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要省（市）企业获得政府科技直接资助的实证比较分析

在阐述政府对企业科技活动进行直接财政资助动机、影响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我国各省（市）企业争取政府科技资金的竞争力和对政府资金的依赖性差异，并进一步通过二元回归分析各省（市）企业获得的政府直接资助与企业自筹R＆D支出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我国总体上及大部分省（市）的两者之间为显著正相关，即政府资助能有效激发企业R＆D投入的增加，但也有个别地区企业获得的政府资金对其自主科技投入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     

税收激励与企业科技创新——基于税种、优惠方式差异的研究

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引导与激励作用。文章构建了包括税收激励政策、创新资金投入和人力投入等变量的分析框架,通过对281家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创新活动的调查分析,检验了税收激励政策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创新投入是税收激励政策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完全中介变量;从税种来看,企业所税优惠对企业创新活动的资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以增值税和营业税为代表的流转税类优惠则对企业人力投入具有显著的解释能力。从优惠方式来看,与直接优惠方式相比,间接优惠方式对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资金投入与人力投入具有更为有效的激励作用。     

政府科技资助与企业研发产出的实证分析——基于山东省的面板数据

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方政府科技投入也存在差异。以山东省为例,利用山东省政府科技资助数据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相关数据,通过构建企业研发投入产出函数,探讨山东省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研发产出的影响。结果表明:与政府直接资助相比较,间接资助更能促进企业研发产出。     

高投资率、制度环境质量与创新驱动发展

立足已有研究考察高固定资产投资率对中国地区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影响效应,并基于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借助门槛模型实证检验高固定资产投资率影响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固定资产投资率居高不下对经济创新驱动发展产生了抑制效应,且地区制度环境质量越好,这种抑制作用越严重.因而在当前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现实背景下,应及时调整投资结构,降低固定资产投资在总投资中的占比,引导地方政府利用财政资源激励企业的创新活动,弱化地方政府直接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激励,以免对民间创新投资支出产生挤出效应.     

风险投资影响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评述与展望

传统融资渠道往往难以满足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融资需求,而风险资本作为一种创新型的融资方式,专注于高风险和高收益的高新技术开发领域,是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融资来源。从理论方面分析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面临的融资障碍,阐述风险投资影响中小企业创新的机制,总结和梳理相关研究的共识和不足。研究表明：与传统的融资渠道相比,风险资本的介入对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具有引导、监督、激励等作用,且有助于培养中小企业创新能力,促进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风险投资自身的特征差异会对中小企业创新产生不同影响;在政府行为、地区教育、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的作用下,风险投资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异质性效应。     

政府关注对企业技术创新重要吗?——基于企业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现有文献关注政府政策干预对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却普遍忽视政府行为诸如政府创新预期和创新关注可能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选择R语言文本挖掘方法,从2005—2017年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取关键词,结合上市公司专利数据,探究政府创新关注度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联效应。研究发现,政府关注对技术创新和技术创新方向作用存在非一致性,政府关注未能正向激励技术创新和提高创新质量,却能有效改变技术创新方向,这应该源于政府关注的技术创新效应呈“U”型即门槛特征所决定;不同类型企业政府关注的技术创新效应迥异,其中国有与高盈利企业的发明创新均表现负向作用效应且对技术创新质量提升作用有限;政府关注度会通过影响企业研发资金配置改变企业创新激励,但政府关注度增加企业研发信贷的同时会挤出企业自有研发资金,引致技术创新方向转变而损害企业创新质量。     

地方政府债务如何影响实体企业信贷融资——基于异质性视角的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分析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通过线性和非线性双重视角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如何影响实体企业信贷融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张对实体企业信贷融资形成挤出效应,且挤出效应具有企业规模异质性和所有制异质性。线性影响检验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对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挤出效应大于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加入二次项和面板门槛模型的非线性影响检验结果再次验证了上述结论,其中与大型企业信贷融资的挤出效应具有门槛效应不同,对中小企业信贷融资为线性挤出,无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大小均产生挤出效应。     

数字化与企业创新

本文基于2007—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表明：第一，数字化有利于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水平；第二，数字化可通过要素配置效应、管理革新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三个渠道来激励企业的创新活动；第三，数字化与企业创新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对于资本禀赋和研发强度更高的企业，数字化对创新的激励效应更突出；第四，数字化的创新驱动效应因企业的行业和所有制属性而有所差异，其中高科技企业和国有企业受到的激励效应更大。政府应做好顶层设计，鼓励企业根据自身特征积极夯实数字化基础、引进数字技术，并同步增加资本和研发投入，拓展要素组合方式和创新边界。     

适宜度视角下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入的影响

创新是国家结构优化、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已有研究表明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入存在单调的助推效应或挤出效应,且两种效应之间可以动态性转换,但动态性转换的发生条件和结果尚不明晰.文章使用2009年-2019年间21800个非金融上市公司样本,在探析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效率的若干核心影响要素的基础上,构建了金融化适宜度判别模型分组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对创新投入存在挤出效应;金融化适宜度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呈动态性转换的倒"U"形;偏离最优金融化程度对企业创新投入呈显著负向影响.最后,企业应结合宏观环境与自身状况,优化金融资产配置推动创新;投资人应结合技术市场发展前景与企业金融化现状进行理性投资;政府应调整经济政策,引导企业金融化合理适度开展.     

政府补贴真的能解决研发外部性吗?——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微观证据

西方文献普遍认为R&D的"市场失灵"是政府研发公共支出存在的理由。为研究政府补贴能否解决研发外部性问题,选取2001—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研发密集型行业中的微观企业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检验政府补贴对企业R&D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证实:政府补贴对企业R&D支出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且由于行业异质性的存在,政府补贴对不同行业企业R&D支出的挤出效应存在较大差异。政府公共支出并未达到预期的激励作用。     

政府补助是否促进了企业自主创新？

利用2007—2015年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研究样本,研究高额的政府补助是否促进了企业的自主创新,并将企业研发支出作为中间变量分析这种影响的作用路径。在控制企业规模和企业科研人员数量之后,政府财政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提高的正面激励作用是显著的。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补助对国有企业的研发支出具有激励作用,但对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支出具有“挤出”作用。企业研发支出与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其中研发支出与发明专利的数量负相关,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数量正相关     

政府R&D补助方式如何影响企业R&D投入?——来自A股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政府RD补助是否一定促进企业RD投入?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以区分政府RD补助方式作为切入点,从理论角度分析事前一次性RD补助、补贴率方式RD补助及事后奖励方式RD补助对企业RD投入的不同影响;并使用A股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2007~2013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本文研究发现,只有补贴率方式和事后奖励方式RD补助显著促进了企业RD投入,其余补助方式对企业RD不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对样本按产权特征进行分组后,我们发现对于非国有样本,补贴率方式和事后奖励方式RD补助都显著促进RD投入;而对于国有样本,所有类型补助对公司RD投入皆无显著影响。本文的结论表明,政府应更多使用补贴率方式和事后奖励方式RD补助;企业产权特征是政府补助时值得考虑的因素。     

政府科技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基于市场需求和融资约束视角

以2009~2015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和外部融资约束两个方面检验了政府科技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市场需求和融资约束对政府科技补贴效应起到调节作用,市场需求规模越高,融资约束强度越大,政府科技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激励效应越强。进一步引入产权性质后发现,相比国有企业,市场需求规模和融资约束强度对非国有企业政府科技补贴效应的正向调节作用更大。研究为政府合理分配资源,提高政府科技补贴利用效率,提升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关系研究

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所起的影响也不同,总的来说,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影响主要可分为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这两种效应谁起主要作用谁起次要作用,众说纷纭,仍无定论。本文首先给出了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定义,对两种投资的区别和联系做了分析;然后分别介绍了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和挤入效应,现阶段,我国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影响主要是挤出效应;最后,基于挤出效应的现状,给出了一些政策上的建议。     

中国工业R＆D投入的影响因素

本文运用中国工业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企业规模、产权结构等因素对R＆D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销售收入对R＆D支出有显著正影响,企业员工数量对R＆D支出和R＆D人数均没有显著影响,这意味着熊彼特假说依赖于企业规模和创新变量的设定;国有产权对R＆D人数有显著正影响,但对R＆D支出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表明国有企业在R＆D资源配置上存在着某种扭曲。研究还发现,政府资助对激励企业R＆D投入有重要作用。     

如何刺激企业创新：政府激励还是企业激励

创新是提升企业和国家竞争力的源动力,因此找到激励企业创新的因素是重中之重。本文采用2008-2015年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和发明专利产出数据,考察政府创新规划执行压力、政府补贴和企业高管持股计划三种不同类型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政府补贴和企业高管持股计划对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具有更显著的影响;企业产权性质、公司治理和高管创新精神对激励发挥作用产生显著影响。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政府和企业激励创新的相关政策建议。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创新绩效提升吗?——基于战略性新兴企业的跨期再检验

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企业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但是否会挤出创新投入,甚至抑制创新水平却尚未明确。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从长期和短期分别探讨了战略性新兴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并基于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虽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在短期内造成资金成本增加,但长期内在利益相关者支持下,对创新绩效影响由负转正;从不同企业性质来看,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创新绩效影响短期为负,但长期为正的结论更加明显;从内在影响机制来看,消费者、政府和员工的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成为提升创新绩效的关键。以上结论表明,战略性新兴企业回报社会与创新绩效的目标并无矛盾,而且通过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反而可以获得提升创新水平的不竭动力。     

在职消费:薪酬补偿还是利益侵占

在职消费具有薪酬补偿与利益侵占的双刃剑效应,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方向及程度是这两股作用力的博弈结果,而这两种效应的发挥又受到管理层激励与约束程度的影响。为探索在职消费的业绩影响,分别以显性激励水平和管理层权利为标准分情境讨论了在职消费的双刃剑效应,研究发现：在管理层显性激励水平相对越低的情境下,在职消费越能有效提高企业绩效,在职消费的薪酬补偿效应越显著;在管理层约束程度越弱的情境下,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产生负向影响,在职消费的利益侵占效应越显著;与民企相比,国企在职消费所发挥的薪酬补偿效应更大。     

财政支出结构扭曲与居民消费——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7~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文章分别从总量和结构两个角度对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从总量角度出发,地方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作用,说明财政支出的规模较为合理;第二,从结构角度出发,地方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较大的挤出作用,说明财政支出的结构严重扭曲;第三,各类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了不同效应:经济建设支出、民生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科技支出与财政支农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     

内部资源、外部环境如何促进企业创新——基于“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的组态分析

创新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经济转型变革期,企业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其内部创新资源交互影响产生了复杂的创新环境。论文基于组态视角,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对“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的80家企业进行分析,探究企业内部资源与外部环境耦合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揭示企业外部环境与内部资源层面的6个前因条件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多重并发与复杂因果机制。研究发现：（1）单一的内部资源因素或外部环境因素并不构成高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需要相互间协同联动共同影响企业创新绩效。（2）存在内外协同型与内部资源驱动型两类产生高创新绩效的创新模式,不同的创新模式代表不同企业高创新绩效的多重实现方式。（3）有两类创新模式（5种组态）导致非高创新绩效的产生,企业内部资源对高创新绩效起到基础性作用。研究结论及管理启示有助于深入理解企业创新在多种因素组态效应下的复杂影响机制,为企业提高创新绩效提供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