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乡里赋税制度和赋税征收

赋税收入是维持秦汉帝国运行的经济支柱,乡里赋税来源于国家最小基层行政单元里,征收的财物包括口赋、献费、户赋、田租、刍藁。口赋是按人口数量征收的人头税,分成人和儿童两类征收,口赋可以在一年内分批次上缴。献费每人每年上缴六十三钱。户赋每户每年上缴16钱。田租征收以里为单位,一次统一上缴乡部。刍藁不包括在田租之内,刍藁包括户刍、田刍、田藁三项内容,户刍每户每年上缴一石;田刍、田藁由县统一核算所需量,余刍藁数以顷刍律折钱上缴。赋税制度的落实主要靠基层的乡官里吏去完成。     

秦至汉初“户赋”详考--以秦汉简牍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秦至汉初的国家赋税体系中,户赋是作为一种专门税目而存在的。其征课对象是五大夫爵位及其以下凡有立户者。它以户为单位,在秦朝征收实物茧、丝,每户纳茧六两,在汉初则转而征收钱币,每户上缴十六钱。户赋由各里在每年五月集中收取,上缴所属乡部,然后再由乡部统一交付到县廷。这一过程由乡部全权负责。乡里上缴的户赋在县道一级统一由县(道)少内负责管理调度,保障户赋在全县(道)内的正当使用,并向上级二千石官缴纳余下的户赋。     

从秦汉简牍看秦汉赋税制度简

赋税是支撑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物质基础，秦汉赋税，主要有两类，一是土地税，按田地亩数征收，如田租、刍稿税等；二是户税，为人头税，按户征收，如户赋、户刍等。     

再谈秦至汉初的“户赋”征收——从其与“名田宅”制度的关系入手

秦至汉初的"户赋"征收与同时期施行的"名田宅"制度有直接关联,从二者的关系入手进行分析,可以获得对户赋更加清晰的认识。这一阶段户赋的成立主要基于以下逻辑:国家授田宅的前提是立户,民众为占有田宅而立户,立户便有了户赋的征收。换言之,官府以"名田宅"制度吸引并促使民众立户,进而征收户赋。户赋征收的对象为上到五大夫下至司寇、隐官为户主的民户(均含上、下限)。其于商鞅在秦国第一次变法时起征,到汉文帝时停征,此亦是秦汉时期官方推行"名田宅"制度的上下时间断限。这段时间内的田租、田刍、田咘、户刍等税赋及此后针对民户进行的"以訾征赋"与户赋征收均存在一定关联,但在赋税性质、课税范围上则与后者差异显著。     

再谈秦至汉初的“户赋”征收——从其与“名田宅”制度的关系入手

秦至汉初的"户赋"征收与同时期施行的"名田宅"制度有直接关联,从二者的关系入手进行分析,可以获得对户赋更加清晰的认识。这一阶段户赋的成立主要基于以下逻辑:国家授田宅的前提是立户,民众为占有田宅而立户,立户便有了户赋的征收。换言之,官府以"名田宅"制度吸引并促使民众立户,进而征收户赋。户赋征收的对象为上到五大夫下至司寇、隐官为户主的民户(均含上、下限)。其于商鞅在秦国第一次变法时起征,到汉文帝时停征,此亦是秦汉时期官方推行"名田宅"制度的上下时间断限。这段时间内的田租、田刍、田咘、户刍等税赋及此后针对民户进行的"以訾征赋"与户赋征收均存在一定关联,但在赋税性质、课税范围上则与后者差异显著。     

明清时代的“统计银两化”与“银钱兼权”北大核心

明代中后期以及清代,赋税征收以及各项支出以银两作为统一的标准,奠定了在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中的“统计银两化”。“统计银两化”只是一种国家财政的统计标准,在所谓的“白银货币化”过程中,铜钱的地位依旧重要,依然存在着“银钱并行”与“银钱兼权”,银两与铜钱不但有法定的比价关系,而且在国家财政收入、支出体系中,银两与铜钱各占有一定的比例。特别是在赋税征收中,虽然以银两为征收标准,但往往折钱输官,以铜钱交纳,然后再由州县官照市价易银报解。银两体现着国家财政以及赋税征收的统计标准尺度,钱文则是一种生活的日常。     

对斯密“赋税”原则的再认识——并议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意义

对斯密“赋税”原则的再认识——并议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意义孟祥仲李笑梅《国富论》的第五篇，大约占全书１／４以上的篇幅，主要讨论财政问题。其中第二章论述的是国家收入问题，也就是论述“税收”。在“论赋税”这一节的开头，斯密列举了“赋税”的四个原...     

明清江南重赋问题述论

江南是历史上最为突出的重赋区。唐中期韩愈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说明随着全国经济中心地位的确立,江南重赋在八九世纪之交就已初肇其端。到明中期,经济名臣丘濬则说:“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嘉靖时,礼部尚书顾鼎臣也说:“苏、松、常、镇、嘉、湖、杭七府,财赋甲天下。”可见其时江南税额更高,地位更加重要。康熙初年的江苏巡抚韩世琦也说:“然财赋之重,首称江南,而江南之中,惟苏松为最”,江南赋税独重的局面,清代依旧。正因为如此,明廷将江南倚为“外府”,清代视江南如     

论清代的人丁

一、有关清代人丁的几种观点清代的人丁,在实行摊丁入地之前,是国家视为赋税的主要根据之一。清初承袭明代的一条鞭法,赋税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土地税,一是人丁税,而“赋出于田,役出于丁”,粮赋的根据是田土,丁役——丁税的根据则是人丁。丁税的比重虽然远比粮赋为小,但它与粮赋一样,均属“维正之供”,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清政府在所刊《赋役全书》中。人丁与丁银便和田地与粮赋一样,被列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而人丁的编审制度,早在顺治初年,便逐步确立,并在全国加以推行。无疑,清政府为了把握赋税,对于赋税根据的人丁,是极为重视的。     

秦汉统治思想的演变轨迹

秦汉两朝统治思想表面上不同，但实际上，奉行的统治策略是一致的。秦朝执行法家路线，但实际运作中还是讲究儒家的修身之法、处事哲学；西汉初虽然接受秦亡教训，奉行黄老的无为主张，但黄老思想本身就经历了与其他诸家思想相糅合的过程；到了武帝时期，虽然确立了儒家独尊的地位，但执行中却是“霸王道杂之”；东汉继续尊崇儒家，但此时的儒家不但是经历了自身的有意识的改造，而且随着谶纬的盛行，出现了一大批方士化的儒生，儒家思想进一步神秘化，最终完成了作为封建统治者选中的官方哲学的改造。     

《维正之供: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1730—1911)》出版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周健著《维正之供: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1730—1911)》一书于2020年1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出版。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清代的田赋。田赋是清朝的“维正之供”,关系国计民生甚巨:田赋正项始终是中央政府的首要财源,田赋盈余则构成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要收入。同时,它也是民众最主要的赋税负担。本书讨论的田赋,既包括地丁银为主体的地丁钱粮,也包括漕粮,属于广义的概念。     

南北车背后的中国企业海外战

9月初，一则“国资委暗推南北车整合”的消息引发中国南车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北车”）的双双停牌。这不是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第一次被传合并，而此次合并之声再起，知情人士对记者透露，与国家高层的强力推动有关，导火索则是两家企业在海外市场的竞争激烈，甚至相互削价，恶性竞争。     

“爪牙”的语义流变

“爪”是象形字，按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为手掌之形。其指微曲。金文中有带指甲之形者，本义指人的指甲，后引申为鸟兽的脚趾。“牙”也是个象形字，本义指槽牙，后引申为人和禽兽的牙齿。这两个字都是单音节词，在先秦时期，已经开始联合使用，如《荀子·劝学》：“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韩非子·二柄》：“使虎释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则虎反服于狗矣”，在这里“爪”“牙”连用作为一个联合词组，仍表示它们的本义，仅指动物的爪子和牙齿。而随着“爪“‘牙”连用频率的提高，它们组成的联合词组逐渐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并被当成一个新词使用。爪牙是鸟兽防卫与攻击不可或缺的武器，通常都比较锋利，由此种性能的比喻义而引申出以下几种意义。     

财政导向下洪武至永乐时期大明宝钞及其通胀

洪武八年,朱元璋建立起以宝钞为核心的货币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宝钞获得了法定货币的地位,明朝由此进入了钱钞兼用的时期。但由于其完全为国家财政所服务,宝钞从设立之初便存在违背价值规律以及法偿矛盾的致命缺陷,逐渐从具有现代信用色彩的纸币沦为了失去国家信用的“国家纸币”。其发行量完全取决于国家财政需要,而不是市场需求。在明初扩张性财政支出的情况下,宝钞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恶性通货膨胀,尽管洪武永乐二朝试图通过紧缩性政策预防与缓解其通胀问题,但单向性的政策不仅注定失败,也增加了民众的赋税负担。极端贬值的现实促使市场放弃了宝钞,最终倒逼明政府对这一财政主导型货币制度作出调整,明朝也逐渐从钱钞时代过渡到银钱时代。     

杭州钱秦石“宋大佛”重要发现及追考

新发现于美国福瑞尔馆藏700多年前古西湖图中的北宋大石佛图像，引出了5大重要考证发现：对钱秦石“宋大佛”奇石追远时，揭橥出钱唐的地名由来及旧址所在；依据古画中图像对该弥勒大石佛进行考辨时，辨析出北宋钱秦石“宋大佛”是显佛身的弥勒如来造像等：同时还辨析出其东摩崖石刻布袋和尚像为北宋初造像，从而发现了中国现存最早的同时也是最早期的布袋和尚写真像；而对新发现的宋代大石佛图像时代考订时，则又考证出福瑞尔馆藏古西湖图为南宋院画。如此种种，集于一文，堪称难得矣!     

拿什么奉献给你 我的父老乡亲

“做美丽又智慧的女人，还要做博爱天下的母亲。”这是不久前，在北京举办的2004年华裔经济女性影响力论坛会上，来自世界30多个国家、百余位经济杰出女性发出的最令人感动的声音。女性创业是艰辛的，然而创业之后的回馈社会却是无私的。女人用与生俱来的怜爱之心，同贫穷大众悲与苦，为慈善事业鼓与呼。鲁迅先生说过，道德这事，人人应做。国人历来崇尚古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此时此刻，我们和下面的4位爱心女性，对那些钱已经成为数字象征的人们大声地说一句——     

商务成本还是发展战略决定城市的地位？

改革之初，天津与上海同为沿海直辖市、重要工业基地，势头不分伯仲。然而，随后截然相反的战略选择却成为两地此后发展态势的分水岭。上海施行“三高政策”。即高工资、高物价与高地价．天津则选择了现在被称为“商务成本盆地”的低价策略。时至今日，两地间差异不言而喻。     

致富千里──从明清晋商谈如何走出贫困(连载之四)

前述几篇文章，笔者提出走出家门走向市场。而往哪里去，这是我们走出家门之后遇到的第一道难题。那么，曾经获得过巨大成功的明清晋商是怎样交这份答卷的呢？有这样一则史料：“太原沙州所称饶沃之数大县，及关北之忻州，皆服贾於京畿、三江、两湖、岭表、东西北三口，致富在数千里，或万余里外，不资地力。五台幅员至六七百里，可耕之土不过十之二三。而服贾皆在本土，无外出者，资本既微，获利无几。合邑之所称素封，在省南不过中户，亦止廖廖数家。”（１）这则史料是说，太原汾州这些富饶大县及关北的忻州地区，由于土地稀少，百姓都经…     

“打工皇帝”唐骏风光的“三级跳”

“在微软中国，我是领袖，一呼百应，是带着众人走。而在盛大，我是辅佐者，是军师，要推着一群人向前走。”“可以这样说，我在微软是学习了很多，获得了很多，在盛大则是经历了很多。”“先不要看我拿到了多少，应该看我以后能给企业带来多大的价值，到时再回头看看我拿10亿元是否有所值。”“从某一天看，我的工作价值肯定值不了那么多钱。但从一段时间看，我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值!”“职场成功之道无它,惟三作也：作人、作事、作秀。”     

增值税转型改革对经济发展若干影响分析

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2006年到2010年期间，将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所谓增值税转型，就是将中国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自2004年7月1日起，先后在东北、中部等部分地区实行了四批改革试点。东北地区试点之初存在两大疑虑：一是怕对财政收入产生较人影响，导致财政“入不敷出”：二是担心加剧投资冲动，使已经过热的投资再被拉高。增值税转型改革对经济发展具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