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还是挤出国内投资——影响机理与实证检验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已构成我国外经贸发展的重要因素,也将逐步影响国内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本文研究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影响,首先通过理论机理将影响过程分解为资金转移途径和生产转移途径,并表明资金转移途径将挤出国内投资,且这种效应的强弱取决于金融发展程度;生产转移途径的影响则取决于投资动机,横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挤出了国内投资,而纵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则促进了国内投资。进一步地,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总体上能促进国内投资,金融发展则在促进过程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更为深入地发现较小规模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会挤出国内投资,较大规模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才能促进国内投资,这是因为生产转移的正向效应只有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达到一定规模后才能显现。     

双向直接投资内外联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本文重点考察了双向直接投资内外联动对内资企业创新的影响。本文利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层面数据和专利数据库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引进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外联动有利于内资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机制作用分析显示，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吸收能力效应以及人力资本效应正向调节着引进外资对内资企业创新的影响，引进外资通过人力资本效应和行业竞争效应正向调节着对外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创新的影响，在国际直接投资影响企业创新时溢出效应与逆向溢出效应互为前提；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与动机影响着双向直接投资的内外联动作用，仅在同一东道国市场和仅在不同东道国市场经营的内资企业、以市场开拓为海外投资动机的内资企业从双向直接投资内外联动中获利。     

对外投资与对内投资:替代还是互补

作为资本净输出国,如何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以对外投资带动国内投资水平与产业发展是我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亟须解决的问题。本文使用2004—2013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在企业层面探究了对外直接投资能否以及如何促进对内投资发展。实证结果显示:(1)在短期内,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对内投资水平的提高,但长期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不再对企业的对内投资产生影响;(2)水平类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对内投资的促进作用较弱,而垂直类投资与生产服务类投资对企业对内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强;(3)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对内投资的促进作用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扩大企业规模以及提升企业出口额的方式实现;同时,投资目的国在具有税收水平低、融资便利、技术发达与政治清廉的特性时,对外投资对企业对内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本文的实证结果对如何创新投资方式、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均具有重要意义。     

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RCEP国家的研究

RCEP的正式签订，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带来新的机遇。本文以RCEP成员国制度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理论分析框架为基础，深度探讨RCEP成员国制度环境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作用机制，多种视角分析制度环境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影响。基于2008年至2020年中国与RCEP成员国的面板数据，通过面板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RCEP成员国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RCEP成员国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正向关系，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及考虑内生性情况后依旧成立；其次，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市场规模上也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正面效应，RCEP成员国中的发展中国家较发达国家对中国更具有投资吸引力。     

“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背景,探讨了“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和效果。本文基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要素流动理论,分析了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路径和方向,并构建了一个综合考虑金融发展、制度环境、国家距离、关系资本和第三国影响的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框架。本文利用2005-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受到制度环境、国家距离、关系资本和第三国影响的正向或负向调节。本文的研究对于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布局和结构、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率和效益、应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和挑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东道国数字政府建设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数字政府作为信息通信技术的产物，不仅能有效改善国内营商环境，也影响着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基于2005—2020年的统计数据，本文实证研究了东道国数字政府建设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数字政府建设显著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且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越高，这一促进作用越强，存在显著双门槛效应；同时，东道国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发展不仅能直接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还能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本文探索了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新的影响因素，对东道国数字政府建设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和效应进行了分析，为中国企业国际化和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对外开放提供了参考。     

山东省与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山东、江苏作为中国的经济大省,其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基于2008—2017年山东省17地市、江苏省13地市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利用泰尔指数对两省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总体区域间差异进行衡量,并针对对外直接投资差异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工业发展水平、人力资源成本、研发水平和金融发展规模对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不显著;人力资源成本、出口贸易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显著,研发水平、工业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资以及金融发展规模影响不显著,分析后提出相关建议。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服务贸易关系实证分析

利用1985-2009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和服务贸易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服务贸易的影响,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都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对外直接投资对服务进口的拉动效应要大于服务出口,因而对外直接投资的净效应是服务贸易的逆差扩大。     

RCEP成员国金融发展对中国OFDI的影响——基于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分析

基于2009—2021年RCEP成员国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考察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制度质量在当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RCEP成员国金融发展综合指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正向作用；分指标中金融发展规模、深度和稳定性对中国OFDI促进作用同样显著；金融发展与制度质量交互项显著为正，说明其在金融发展对中国OFDI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文章研究创新在于综合考虑金融发展包含因素，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金融发展综合指标。同时，不再局限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是以RCEP成员国为考察对象展开研究。因此文章为促进我国对外投资企业高效、高质量地在东道国展开投资，合理利用当地金融发展缓解融资约束、降低投资风险提供了实证经验，有助于深化我国与RCEP国家投资合作。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创新能力和交易成本的中介作用

基于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能力、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两条路径实现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对于国有控股企业、非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以及位于中西部和非沿海地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更为明显。     

东道国金融发展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动机异质性视角的实证研究

国内金融发展落后导致的资金供给不足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快速发展中遇到的制约因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东道国金融发展将构成有效的补充,本文基于此研究东道国金融发展对我国不同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本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总体上东道国规模层面金融发展能有效促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结构层面金融发展并未产生直接影响;更为深入地,东道国规模层面金融发展对于吸引我国横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而结构层面只有金融发展程度较高时才能促进我国纵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较低的结构层面金融发展会阻碍我国企业对东道国的纵向动机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地,本文使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新设项目数进行研究,发现总体上东道国规模和结构层面金融发展均有助于新项目的设立;但在动机角度,仅有结构层面金融发展促进我国在东道国纵向动机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设立,而规模层面金融发展对我国横向动机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则不产生影响。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使用2009—2019年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公布的工业机器人数据和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从投资决策和投资强度两个方面考察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整体上促进了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主要促进了中国企业对高收入国家(地区)的投资概率和投资强度；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能够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和创新激励效应两条渠道促进中国企业投资于高收入国家(地区);异质性分析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企业投资于高收入国家(地区)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非国有企业、沿海地区企业、低外部融资依赖度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基于投资动机的研究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能够显著促进中国企业在高收入国家(地区)开展商贸服务型及研究开发型对外直接投资，而对当地生产型对外直接投资未产生显著影响。本文研究肯定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积极作用，对促进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及推动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具有重要启示。     

金融异质性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影响研究——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构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从金融异质性视角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对外投资效率受商业发展、外贸和国内信贷的负向影响,而汇率指数和净出口与中国对外投资效率正相关。通过测算投资效率指数,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较低,比最优水平低50%～60%,且地域差别明显。其中重要原因是不同国家金融环境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较大阻力。深化金融业对外开放,积极寻求对外金融合作,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国对外投资潜力,提升投资效率。     

价值链重塑视角下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智能化

对外直接投资能否帮助中国企业突破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分工束缚和增加其对智能要素的使用，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重要问题。本文采用经过匹配的2000—2013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结合双重差分因果识别策略，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智能化的影响及其价值链重塑的传导路径。实证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智能化总体上存在显著促进效应，该效应体现于企业以市场寻求、技术寻求和效率寻求为主体的对外直接投资上，且通过了双重差分估计的有效性要求及其他稳健性检验。并非所有的企业智能化都会受到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非劳动密集型行业内规模越大、越成熟的国有企业智能化转型越受益于其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影响机制上，对外直接投资通过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推动了企业在生产部门和中间品研发部门的智能化转型，发挥了人与工业机器人在任务分配上的比较优势，从而实现“人机和谐”。     

“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化政府对中国OFDI的影响

基于2003-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和“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化政府发展水平，利用投资引力模型，本文实证分析了“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化政府发展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东道国数字化政府水平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倾向于数字化政府发展水平高的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化政府发展水平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双边贸易成本，从而吸引了中国的直接投资。在异质性方面，西亚、中亚、独联体、中东欧地区的数字化政府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南亚、东南亚地区则没有影响。在合作共赢的理念下，研究结论对中国“一带一路”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以及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化解过剩产能的路径:出口抑或对外直接投资

如何平稳化解企业过剩产能是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企业能否实现良性发展所面临的重要现实难题,而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则是解决这一问题可供选择的两个重要路径.本文分析了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化解过剩产能的内在机制,并基于2007-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比较了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化解过剩产能的差异化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提升对外出口水平仍是削减企业过剩产能的主要突破口,而对外直接投资尚未成为企业化解过剩产能的主要路径.虽然出口增加对化解过剩产能存在一定的负向反馈效应,但这一负向作用并没有抵销出口对化解过剩产能的正向作用.尽管从理论上看,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相比,更能够化解企业过剩产能,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时间短、总量小,尚未对消化过剩产能产生显著影响.上述结论在使用多个估计方法、替换变量测度方法等分析后仍然是稳健的.本文研究为客观评估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对化解过剩产能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同时也为进一步合理消化过剩产能提供了有益的路径参考和政策启示.     

产业结构调整速率对OFDI的静态影响与动态效应——基于2003-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在于主动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而现阶段"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企业迎来了"走出去"的历史新机遇。本文拓宽了既有研究分析框架,通过机制梳理认为母国产业结构调整从供给端的技术创新、消费结构和需求端的人力资本、能源需求等路径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并基于2003-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从静态情形下检验了产业结构及其高度化水平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将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基于动态视角,本文考察了产业结构调整速率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的影响,结果显示,产业结构调整速率与OFDI增长率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联,且基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进一步验证两者之间互为Granger原因,存在互动效应。     

母国服务业发展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基于OECD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投资理论,对母国服务业发展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分析表明,母国服务业发展有助于提高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生产效率,从而提升企业对外投资能力,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下降能够降低企业对外投资门槛,推动对外投资企业数量的增加.本文利用30个OECD国家1990-2011年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服务业总体水平以及四类生产者服务业(批发零售、运输仓储及通讯、金融中介、商业咨询及科技服务)发展水平对OFDI的影响.计量结果显示,一国服务业总体水平与该国OFDI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细分行业来看,批发零售、运输仓储及通讯服务仅是效率提升对OFDI有显著促进,金融中介和商业咨询及科技服务无论是规模还是效率提高都将显著推动OFDI数量的增长.上述研究对于我国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中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近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走高,但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却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异,针对这一现象,本文采用我国30个省市2003²009年的面板数据,探讨影响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差异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从全国层面总的数据看,制度因素和金融发展对我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的影响;从地区内部层面来看,制度对东部地区省市的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不显著,而中西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地受制度的影响;金融发展对东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显著,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     

金融科技与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企业金融化与生产率视角的研究

文章使用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金融科技发展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并验证了两种存在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可以显著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利用双重差分法和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以及更换回归方法、主要变量和考虑样本选择问题后，此结论依旧稳健。影响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发展可以通过调节企业金融化程度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因此，金融科技对抑制企业过度金融化，促进企业“脱虚向实”以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异质性分析显示，这种促进作用对中小型企业、低信息披露质量企业、低竞争行业企业和位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