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者能力、内部控制与企业成本加成率

企业成本加成率是以成本为基础衡量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是企业竞争力的综合体现。以2012—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管理者能力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能力能够显著提高企业成本加成率;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者能力主要通过强化企业内部控制这一作用机制提高了企业成本加成率。研究结论不仅为新时期充分发挥我国企业管理者能力和提高企业竞争力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而且有助于推动我国企业高质量发展。     

环境规制影响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吗?

基于世界银行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数据,本文采用Tobit模型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在对环境规制分别从企业、地区以及地区-产业三个层面进行衡量的基础上,发现环境规制在总体上对我国企业出口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分类来看却因企业研发活动情况而有所不同:对于有研发投入的企业,促进作用依然显著;而对于没有研发投入的企业,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并无显著影响.以上结论说明,为实现环境质量改善与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的双赢目标,我国在加强环境规制的同时,还应重视对企业研发活动的支持.     

环境规制增加企业税负了吗

基于2005-2019年中国27个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税负之间的关系。整体而言,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税负呈负向关系。分行业类型来看,环境规制强度与轻度污染行业的企业税负相关性不显著,与中度污染行业的企业税负呈U型曲线关系,与重度污染行业的企业税负呈倒U型曲线关系。因此,应因行业而异实行差别化环境规制政策。不同类型的企业可以合理进行税收筹划,在加大污染治理投入的同时,降低企业税负。     

最低工资标准与企业成本加成——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在搜集全国各市所有区县1999-2007年最低工资标准的基础上,将企业微观数据与最低工资标准数据合并,实证检验了最低工资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均值层面上,最低工资的提高显著提升了企业成本加成,这说明现阶段我国的最低工资制度是适宜的,对企业成本加成具有正面影响。进一步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最低工资可能通过影响企业资本劳动比等途径促进企业成本加成提升。虽然本文表明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不会抑制企业成本加成提高,但仍然需要关注最低工资对企业产生的其他影响,统筹处理好维护劳动者权益与促进企业发展的关系,使最低工资标准更好地与经济发展相协调。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成本加成率分布

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导致的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使得中国外部环境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本文以2001年末中国加入WTO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成本加成率分布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1)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会使成本加成率分布的离散程度降低,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和有效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成本加成率分布的影响渠道包括增加出口和减少增值税。(3)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成本加成率分布的影响因行业类型、所有制和地区而异。本文研究为中国企业发展和外贸政策制定提供了启示。     

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使用是否缩小了性别工资差异*——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经验分析

本文基于2010年、2013年、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考察了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使用对性别工资的影响及工资差异分解，探讨了不同年龄段群体互联网使用对性别工资差异变动的异质性及内在影响机理。本文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总体工资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随年份推进其影响程度呈逐渐减小趋势，互联网使用显著缩小了性别工资差异。随分位点数提升，性别工资总差异呈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趋势；随年份推进，在相同分位点上性别工资总差异呈逐年缩小趋势，且禀赋特征差异逐渐缩小了中等收入者性别工资总差异。互联网使用对80后群体工资正向影响显著更高，70后群体次之，60后及以上群体相对较低，呈现较明显的年龄异质性。     

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集中度变化特征及其区域效应分析

通过对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工业(制造业)企业500强的相关数据分析,揭示出中国制造业企业一般集中度和地理集中度的变化特征,总结了新时期中国制造业企业聚集的区域模式。研究发现:①中国制造业企业整体处于行业不断集中的趋势,但也出现过集中度下降的现象;②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不断向东部地区集聚,其内部集中与扩散现象并存;③可将中国制造业企业分布归入7大经济区域,并表现出与地区经济发展态势相对一致的特征。     

2004-2008年福建省制造业空间结构及变化分析

基于2008年和2004年福建省制造业产值，以县域为基本研究单元，采用K均值聚类法对66个研究单元进行聚类、合并，根据制造业集聚程度将福建省划分为核心区、中间区和外围区3个区域；并测算制造业空间结构的集中度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对区域集中度变动的贡献率α和产业空间分布变动对制造业空间结构变化的贡献率β，结果表明：核心区制造业高集聚，但集中度呈下降趋势，中间区和外围区的制造业集中度有所上升，但相对缓慢；各产业类型的空间结构及变化均有较大的差异，集中度区域变动较为显著的产业主要有食品加工业、烟草加工业本地资源依赖型行业和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等外向度高的行业；本地资源依赖型的木草加工、饮料食品业和原有发展基础影响大的设备制造业等行业的变化是影响福建省制造业空间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制胜法宝*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但是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为中国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提供具体的路线图;中国的国情特殊且复杂,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没有也不可能给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马克思主义必须联系中国实际、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有生命力,才能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之所以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先后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胜利,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其制胜法宝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核电的经济特性及其安全性管制的有效性分析

核电是一种清洁能源,在能源供给方面具有很大优势,但核电存在巨大的安全风险。核电的经济特性决定了核电安全管制需求。以管制经济学为研究视角,本文将核电安全性管制措施分为行政强制手段为主的直接安全性管制和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安全性管制两大类。研究发现,核电企业投入和安全管制检查频次与事故发生概率密切相关。核电企业的安全投入会随着安全隐患风险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并且也会随着被发现安全隐患事件带来企业损失的增加而增加。核电企业因被管制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所承受的损失太小是造成安全管制检查失效或产生负面效应的根源。据此,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提高核电安全性管制的有效性。     

环境规制提高了制造业产业链前沿技术的吸收能力吗*

基于熊比特的创新理论,本文构建了环境规制与产业链前沿技术吸收能力的实证研究框架。本文首先将OECD成员和美国制造业产业发展构建为技术前沿面,以微观企业层面的数据为基础,通过稳健的TFP和价格加成的测度方法,量化了环境规制对产业链内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实证研究表明：环境规制能够有效地促进制造业产业链对于产业前沿技术的吸收能力,缩小与产业前沿技术面的发展差异,环境规制虽然在短期能够削弱企业的市场势力,但是在长期则能够显著地提升企业的市场势力,两者存在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据此,本文提出了优化产业链环境规制政策组合、提升产业链国际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中国“两大奇迹”形成逻辑的政治经济学阐释*

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创造了大规模、快速的经济增长,形成了社会领域长期稳定发展的“两大奇迹”。“两大奇迹”的形成原因是：坚持党的领导是创造“两大奇迹”的政治保证;坚持科学理论指导是“两大奇迹”创造的思想保证;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两大奇迹”创造的制度保证;党领导下人民创造力的发挥是“两大奇迹”创造的动力保证。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来看,“两大奇迹”形成的理论逻辑是党领导下的国家能力与规模化市场创造的结合造就了经济增长的奇迹,在经济快速增长所奠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了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两大奇迹”历史经验是党领导下国家能力的培育,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协同互补,发展规划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选择性产业政策、功能性产业政策与普惠性产业政策的协调。在第二个百年续写“两个奇迹”,并创造高质量发展奇迹需要从中长期发展视角判断未来发展的趋势,继续推动国家与市场的共同演进,重塑高质量发展的增长体系,充分释放内需潜力,确立“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模式。     

在三大超越中准确把握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和规划纲领*

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了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新时期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需要在三大超越中准确把握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和规划纲领。一是必须超越简单的社会运动,从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层面认识到共同富裕具有坚实的经济理论、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基础,逐步推进共同富裕是我国经济循环畅通、社会秩序和谐、政治基础夯实的必然要求。二是必须超越简单的理论逻辑推演,从历史实践的角度来全面把握当前推进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目标、乘势而上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具有坚实的历史基础和实践基础。三是必须超越一般的思想争论,在理论的批判中通过构建科学的实施方案和可实施的路径,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于共同富裕的认识,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构建三大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公众环境关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本文主要从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视角,针对公众环境关注对公司治理和企业行为的影响进行研究。选用 2010—2018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考察公众环境关注与企业绿色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企业所在地公众环境关注能够驱动企业绿色创新行为。本文探究了两条影响渠道：首先,公众环境关注通过强化政府环境规制发挥作用,而政治关联的存在会削弱这一作用渠道;其次,公众环境关注通过提升企业生态观念发挥作用,与这一渠道一致,如果董事长是女性、更加年长或拥有家乡偏好,这一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果表明,公众作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会影响企业的环境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