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本文首先依托1998-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构建面板数据、资本变量处理、价格指数处理等方面全面规范整理该数据库,并基于OP、LP等方法计算企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详细考察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迁;接下来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基础,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讨论经济结构转型问题;最后从国有企业改革角度讨论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制造业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在2%一6%之间,年均增长3.83%,增速存在较大的波动;(2)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来源更多是企业成长,其增长的空间在不断缩小,亟待依托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新的增长模式;(3)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效率差异较大,即使在"抓大放小"和资源倾斜的背景下,国有企业表现还是最差,投资效率比民营企业低43%,国企改革是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可持续性内生增长的关键。     

交通基础设施、市场可达性与企业生产率——基于竞争和资源配置的视角

中国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飞速发展有效降低了国内贸易成本,促进了国内市场一体化。本文实证检验了交通基础设施对中国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从竞争与资源配置的视角探讨了影响机制。为了准确、全面地反映交通基础设施的直接和间接效应,我们采用Donaldson&Hornbeck(2016)的方法,利用高度细化的交通路网分布图,估算了城市间的运输成本,并构建了每个城市的市场可达性(market access)指标。结合1998—2007年工业企业微观数据,本文发现:(1)交通基础设施通过提升市场可达性显著且稳健地提高了企业生产率。本文采用交通部路网规划时的"重要性得分"作为工具变量,证实了因果效应。(2)市场可达性的提升对具有初始比较优势的行业、初始生产率水平较高的企业作用更大。这些结果为异质性企业的比较优势理论提供了有力证据,即运输成本下降导致市场竞争加剧,带来产业间以及产业内的资源重新配置,使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市场,将资源转移到更有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本研究对"新常态"下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融资成本、资源错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探寻了我国省级层面融资成本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之间的关系,提出了降低融资成本对提升企业TFP的影响机制,并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融资成本与企业TFP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有助于提升企业TFP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在处理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之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影响机制分析表明,融资成本主要通过影响资源错配作用于企业TFP。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融资成本对非国有企业、小型企业、非高新企业以及非僵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为显著,可能的原因是该类型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更强。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我国金融改革过程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实现金融“脱虚向实”提供了参考。     

服务业市场竞争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制造业企业中间投入"服务化"的趋势下,文章聚焦于考察"中国服务业(运输、电信、分销、金融)市场竞争"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服务市场上竞争的引入和增强,会基于"投入-产出"关系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2)大型制造业企业"服务内置化"现象严重,中小企业因对外部服务投入依赖更深,更易于从运输、电信及分销服务业市场竞争中获益;但另一方面由于大企业多聚集于资金密集型行业,且受制于中国金融产权改革滞后,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是目前中国金融业竞争导向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受益者.(3)受中国制造业企业地理集聚特征影响,提高中国电信和分销服务市场竞争,将更有利于劳动及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集聚的东部地区企业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而运输和金融服务市场竞争增强会更有利于资源依赖型制造业企业集聚的中西部地区.(4)运输、电信和分销市场竞争加剧,更有利于制造业内生产效率领先企业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由于中国金融业仍属于国有控股体制,金融改革的效率红利更易被位于生产效率低端的国有企业所获得.该现象虽在一定程度上能为中国制造业行业内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走向收敛提供一个技术性解释,但其本身也彰显出中国金融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实施金融产权改革的迫切性.     

人工智能提升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吗

当今世界,人工智能已成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建设制造强国、推动综合国力提升的新引擎。在对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效应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人工智能创新指标体系,基于2015—2021年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人工智能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正向效应,且存在明显的地区、行业、所有制企业异质性,人工智能通过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的精准匹配等中介效应,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促进作用。资产总额、前五大股东集中度、员工数量等均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国制造业物质生产率与价值生产率变化及收敛趋势研究——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国泰安数据库以及手动收集的上市公司销售量数据,运用ACF方法测算了2011—2019年期间企业的物质全要素生产率(TFPQ)和价值全要素生产率(TFPR),比较了两者的变化趋势以及收敛情况。结果显示,整体、分地区、分行业的TFPR呈现先增长后下降的态势,而TFPQ基本表现出较平稳的增长,非国有企业和年轻企业TFPQ明显更大。制造业企业TFPR整体上存在绝对β收敛,且TFPR绝对β收敛的速度大于TFPQ。部分行业和地区的企业TFPQ不存在绝对β收敛但存在条件β收敛,行业、地区层面的企业TFPR基本都存在绝对β收敛。测算剔除价格因素的生产率TFPQ,并从行业、地区、企业性质等方面分别与TFPR对比分析,能对中国制造业技术效率变化进行更直观的审视,并有助于把握行业和地区间真实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增长,为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     

进口中间品质量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基于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采用A-C-F方法测度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探讨进口中间品质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进口高质量中间品有助于企业通过"学习效应"机制、研发与进口中间品质量的"互补效应"机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两种机制在考虑了企业贸易方式、出口状态、所有制类型、进口来源地差异后皆稳健。在全球价值链环境下,提升中国贸易利得的一个有效途径是进口高质量中间品。     

员工教育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基于世界银行调查数据的研究

通过构建异质性企业模型,本文从理论上探讨了员工教育对企业生产率的作用,并基于世界银行2012年中国制造业企业调查数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在控制人口和经济密度等因素基础上,各省(市)平均出生率是企业员工教育合格的工具变量;提高员工教育水平可显著促进制造业企业生产率增长。另外,员工教育在大企业中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明显高于中小企业;资本密集度提高有利于发挥员工教育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生育率与员工教育负相关,出生率每增加1‰,员工平均教育将减少0. 423年。在添加控制变量、分组检验和更换工具变量后,所得结论依然稳健。     

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生产率悖论”——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克服“生产率悖论”,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本文基于2010—2021年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水平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U型关系,数字化转型初期存在“生产率悖论”。机制检验表明,创新策略选择和要素配置效率是导致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U型关系的内生性根源,转型初期,数字化会降低企业的实质性创新水平和要素配置效率进而导致“生产率悖论”。拓展分析表明,较高的专业化和内部控制质量可以帮助企业及早摆脱“生产率悖论”区间,而当资本密集度过高或过低时,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递减性更加显著。因此如何合理地选择创新策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优化要素配置结构、强化专业化分工、构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对于企业克服数字化转型中的“生产率悖论”至关重要。     

关于企业生产率研究的思考

文章从生产率的内涵出发,阐述了关于生产率测算的问题,并基于行业内异质性企业生产率差异的模型,分析了影响企业生产率的内部和外部因素,最后提出异质性企业生产率未来的研究方向。     

环境分权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我国制造业微观数据的分析

在当下环境集权化改革的背景下,能否找到一种合理的环境规制方式来缓解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不协调尤为重要.文章将环境分权因素加入企业生产率提升决策模型,在垄断竞争的环境中分析环境分权对本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决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文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环境分权与地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一种倒"U"形的关系.此外,文章通过分样本、替代变量以及实证检验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是十分稳健的.根据实证结果,文章认为,政府要加大中央在环境事务中的支出和职责范围,而企业则要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以规避环境因素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职住分离、时间挤出与企业生产效率

本文利用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了通勤时间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通勤时间增加1分钟将导致企业TFP显著下降0.47%～0.59%。第二,以私家车或公共汽车为主要交通方式的通勤时间增加对企业TFP的负向影响更显著。第三,生产人员通勤时间的增加对企业TFP的影响最大,管理人员其次。第四,国有企业和知识密集型行业的TFP受通勤时间影响更大。最后,通勤时间挤出了员工的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降低了员工的工作满意度。     

东北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分解研究

无论是从时间序列上还是从行业上来看,东北地区制造业技术进步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它是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动力。轻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明显高于重工业,而重工业或优势产业的发展却过分地依赖资源,没有形成技术优势。我国应有效地调和经济新常态下东北老工业基地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完善区域创新体系,促进东北地区产业集聚和产业分散协调发展,进一步推动东北地区的市场化改革,清除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障碍。     

中美两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比较研究

本文报告了根据 Jorgenson 方法所做的中国与美国的制造业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国际比较,以及中国制造业1985—1994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比较发现,就资本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来说,中美之间的差距相对比较小,而就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来说,中美之间的差距相当大。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大约是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17.67倍,但是美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大约是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5倍。而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在1986—1994年间的平均增长实际有0.67%的减退。     

财政压力、企业税费负担与全要素生产率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本文借助农村税费改革度量财政压力的变化,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了伴随减税降费而形成的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压力的增加不利于企业TFP的上升。企业税费负担上升及其造成的融资约束加剧是财政压力降低企业TFP的影响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财政压力对TFP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非产能过剩企业以及跨地区流动性更低的企业中。此外,在高农业产值地区和低财政自给率地区,企业所受影响会更大。而提高市场化水平、政府治理水平和法治化水平可以减弱这一负面影响。本文政策含义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助于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政策成效;短期内中央应当采取必要措施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从而实质性降低企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