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环保投资与企业绩效——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加强,环境规制日益严格,政府出台的环境规制能否有效引导企业的环保投资,并相应提升企业绩效是个值得深究的问题。文章选取2010—2014深沪A股上市的重污染行业公司为样本,从具体的环境规制——ISO14000环境体制出发,研究环保投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在环保投资不变的情况下,环境规制与企业显著负相关;环保投资与企业绩效正相关。但对于通过ISO14000体系的企业,环保投资的增加与企业绩效的提升没有显著效应。本研究表明,政府的环境规制应该着力于引导企业加强环保投资并提高企业绩效。     

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吗?

数字化转型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能否赋能生态文明建设?以企业环境绩效为研究视角，选取2007—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为样本，探讨数字化转型的环境效应。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环境绩效，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强化企业环境监督和优化企业环境沟通改善了企业环境绩效。异质性分析显示，当环境规制强度较高、金融生态环境较好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更明显。研究结论揭示了数字化转型的环境效应及其内在作用机理，拓宽了数字化转型和企业环境绩效的研究视角，对于政府推进数字经济发展以助力生态文明建设、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以实现绿色发展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工业绿色转型

本文基于行业异质性的视角,首先构建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绿色转型的理论框架,并提出理论假说。随后,构建计量模型,设计变量指标,采用省级动态面板数据与系统GMM方法,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并探究空间异质性对三者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工业绿色转型伴随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表现出先降低后上升的U型趋势;中国仍处于U型曲线的左半部分,当前环境规制强度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污染型行业,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证实了"污染天堂假说";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效应有助于促进工业绿色转型,环境规制作为外资的重要准入门槛,能引导外资流向清洁生产型行业;空间异质性对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效应产生重要影响,东部、西部地区交互效应显著地促进了工业绿色转型,而中部与东北地区则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     

环境管理体系简介

ISO14001与ISO9001从体系上具有一定相似之处,环境审核的方法与质量认证的方法也较为相似。实施并通过了ISO9000认证的组织在建立其环境管理体系的过程中,从形式上易符合ISO14001标准的要求;另一方面,我国于80年代推行了环境标志与清洁生产审计,这对ISO14001的推广实施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贸易方式转型与企业环境绩效提升——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推进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引导企业进行贸易方式转型是重要一环，然而企业进行贸易方式转型能否促进其绿色发展，是一项亟待检验的问题。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模型，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海关数据和中国污染数据的三方匹配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了贸易方式转型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方式转型显著降低了企业污染排放强度，且这一结论在缓解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污染减排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高污染行业以及数字化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贸易方式转型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加污染治理投资等路径促进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本研究提出了强化贸易方式转型的保障措施，制定差异化的转型策略以及鼓励转型企业环境治理“双向发力”等政策建议。     

环境管理体系的建立

自从ISO14001论坛面世以来,我们一直努力使每篇报道都能成为如实反映企业实施ISO14001认证过程中的发光点。通过这些发光点,使读者能够充分了解ISO14001认证。本期刊登的是青岛三美电机有限公司的采访稿,我们希望读者能够从这一具体事例中了解环境管理体系建立的过程和相应的步骤。     

双重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制造业转型升级

先从理论层面分析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及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利用2005—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双重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正式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随着规制强度的提升,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呈"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倒"N"型关系,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存在最优区间;非正式环境规制能显著促进技术创新,但其促进作用随规制强度的提升而减弱;对于直接效应,正式环境规制与制造业转型升级之间呈"U"型关系,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弱于正式环境规制;对于间接效应,非正式环境规制与正式环境规制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间接影响存在差异,非正式环境规制未能通过技术创新路径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绿色智能制造赋能企业财务效应及内在机理研究——以中国巨石为例

制造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成为解决当下环境问题,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是我国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转型方向。本文既是对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发展道路的探索,也是对企业绿色智能制造转型过程的思考。基于中国巨石绿色智能制造实践特征,从财务绩效、成本、期间费用、资产运用效率、融资获取能力五个方面对中国巨石财务效应进行分析,发现绿色智能制造通过“竞争优势、成本管控能力、绿色治理能力”赋能企业财务效应。     

绿色信贷对企业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影响分析

近年来,绿色信贷已成为银行机构金融支持企业绿色发展的主要政策。然而,绿色信贷如何有效促进企业提质增效,目前还研究尚浅。本文以生态创新为中介,分析了绿色信贷对企业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双重影响,发现生态创新在绿色信贷与环境绩效、经济绩效的间接关系中分别表现出完全和部分的中介效应。这种中介路径可以避免企业过度绿色投资,减轻企业的金融负担,促进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的绿色转型,从而有利于绿色信贷的可持续发展。     

环境规制是否降低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利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2003年国务院要求重点城市环境限期达标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从微观层面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omestic Value-Added Ratio,DVAR)的影响并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DVAR,这一效应对国有企业不显著而对非国有企业显著为正;(2)影响渠道检验发现,企业进口中间品使用比是环境规制影响企业出口DVAR的显著中介变量,而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效应不显著,此外环境规制政策没有影响企业融资约束;(3)扩展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DVAR存在行业和地区层面的差异化效应。本文认为环境规制可以倒逼企业提升出口DVAR,但这一效应具有异质性,可以按照不同企业所有制、贸易方式、行业比较优势以及地区市场化程度制定差异化规制政策,同时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以"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环境规制促进了企业贸易方式转型吗——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环境治理与贸易方式转型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关注点。文章利用2000～2009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以“十一五”COD排放总量控制计划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和事件分析法识别了环境规制对中国企业贸易方式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从“量”和“质”上均促进了企业贸易方式转型,对基准结果进行假设检验及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环境规制通过增加企业成本和提升技术水平两条渠道促进出口企业贸易方式转型;对于污染密集型行业企业、加工贸易转型区企业、非国有企业和规模较小的企业,环境规制促进企业贸易方式转型的效应更强。文章研究结论为加快对外贸易转型提供了新思路,对外贸高质量发展和贸易强国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低碳出口转型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6-2019年中国30省份的面板数据，从环境规制投入与成效角度构建综合指标体系，利用面板门槛、中介效应模型对环境规制强度影响我国出口贸易低碳转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我国出口贸易低碳转型之间存在门槛效应，且通过外国直接投资、绿色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作用于出口贸易低碳转型；当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时会显著促进出口贸易低碳转型。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由弱到强，其推动作用会被削弱并会产生一定阻碍作用。     

双重环境规制、公司治理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

现有的关于双重环境规制的分析和研究,主要集中于正式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相关性,而对双重环境规制、公司治理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相关性没有高度的关注。实际上,公司治理结构是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联的不可忽略的门槛。文章在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评说的基础上,构建了2011—2020年上市公司财务和内部人事数据的面板数据模型,以公司治理结构为门槛变量,分析双重环境规制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正式环境规制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N”型关系,非正式环境规制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型关系;(2)针对公司的内外部特征进行样本划分和异质性检验,发现对于不同区域和污染等级的企业,双重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存在差异。并且,非正式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和低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不具有门槛效应。据此文章提出在西部地区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环境治理体系,提高非正式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和非高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为企业高层增加绿色激励和建立政商环境问题协调组织等政策建议。     

绿色信贷对上市公司绿色转型影响研究——基于我国有色金属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12-2021年有色金属行业上市公司数据，选取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环境绩效为代理变量来探究绿色信贷对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显著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即企业将绿色信贷用于绿色技术创新及优化环境治理来提升环境责任评分，并经过稳健性检验仍然成立。异质性研究发现：非公有制企业在绿色信贷支持下有更加积极的绿色转型倾向，在东部地区绿色信贷的促进作用体现更加明显。由此，对“双碳”背景重污染行业绿色发展起到理论支撑作用，亦为绿色信贷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提供借鉴。     

开发区政策与制造业发展:基于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双重视角

基于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方法(PSM-DID)从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双重视角识别了开发区政策对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开发区政策不仅能够促进制造业经济绩效提升,还能够促进其环境绩效改善,进而有效推动制造业发展。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政策效应”“集聚效应”和“竞争效应”是开发区政策促进制造业经济绩效提升的有效途径,“绿色技术进步效应”和“集聚效应”是开发区政策促进制造业环境绩效提升的有效途径,这些效应共同推动了开发区政策对制造业发展的正向影响。此外,开发区政策对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呈现异质化特征,这种异质性与开发区级别、企业性质以及行业特征的差异性有关。     

环境绩效、产品市场竞争地位与环保投资——兼论企业环保投资的产品市场驱动效应

文章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考察环境绩效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以及产品市场竞争地位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环境绩效越好,其后期环保投资强度就越大;产品市场具有促进企业后期环保投资、提升环境绩效的驱动作用。分组回归显示,非国有企业的产品市场竞争地位在环境绩效与企业环保投资关系中的正向调节效应更为显著。建议企业加大环保投资力度,提升环境绩效,形成绿色可持续发展良性循环;引导绿色消费,推进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强化产品市场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的驱动作用。     

环境规制、绿色金融与能源足迹

本文以中国2010-2019年30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将环境规制、绿色金融与能源足迹纳入同一研究框架，探讨三者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和推动产业升级降低能源足迹；绿色金融对环境规制与能源足迹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即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环境规制抑制能源足迹增长的效应就越明显；绿色金融通过强化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和产业升级效应对降低能源足迹起正向调节作用，即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助于环境规制发挥其正外部性，通过环境规制提升区域创新水平、驱动产业优化升级的效果就越好，进而降低能源足迹。因此，政府在积极推行环境规制政策的同时，应重视发挥绿色金融的激励和引导作用，通过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为环境规制更好地降低能源足迹“保驾护航”。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汕头特色产业出口竞争力分析——以玩具产业为例

汕头出口规模持续发展,产品结构和质量向中高端发展,市场日益多元化,环境规制趋严,迫使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寻求新出口增长点。运用2010—2017年数据考察国际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在促进汕头玩具出口竞争力提升中的作用。研究发现:环境规制越严格,出口竞争力越低;而技术创新对竞争力具有正向促进效应。政府应制定适度的环境规制政策,调整创新投入结构,发挥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加快产业向绿色生产转型升级,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     

环境规制、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双向直接投资体系建设与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效应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伴随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入践行，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是否符合绿色发展要求，是否有助于实现经济绿色增长目标值得深入探索。基于200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未包括西藏、香港、澳门、台湾地区）面板数据，分别采用容量耦合模型和SBM方向距离函数的GML指数度量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水平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借助计量工具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作用和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显著提升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且环境规制可以强化这一正向影响。从门槛效应估计结果来看，当整体环境规制标准较低时，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将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环境规制标准提高到一定水平后，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将有助于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此外，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可以加强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但是不存在门槛效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影响效应存在双重门槛，但门槛效应呈现出边际递减变化趋势。因此，我国应积极引进外资并扩大对外投资，为内外资企业提...     

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影响再评估及机制检验

借助2003年国务院实施的环保重点城市限期达标制度作为识别环境规制的准实验机会,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并阐述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和传导机制.研究发现:(1)相比较达标城市企业,该政策实施使得非达标城市企业平均全要素生产率(TFP)相对下降1.96％,成立时间短、规模小以及资本密度较高的企业,更易受到环境规制的不利影响,但这种不利影响会随时间而减弱,行业竞争有利于抑制不利影响;(2)该规制政策主要通过降低企业创新能力、增加中间成本和弱化企业融资约束来影响企业生产率,尽管重污染行业中企业的进入率在下降、退出率在上升,但这并没有带来产业层面重构和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提升;(3)当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政府质量越高、绿色偏好越强,环境规制的不利效应越能够得到一定抑制.环境规制确实面临着较大的经济成本,通过市场化改革、政府质量提升以及绿色金融政策实施可以减弱其经济扭曲,伴随着环境成本(代价)趋高和显性化,通过降低污染排放来有效规避环境管制风险越来越成为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