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市场扭曲对居民消费潜力的影响研究——基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视角

随着统一大市场的加速构建,培育一个具有良好竞争环境的“内循环”消费市场是实现中国经济平稳复苏的有效途径。基于2001—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结合地区投入产出表匹配数据,以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视角深入探究由区域市场势力引致的产品市场扭曲对居民消费潜力的影响。研究发现：(1)产品市场扭曲对居民消费潜力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主要通过加剧价格波动、降低产品质量、缩减供给规模、减少劳动收入四条途径抑制居民消费潜力;(2)数字化转型的调节效应显著弱化了产品市场扭曲对居民消费潜力的抑制作用,其中,产业互联网相对于其他维度的数字化转型表现出更强的调节效应;(3)考虑产品类别、行业及地区异质性发现,对于基础型和普通品质产品、资本密集和低竞争度行业、城镇和西部地区,数字化转型更能显著缓解产品市场扭曲对居民消费潜力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为优化市场供给环境,推进数字化转型,实现消费潜力有效释放提供了产业层面的证据和决策依据。     

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机制与实现路径

近年来,随着工业互联网、区块链、智能传感器、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的不断突破,数字经济实现逆势增长,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推动大数据、智能传感器等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是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从我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现状出发,研究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存在的问题,从要素共享、创新驱动、生产方式三方面分析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机制,最后从政策设计、创新研发、区域协同发展角度提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实现路径。     

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影响机理、现实因素与靶向路径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持续的疫情、全球制造业回流、成本陡增及通货膨胀等多重因素叠加,使得不少制造业企业加快了数字化转型步伐。为推动我国制造业在数字化背景下实现价值链地位跃升,从宏观层面来看,应基于国内用户需求为主、国际用户需求为补充的制造业生产理念,利用数字经济夯实制造业创新基础。从中观层面来看,可构建政府-行业协会-企业于一体的数字化协同创新示范中心,引导数字技术与生产制造深度融合与推广应用,基于数字经济统筹制造业创新格局,推动创新突破。从微观层面来看,企业需共同开展数字技术创新研究,依托各类数字技术对生产流程进行数字化改造,引领制造业创新升级。     

数字化技术转型、数字化治理能力与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升级——基于数字化赋能理论的作用机制研究

依靠数字经济发展红利,突破资源环境双重约束,实现绿色转型升级成为制造业企业未来发展方向。从资源赋能和结构赋能双重视角出发,对数字经济赋能效应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需进一步通过技术进步扩展绿色发展空间;(2)企业内部数字化技术转型能够显著促进绿色转型升级水平提升;(3)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和末端治理技术创新作为绿色工艺创新的两个维度,在数字化技术转型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过程中发挥显著中介作用;(4)政府数字化治理能力提升能够正向调节数字化技术转型对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通过识别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情境因素,可为我国有效实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和数字化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关于传统制造业数字化时代转型的一些思考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为传统制造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数字化技术应用在传统制造业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的研产销过程,帮助产业转型升级最终推动国家高质量发展.本研究分析了制造业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内涵,探讨了数字化转型的策略,对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给出了研究结论和建议,包括适度数字化转型投入、服务人而非替代人以及不同业态结构下采取不同...     

数字化改革赋能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基于数字创新人才培养视角

数字经济背景下制造业企业迫切需要进行数字化转型升级,但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薄弱,而数字创新人才的培养对其提升创新能力至关重要。选取若干地区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当前制造业企业在数字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存在若干问题,如创新人才结构过剩与短缺并存、培养目标不清晰、缺乏数字创新氛围、培养渠道缺失等。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数字创新人才培养的三大机制：重构数字创新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机制、建立数字创新人才激励约束机制、打造高规格的数字创新人才培养运营机制。借此希望能为制造业企业数字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供些许建议。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财务风险与防范机制探究

文章在研究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财务的基础上,结合传统财务会计自身特点,进一步分析了数字化转型的财务风险与防范机制,同时针对财务管理体系、管理者认知、财务人员综合素质、数字化水平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结合当前国家方针政策,提出在数字化转型时代,制造业的财务如何抗拒风险、如何建立防范机制,更好地提升制造业的生产力的对策建议。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服务贸易壁垒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当前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成为经济结构转型的典型特征,然而服务贸易壁垒依然较高,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服务贸易壁垒之间的交互作用是导致全球价值链分工进程放缓的结构性动因。本文在构建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础上,运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计量分析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服务贸易壁垒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服务贸易壁垒的交互效应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产生逆向冲击。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服务贸易壁垒的交互作用主要是通过缩短生产步长和提高中间品价格两种渠道降低全球价值链分工水平。本文试图从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和服务贸易壁垒的双重视角,为当前经济逆全球化现象提供一个全新的解读思路。     

数字金融助力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动态机制与对策研究

价值链面临“低端锁定”一直是阻碍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进一步发展的关键问题,而数字金融的出现创造性地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新思路。本文在分析数字金融助力制造业企业出口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从初始积累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层级跃升阶段和高水平发展阶段深入分析数字金融助力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动态机制。为推动数字金融更好地助力制造业企业出口,应完善征信体系建设,提升出口融资效能;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惠及欠发达地区企业出口;提升资金供给效率,推动供需对接与适配;加强安全性监管,保障企业出口安全。以此为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贸易提供新的增长动力,为新形势下我国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     

数字化转型如何提升制造业生产率——基于数字化转型的三重影响机制

本文提出数字化转型的三个维度及其测度方法,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7-2019年的年度报告,使用文本挖掘算法获取部分数字化转型的数据,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上市公司生产率的三重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总体来看,数字化投资对生产率没有直接影响,但有显著的间接影响和互补影响。2013年以后,数字技术应用对生产率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而业务模式转型则兼具三重影响机制。这些显著性在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上市公司中呈现较大差异。因此,一方面,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要在数字化投资的基础上加快数字技术应用与业务模式转型,同时要重视对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多种因素间的互补机制,进而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快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为企业奠定良好的数字投资基础,同时还要补齐数字经济的发展短板,重点关注中小民营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     

数字经济、技术进步与制造业转型升级

制造业水平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技术进步提供了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和基础。而数字经济作为推动技术进步和企业变革的重要力量,为传统制造业注入新的增长动力。基于2010—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经济背景下技术进步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并探究数字经济在此过程中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数字经济时代下,技术进步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依旧具有很强的驱动效应;（2）在技术进步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过程中,数字经济可以有效发挥正向调节作用;（3）技术进步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显著的数字经济门槛效应。     

传统金融可得性、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一环,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而稳定且充足的外源性融资是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基于中国2009—2020年A股上市制造企业数据并将传统金融和数字金融纳入企业数字化转型外部动因分析框架的实证研究表明,传统金融可得性的提升有效地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融资约束、融资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程度的降低是传统金融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数字金融的发展同样能够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且与传统金融是互补关系。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传统金融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更为重要,发挥了雪中送炭的作用;而在金融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数字金融的作用则更为明显,发挥着锦上添花的效果。传统金融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低金融错配、高生产效率和高创新水平的优质企业中,而数字金融的促进作用则更具普惠性。因此,要在筑牢传统金融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数字金融的互补作用,从而协同服务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装备制造业技术性贸易壁垒与技术创新研究

装备制造业作为制造业的核心,正面临以欧盟、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严格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冲击,严重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本文以演化博弈模型为理论基础,分析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与国内技术创新之间的动态演化博弈过程,同时实证分析中国与欧盟、美国和日本三方所处的不同的博弈区域:从技术性贸易壁垒严格程度的角度,美国最高,日本次之,欧盟最低;从对中国技术创新影响的角度,欧盟最强,日本次之,美国最弱。     

企业数字化转型、员工数字认知与创新绩效：技术为刀，我为鱼肉?

如何顺利度过数字化转型阵痛期成为中国企业利用数字经济红利提高自身创新水平的重要战略问题。整合IT能力、社会认知与社会认同理论,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非线性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即存在数字化转型阵痛期;员工数字化个人认知在U型关系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员工数字化组织认知可以调节U型关系,促使拐点左移,并导致U型关系变得陡峭。结论启示从员工对企业数字转型的个人认知和组织认知两个方面优化员工数字认知,应用数字技术营造有利于组织创新的员工认知环境,对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与制造业服务化——基于营商环境的调节效应

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制造业服务化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但是目前缺乏在宏观层面对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业服务化的实证研究。以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3—2020年非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文献提出并验证了有关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制造业服务化之间作用机理的多个假设。研究发现：(1)数字化转型显著正向影响制造业的服务化;(2)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业服务化两者关系中存在正向中介作用;(3)营商环境在数字化转型影响制造业服务化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4)非国有企业及东部地区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方面更为显著。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 ——来自上市公司数字专利数据的证据

作为“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建设内容,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带来正向的财务回报,已成为业界重点关注问题。本研究以2010—2022年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创新性地使用上市公司数字技术专利拥有量来衡量数字化转型,并详细分析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地改善财务绩效,且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运营效率、优化内部治理、降低经营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的财务绩效;大型企业转型程度越高,对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越强。其无论是选择自主研发还是引进方式实现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中小型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其通过引进方式实现数字化转型更能促进财务绩效的提升;对于处于财务困境和竞争激烈环境中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将更加显著。此外,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越优越,这种促进作用也会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