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创新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

区位选择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首要问题，它直接影响到企业优势的发挥，影响到整个国际生产布局，并进而影响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的收益及成败。创新环境对投资区位的影响日益增强，在正式制度条件相似的情况下，加强化等非正式制度的创新，形成区域环境特色和优势，已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关键。     

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与国别风险——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广阔的投资前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位因素与国别风险会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文章通过构建投资引力模型,对中国企业在6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进行检验,分析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研究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经济自由度显著正相关,与东道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东道国的腐败控制程度显著负相关,劳动力自由度、社会局势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无显著相关性。与此同时,文章通过因子分析对沿线国家的国别风险进行评级,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目的地的选择与风险防范提供参考。     

制度环境、相对资源优势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股权进入模式

本文基于制度基础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重点研究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股权进入模式所起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首先,在正式制度环境越不完善的国家投资时,国有企业相对非国有企业选择合资的可能性更大;在与中国的非正式制度差异越大的国家投资时,国有企业相对非国有企业选择合资的可能性越大。其次,在正式制度越不完善的国家投资时,技术基础越雄厚的企业选择合资的可能性越大;东道国与中国的非正式制度距离并不能通过影响企业的技术基础,进而影响我国企业海外子公司股权进入模式。此外,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经验对我国企业海外子公司股权进入模式的选择没有影响。本研究对不同资源优势的企业在面临东道国复杂制度环境下如何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参考价值。     

全球华人网络如何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在中国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布局过程中,制度与文化的交融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与东道国间的制度鸿沟可能是阻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现有研究虽已注意到正式制度在其中的作用,但缺乏对非正式制度与文化差异的关注.文章基于制度与文化视角,阐述了海外华人网络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机制,并基于全球195个国家或地区的华人分布数据和中国对全球132个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与存量数据,检验了海外华人网络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和影响途径.研究表明:(1)海外华人网络促进了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实现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在华人分布密集的地区更容易实现对外直接投资;(2)在海外华人越来越集中于高技能与OECD国家的背景下,高技能华人的网络与OECD国家的华人网络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更为明显;(3)从制度距离的角度来看,海外华人网络在与中国制度距离更远的国家与经济体中的影响更为明显,即海外华人网络能够弥合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距离而促使中国企业“走出去”.文章对当前我国“走出去”战略推进过程中如何利用好文化与非正式制度因素具有重要的启示.     

儒家文化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

虽然已经有诸多文献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但鲜有文献直接考察宗教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本文基于2000—2015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儒家文化和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受儒家文化影响越深的企业越不可能进行过度投资,儒家文化能够起到道德约束的作用并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性质对儒家文化和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中,儒家文化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更弱,国有企业的政治身份减弱了儒家文化在决策中的作用.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果依然稳健.本文的研究表明,非正式制度对企业投资决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在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东道国经济、制度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基于亚洲主要国家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基础,将制度因素纳入到传统经济因素框架下,采用1995—2013年中国对亚洲主要国家直接投资数据,考察影响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因素.研究发现,无论是传统经济因素还是制度因素对跨国企业开展海外投资活动均产生影响,而制度因素在决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方面呈现出比经济因素更为重要和复杂的特点.根据对不同时期和不同经济群体的实证分析,笔者发现中国跨国公司在选择投资区位时呈现明显的动态特征.     

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强劲。对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在对现有研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以2005—2009年中国与51个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面板数据为样本,考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东道国资源禀赋、技术禀赋、基础设施条件、外资开放度及与中国的贸易联系等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而东道国市场规模、工资水平、汇率水平和地理距离等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据此本文提出促进和优化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政策建议。     

制度差异、“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大型对外投资——基于投资边际、模式与成败的三重视角

本文基于2005—2016年中国609个企业2 440个大型对外投资微观样本，全面考察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差异对企业投资边际、模式与成败的影响。研究发现：正式制度差异对投资规模化的影响不大，但显著影响投资多元化。企业为了避免正式制度差异带来的管理风险，倾向于选择全资股权结构，但企业选择绿地投资还是跨国并购并不受到正式制度差异的影响。相比之下，非正式制度差异的影响更为广泛。无论是正式制度差异还是非正式制度差异，均会显著增加企业投资的失败概率。进一步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主要对正式制度差异存在优化互补效应。研究结论表明，夯实“一带一路”倡议，尤其大力发展与沿线国家的文化深度交流，有助于企业更快、更好地走出去。     

福建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思考

对外直接投资为中国中小企业经营发展带来新的契机。促进具有条件的中小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本文借鉴指导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分析福建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优劣势;认为福建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应该根据东南亚国家、非洲国家、拉美国家和欧美发达国家这四个区位的特点,采取适合当地投资环境的策略。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容性增长

基于中国全球投资追踪(CGIT)数据库,本文从微观层面考察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容性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有助于提高沿线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还可以改善其内部收入分配格局。进一步研究表明,低收入国家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获益更多,国有企业、基础设施行业、跨国并购模式对外直接投资所产生的包容性增长效应更大,并且"一带一路"倡议明显增强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文章从对外直接投资角度为"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推动沿线国家包容性增长理论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高效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研究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不仅影响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关系到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及国际竞争力的增强。文章采用2005-2011年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基于neighbor与kernel倾向分值匹配方法检验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存在学习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了技术水平。考虑到投资区位及企业投资动态的差异,文章对境外投资企业进行细分后发现,投资于发达国家的企业比仅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拥有更强的学习能力,而持续对外投资的企业获得了更高的生产率及技术溢价。     

双边投资协定、制度环境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双边投资协定是两国政府为了促进和保护双边投资签署的协议。作为特定的联系两国的双边制度因素,双边投资协定给企业提供了不同于国家制度环境的保护,因而对企业的投资区位决策产生影响。本文建立了关于双边投资协定、东道国制度环境与母国制度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作用的研究框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3年至2009年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本文有三点发现:首先,双边投资协定能够促进企业到签约国投资;其次,双边投资协定能够替补东道国制度的缺位,对于促进企业到制度环境较差的签约国投资的作用更大;此外,双边投资协定还能够弥补母国制度支持的不均衡性,对于帮助非国有企业到签约国投资有着显著的积极作用。     

跨国直接投资区位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跨国直接投资的区位研究一直是理论界的一个热点,但目前的研究都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之下进行的。本文运用行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跨国直接投资区位理论进行研究,认为经济结构、文化、空间偏好等也是影响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     

制度距离、双边投资协定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尝试回答东道国制度距离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重点考察了双边投资协定对不同维度制度距离与企业区位选择关系的调节作用.用1999-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层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正向制度距离促进了企业投资到东道国且双边投资协定正向调节了两者的关系;(2)双边投资协定仅正向调节了正向管制性制度距离...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关键区位选择 ——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已经越过快速增长的初期阶段,如何转向高质量发展是亟待解决的命题.本文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滞后模型检验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在的不平衡、循环因果和毗邻效应等特征,筛选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关键区位;并结合"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布局现状和大数据研究中心公布的投资环境指数,对最具投资效率的区位进行修正.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当前分布与关键区位存在差异,应当调整投资向关键区位集聚,提高中国跨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空间效率并克服"外来者劣势",从而论证了关键区位研究的创新意义和应用价值.在此基础上提出关键区位的建设重点,如发展共生机制、调整投资计划和重视投资环境等政策建议.     

中国跨国经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环境分析

本文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现状,指出企业投资在国别区位选择时需考虑的因素及一般规律,并阐明中国企业相关的区位选择对策。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替代还是促进了出口?针对该问题,本文利用数据匹配法为2005—2007年1498家有对外直接投资的工业企业找到可供比较的对照组,运用倍差法(Different-in-Different,DID)实证检验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经过检验本文有如下发现:第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促进了企业出口;第二,与其它投资动机相比,商贸服务类投资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第三,与其它东道国相比,投资高收入国家的"出口效应"最为明显;第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先上升后下降,呈现倒"U"型;第五,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增加了出口的深度边际,也扩展了出口的广度边际。因此通过本文的微观数据检验,深化了对该问题的认识。     

东道国制度质量、制度距离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

基于经济自由度指数、全球政府治理指数以及荷兰学者Hofstede的国家文化指数,全面构建了东道国经济、法治和文化制度的评价指标,利用2003-2009年我国在51个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考察了东道国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OFDI受到制度因素的驱动,具有显著的"弱效制度"规避和"强效制度"寻求动机。具体来看,东道国较高的经济制度和法治制度质量对我国对外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东道国正式制度质量越是优于我国,越能吸引我国的投资。非正式制度方面,东道国华裔关系资产对我国的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正式制度距离(文化距离)会对我国的对外投资形成障碍。     

投资动机、制度调节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

投资动机在中国OFDI区位选择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140个国家或地区的直接投资及相关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投资动机、制度距离和OFDI逆向技术溢出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的作用关联。结果表明,中国OFDI的确受投资动机的驱使,但制度距离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发挥着负向调节作用,进而削弱投资动机的驱动力。尽管如此,东道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也能削弱并逆转制度距离的负向调节作用,意味着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别制度距离具有替补效应。换言之,如果该东道国具有较强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则企业会较少考虑国别制度距离带来的高昂成本,选择在该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以获取逆向技术溢出。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否影响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概率*

本文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深入探讨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能有效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生，其影响机制是通过学习效应实现的。本文通过进一步检验，发现不同所有制类型、要素密集度、生产率的企业在面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时，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具有显著的异质性。该研究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更换贸易不确定性的度量方式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