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权程度省际差异、财政压力与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偏向——以地方政府间权责安排为视角

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是科学划分地方政府间财权、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要着力点之一。本文以地方政府间权责安排为视角,收集并整理286个地级市层面2015—2017年的相关数据,运用广义矩估计方法(GMM),分析财政分权程度省际差异下财政压力与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偏向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地方上下级政府间权责关系基本协调、匹配的基础上,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的增加不会显著影响其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偏向。但当地方上下级政府间存在权责错配时,财政压力的增加则会显著降低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偏向。因此,在确保地方各级政府间财权、事权与支出责任基本协调和一一对应的基础上,省级政府应逐级下放财权、事权与支出责任至县级政府,或者上收部分财权、事权与支出责任来维持省级与县级政府在承担事权与支出责任上的主体地位。     

财政科技支出的空间效应与经济增长——基于浙江省地市级视角

本文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来研究浙江省地级市财政科技支出的空间效应和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2015、2016年各地级市财政科技支出与经济增长相关变量,构建邻域、公路距离两种空间权重矩阵,建立SAR空间自回归模型,通过与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的对比,分析财政科技支出的空间效应,并研究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财政分权、政府创新偏好与区域创新水平关系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面板模型对2011-2021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考察了财政分权的区域创新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不同标准衡量的财政分权程度均对区域创新水平形成了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影响。相较于收入分权,支出分权不仅更为显著地提升了区域整体创新水平,对区域实质性创新水平也具有更好的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财政分权通过影响政府创新偏好对区域创新产生影响,支出分权水平的提高能够更为显著的影响政府的创新偏好,提升科技支出强度,从而比收入分权有更优的区域创新效应。因此,应通过合理界定科技领域内政府间权责,强化绩效考核机制的创新导向以及提高财政支出政策对于实质创新的精准支持力度等途径,促进区域创新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权变治理：政府贫困治理的运作逻辑与组织机理——基于政策文本的扎根理论分析

运用建构主义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从1986年以来中央政府及各部委颁布的系列减贫政策文本中提炼出“权变治理”模型，以此诠释政府贫困治理的运作逻辑和组织机理。研究发现：根据治理形势及其目标的阶段性变化(治理情境),政府会通过调整剩余控制权分配组合形态的方式来选择相应的治理模式加以应对(策略行动),由此带来的治理质效与治理风险变动(治理结果),又会衍生出新的治理情境和策略行动，从而构成政府贫困治理的逻辑闭环。进一步看，正是“治理质效-治理风险”的动态变化，使得政府在常规运作与超常规运作之间不断调适，进而推动了中国贫困治理模式的范式转型。研究不仅能够为后续相对贫困治理提供策略指引，还可以为解码中国政府之治贡献新的理论视角(权变治理)。     

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财政分权体现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权力分配关系,财政分权效应假说认为,在我国现行的财政管理体制下,以不同标准衡量的财政分权度指标对地方政府的基本公共产品提供行为存在不同的影响。本文利用1998-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探讨了收入分权度和支出分权度对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支出规模影响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分权度与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支出规模成负相关,支出分权度与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支出规模成正相关。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地方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存在库兹涅茨倒U曲线现象。     

财政信息公开引致地方政府支出绩效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DEA评价所获取的地方政府支出绩效值,运用2007-2012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剖析我国地方财政信息“阳光化”改革的绩效后果。研究发现：在设置了一系列控制变量情况下,计量模型肯定性地刻画了省级财政信息公开的确有助于提升地方政府支出绩效水平,即直接或狭义的财政信息公开透明度每提升1单位,则相应的地方政府支出绩效会改善6%;将地方政府行政信息公开透明情况纳入并构建广义财政信息公开指标,则发现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贡献度或解释力显著地提升到了9%。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证明了财政信息公开是提升地方政府支出绩效的重要路径和保障机制,为进一步推进财政信息公开制度改革以改进地方政府支出绩效提供了必要的政策依据。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研究

本文在假定地方政府是“仁慈型”政府的前提下，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地方政府支出存在结构偏向，重视基础设施建设而轻科教文卫等支出。接着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激励合同出发，分析在“经济人”假设下，地方政府的行为受激励机制的影响，从追求“社会合意”型向追求“中央合意”转变。而这一转变带来的则是公共品供给效率损失，某些公共品提供不足，而某些公共品供给过度等后果。     

地方政府科技支出与财政分权的促进行为研究

财政分权是我国经济转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刺激地方经济发展。文章在财政分权背景下研究了地方政府的科技支出行为。财政分权刺激地方科技支出,同时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又削弱了财政分权的刺激作用,而市场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地方政府的科技支出。文章重点从政策管理、职能转变、官员考核、预算公开和协调配合等五个方面研究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支出的促进行为。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膨胀研究

本文通过理论和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仅就预算外收入问题本身并不能解决预算外收入膨胀。从根源上说,它受我国中央和地方间的财政分配模式的影响。如果要降低地方政府对预算外收入的依赖,中央政府必须考虑,把更多的收入资源和收入权力让渡给地方政府,减少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依赖,增加其财政的自给程度。在支出方面,需要增加地方政府的支出规模。     

财政分权对地方科技投入的影响研究

通常认为,政府科技投入具有非经济性公共物品的属性,属于消费性支出的范畴,因而财政分权会降低地方政府的科技投入。但本文利用1997—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所进行的研究表明,财政分权能够提高地方财政科技投入水平,表明科技创新实际上具有经济性公共物品的属性,属于生产性支出的范畴。为了更好地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科技分工;重新审视经济增长（发展）与科技创新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对外开放与科技创新之间的关系。     

新预算法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26个省级行政区和26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探究了2014年修正后的预算法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的影响,并分别分析预算软约束与财政透明度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新预算法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有显著负向影响：2015年后,随着预算约束硬化、财政透明度增加,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度逐渐下降。本研究丰富了财税体制改革和土地财政依赖形成机制相关理论,对规范土地财政管理、完善财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     

政府规模影响因素浅析

政府规模的决定因素一直是公共管理研究的热点话题,本文研究了我国省级政府的规模问题。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精简机构一直是政府改革的重点,但精简后又在重新扩大。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着政府规模的发展;支出分权和财政分权也导致了中国政府规模扩大;允许贸易开放和外资直接投资,政府规模的扩大出现了一些减小。此外,少数民族密度和失业人口的增大,同样也引起了政府规模的扩大。     

科学编制政府资产负债表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2017年8月24日,“中国政府资产负债表2017发布会暨政府财务报告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简称“财经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税收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学优势学科平台、《财经智库》编辑部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专家学者以及新闻界人士40余人参会. 会议发布了“中国政府资产负债表2017”.这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税收研究中心启动的一个重点研究项目.相关研究成果在2014年和2015年两度发布.此次成果发布是第三次.财经院院长助理、税收研究室主任、财政税收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斌研究员主持会议.     

浅析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可见财政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财税政策也是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是宏观调控中最常用的经济手段之一。其中,政府间事权划分又是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内容,是政府财政管理体系的核心要件。从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有效梳理,但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却没有明确的界定和规范。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不明晰越来越制约着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发展。因此,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雾霾污染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竞争策略

本文利用中国2001～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竞争视角,结合我国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的体制,考察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竞争的策略选择行为及对雾霾污染的作用.静态博弈分析表明,地方政府通过权衡自身的环境规制收益与成本进行策略选择.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随着中央政绩考核体系的不断调整,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的竞争中采取"差异化"的策略选择,对雾霾污染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肯定环境规制政策与财政分权对治理雾霾污染的积极效果.为此,应继续完善并加强多元化的政绩考核体系,厘清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及支出责任的划分,明确清晰的责权关系,因地制宜制定治污减排目标和监管考核办法.     

财政分权、政府会计制度和政府债务风险: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研究

近年来,政府债务问题持续引起各界关注.本文从财政分权、政府会计制度与政府债务风险的关系出发,结合"一代"财政分权理论和"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的主要观点,通过31个样本国家2000-2015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政府会计权责发生制记账基础改革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对政府债务风险水平的影响,并分别检验了不同综合治理水平国家影响的差异性.研究发现:(1)一国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其政府债务风险增长水平越高;(2)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记账基础改革在与财政分权体制的共同作用下,对控制政府债务风险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落实并细化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加快政府会计准则体系的建设进程,确保政府财务数据的客观性和可比性;构建债务管理和政府财务报告信息衔接机制,全面反映政府财力结构和科学核算财政来源,完善财政资金约束制度体系;结合国际通用债务负担指标,科学设计政府财政纪律标准,积极推进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披露公开工作.     

信息联通何以促进基层政府财政合规——基于“金财工程”县级应用支撑平台联通的证据

本文基于“金财工程”县级应用支撑平台接入省级平台这一财政信息化政策，利用2007—2012年县级财政违规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信息联通对县级政府财政合规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联通显著降低了县级财政违规资金规模，且对于距离所属地级市较近、财政透明度较低、法治化水平较低、财政压力较小的县影响更大。拓展性分析显示，信息联通提升了居民的公共服务满意度，抑制了地方政府向私营企业的违规摊派行为。据此，未来应进一步拓展财政信息联通范围，并加大对外部监督机制薄弱、信息化条件落后地区的信息化建设投入力度，从而促进基层政府财政合规，改善公共服务提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推动区域间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互补还是排斥:福利社会体系建设中政府行动对志愿行动的影响

一国(地区)居民所获得的社会福利服务是多种力量的总和,政府行动与志愿行动是其中两种典型的力量。近年来我国财政社会性支出水平的上升显示了政府力量的增强。本文基于2001-200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SYS-GMM估计法,考察了政府力量的增强对民间志愿行动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财政社会性支出的比重提升1个百分点会使社区服务志愿参与率水平大约下降10%,显示政府行动在整体上排斥了民间志愿行动。为了推动我国普惠型福利社会体系的建设,政策层面应着力解除对民间志愿行动和志愿组织的束缚并创新政府的支持模式,以此实现政府行动与志愿行动的互补效应。     

转移支付是否促进了省内财政分权?——基于全国县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通过以省级政府内各级政府间财政分权为研究对象,利用省、地市、县级连续财政数据,结合转移支付制度影响省内财政分权的因素进行分析,发现一般性转移支付、县级财政收入占比、地区GDP、预算内教育和卫生支出为代表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都促进了省内财力下移,形成有利于财力下移的财政分权;而专项转移支付由于其特定的目的性和配资要求不利于省内财力下移.为促进包括全国县级政府财力为核心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需要完善中央和省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分权并匹配相应的转移支付,而且需要省级政府内部进行合理有效分权和匹配相应的转移支付,着重发挥省级政府利用转移支付在"承上启下"过程中促进合理的财政分权和财力下移的主导作用,以此发挥转移支付在省级政府内部向下的财政分权作用.     

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与企业精准扶贫投入

地方政府为如期完成精准扶贫任务,在财政压力较大的情况下,是否会将其压力转移到企业?基于2016-2018年上市公司手工收集的精准扶贫数据,本文考察了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对企业精准扶贫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对企业精准扶贫投入具有“促进”作用,在政府财政压力较大的地区,企业精准扶贫投入越多,且在控制了地区农村贫困人口数后依然成立;(2)政府财政压力的影响作用在不同性质企业中存在明显差异,较于国有企业,政府财政压力对非国有企业的精准扶贫投入影响更大;(3)良好的市场化环境削弱了政府财政压力的影响作用,在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政府财政压力对企业精准扶贫投入的影响越小;(4)进一步分组检验发现,政府财政压力对企业精准扶贫投入的影响作用主要体现在享受政府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或银行贷款较多的企业中。本研究的政策启示在于,地方政府需注意企业承担精准扶贫任务的“适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