一定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协同发展水平均值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非均衡发展态势;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的地区相对差异虽然在逐步缩小,但现有的总体相对差异仍旧较大.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我国宏观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相比较而言,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的效应最大,东部次之,中部最小.为提升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缩小地区差异,各地区要强化数字普惠金融的支撑作用,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以及针对现有的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的空间非均衡现象,积极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区域协调机制.     

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选取2010—2020年中国29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就全国层面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就地区层面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提升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中东部地区影响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与东北地区最不显著。据此,应通过打造产业金融基础服务平台、构建高效金融审慎监管机制、完善差异化金融服务体系等举措,更好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     

财政支农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推动农村农业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离不开政府与市场的协同作用.本文利用2011-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比分析以财政支农支出为代表的政府财政措施和以数字普惠金融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工具在缩小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结果显示,财政支农支出和数字普惠金融在一定程度上都能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在不同地区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其中,财政支农支出在东、中、西部地区都能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东部地区作用效果优于中部,中部优于西部;数字普惠金融在东、中部地区作用效果显著,在西部地区不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创新要素流动与共同富裕

选取2005—2021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基于系统GMM、门槛效应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创新要素流动与共同富裕的关系进行探讨。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包括经济协调发展、公共服务均等、绿色发展平衡在内的子维度均有正向推动作用。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要素流动融合发展可推动共同富裕发展，且存在创新要素流动的门槛效应。另外，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要素流动二者融合对不同地区精神共同富裕和物质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表现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依次递减规律。据此，提出激发数字普惠金融新活力、构筑创新要素流动新格局、打造区域协同发展新局面的建议。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通过建立基于我国31个省1978—2009年数据的面板模型,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东、中、西部划分标准,采用面板单位根和协整检验方法分别对这三个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检验结果表明,不论在东部、中部还是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都具有长期均衡关系,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在各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中部地区金融发展对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接下来是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最小。为了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实现我国经济协调发展,推进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成为当务之急。     

数字普惠金融对市场化程度的影响效应分析——基于省级市场化指数的研究

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市场化程度的作用关系及传导机制,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市场化指数对市场化程度进行测算,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方法,对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市场化指数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一是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市场化指数的提高,且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旧成立;二是收入差距、创业活跃度与区域创新能力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市场化程度的正向关系具有中介传导作用;三是政府干预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市场化程度之间的正向关系存在非线性调节作用。因此,本文提出了完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体系,精准把控政府干预力度及方向,形成“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从而进一步提升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化指数的具体措施方案。     

金融发展规模、效率改善与经济增长

本文将金融体系效率纳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研究框架,运用基于松弛变量效率测度模型(SBM)对我国1995—2008年29个省市区金融体系效率进行测度,并利用面板协整检验考察了金融发展、金融体系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我国金融体系效率整体上呈波动型上升趋势,且依次由东部、西部、中部递减,经济发展水平与金融体系效率呈近似倒U形关系;整体上我国金融发展的规模与效率改善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但其促进作用在区域层面上具有门槛效应:东、中部地区金融发展与金融体系效率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且在东部地区金融体系效率的经济增长效应更为显著,而西部地区其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能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吗?

本文运用2013—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普通面板回归模型、门槛回归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全国范围看,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提升居民消费水平.从各区域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西部受影响程度最大,中部次之,东部最小.这种影响还具有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在门槛临界值前后表现出明显的非线性.进一步从空间角度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皆显著.本文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居民消费水平稳定增长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减贫效应——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在减贫工作中发挥显著的积极作用。文章利用2011—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增收减贫效应。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在考虑内生性情况下结果仍然成立;(2)门槛效应模型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会随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支出比重的提高而减小,随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增大;(3)地区异质性研究表明,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增收效应最大,其次是东部,最小的为西部,但差异并不明显。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农村地区减贫效应的边际贡献要远高于东部地区。文章从完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尤其是加快数字乡村建设;推动经济增长、完善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城镇化水平;提高贫困群体的金融素养,强化数字普惠金融监管体系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我国科技金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基于东部、中部和西部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1999—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和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对各区域科技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推行我国科技金融发展的区域化战略,在东部、西部和中部地区实施有差别的科技金融政策;重视中部和西部科技金融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协调,构建中部和西部经济与科技金融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建立面向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政策性科技金融机构。     

数字普惠金融对海洋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以广东省为例

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 2011-2015年广东省三个沿海经济发展区 14个市的数字普惠金融对其海洋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整体上看,数字普惠金融对海洋经济还没有发挥有效的促进作用。分地区看,珠三角区和粤东区的数字普惠金融总指 数对其海洋经济增长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粤西区在使用深度和数字服务支持程度 方面有效地促进了海洋经济的增长。提出广东省各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重点,粤东区的重点是借优势,促发展。珠三角区的发展重点在于借优势,补不足。粤西区发展重点在于广覆盖,深挖掘。     

数字金融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路径

文章基于2011—2019年30个省（区、市）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2011—2019年，数字金融与绿色创新效率增长迅速，但均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2)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了绿色创新效率，且在东部、中部、西部的促进作用依次增强。(3)数字金融对绿色技术研发效率与绿色成果转化效率均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金融对绿色成果转化效率的影响仅在中西部地区显著。(4)数字金融通过缓解金融错配或加速人力资本积累正向影响绿色创新效率，数字金融的金融错配缓解功能主要在中西部地区显著。     

普惠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异、收敛性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

本文利用2005—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各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收敛性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在考察期内总体偏低，并且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性。（2）绝对β收敛在全国、中部和西部均存在，而东部不存在；条件β收敛在全国、东部和西部均存在，而中部不存在。（3）政府干预程度、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本质量、非正规金融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普惠金融发展均具有重要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居民消费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为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文章主要从理论与实证等角度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及效果。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在中国的中、东、西部地区存在显著差异;居民消费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且农村地区明显强于城镇地区。为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应继续加大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建设;重点强化数据治理和风险监管,优化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环境;引导数字普惠金融绿色发展,促进中国居民绿色消费。     

环渤海经济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本文采用2011-2020年环渤海经济区内五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水平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的回归中,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水平发展较高的地区可以有效促进城乡收入水平差距的减小,在发展水平较落后的地区则相反,但其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贫困发生率。因此,应采取措施增加落后地区人均GDP的增长水平,早日使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跨过门槛值,实现经济区内城乡共同发展。     

普惠金融与中国经济发展:多维度内涵与实证分析

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有利于促进金融业可持续均衡发展,增进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基于对普惠金融发展与传统金融发展的概念辨析,本文提出了一个包含广泛的包容性、特定化配比程度与商业可持续性三个维度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采用2009—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普惠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1个标准差,东部地区的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平均将提高5.1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平均将下降10%。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普惠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通信基础设施更差、民营经济更多的地区更显著,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缓解作用在通信基础设施更差或农业GDP占比更高的地区更强。本文的政策建议是,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要考虑地区的条件差异而因地施策,从而更好地兼顾公平与效率。     

西部欠发达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对农民增收效应研究

自2005年联合国提出普惠金融概念以来,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已经取得瞩目的 成绩,本文就西部欠发达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对农民的增收效应展开研究.基于2009-2019年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首先,利用变异系数法在四个维度九个指标下对西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进行量化.普惠金融指数显示西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迅速,农村居民金融服务可获得性不断提高,但广西、云南两地普惠金融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其次,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显著提升农村居民收入,但第三产业比重的加大会对普惠金融的增收效应产生负向调节作用;2.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呈"U"型关系;3.普惠金融对农民的增收效应在低收入人群中作用效果更大,而对农村高收入人群作用效果不明显.最后,文章建议应进一步推进普惠金融建设、加大欠发达地区的帮扶力度、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和传导机制和优化产业结构,防止返贫困和收入两极分化现象的出现.     

资源产业集聚、技术创新能力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的实证分析

基于1990-2010年我国中、东、西部地区的省际面板数据,考察资源型产业集聚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资源型产业集聚等因素对该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根据被解释变量的不同特征,使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空间面板数据模型两种计量经济分析方法.结果表明:(1)资源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说明我国存在资源诅咒现象,但东部地区并不明显;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对全国总体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在东、中、西部有所差别.(2)技术创新能力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依赖性,在东部、中部和西部表现为依次减弱;在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产业集聚显著地“挤出”区域技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