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健康人力资本与收入增长

首次将人口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一种形式，探讨其在中国经济奇迹中的作用。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我们估计了以家庭为基础的个人收入生产函数，发现以下主要结论。首先，个人健康是决定中国家庭人均收入的重要因素。第二．，相对而言，农村人口比城市人口的健康经济回报更大。第三，女性比男性的健康经济回报更大。     

零工经济如何改变性别工资差距*——基于家庭与市场的双重视角

中国企业生产与性别收入分配的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零工就业意味着雇佣的非正式化与收入的不稳定化，女性被大量吸纳进入零工经济的同时，参与劳动力市场和家庭的方式也发生转变，性别工资差距可能随之变化。理论分析表明，在市场领域，非正式雇佣加深了劳动后备军对工资的挤压效应，女性作为劳动力“蓄水池”，收入下降效应更为明显；在家庭领域，不稳定收入加深了劳动者的自我规训，家务劳动时间分配不均使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张。在上述两种效应下，零工经济中的性别工资差距将大于非零工经济。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结果验证了上述理论推演。劳动者“灵活性”和“安全性”的综合指标表明，只有建立灵活安全的劳动力市场机制，重视弱势群体的就业保护，才能真正推动零工经济成为“稳就业、保增长”的中坚力量。     

数字经济、母职惩罚与性别收入差距

缩小收入差距、释放“性别红利”,对于家庭福利改善以及共同富裕实现都至关重要。通过构建测度数字经济的指标体系，结合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及从母职惩罚角度检验背后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缩小性别收入差距。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能够缓解母职惩罚，帮助母亲群体增强工作的稳定性和便利性并促进她们的就业参与，从而提高女性收入、缩小性别收入差距。     

平台灵工经济中的性别收入差距研究

数字平台和灵工经济兴起，引发了人们对新就业形态下性别收入差距的关注和忧虑。本文以独特的调查数据研究我国平台灵工经济中的性别收入差距状况。研究发现：在灵工经济中，性别仍是决定收入的重要因素，女性/男性月收入比为85%,较传统就业有所改善；即使控制个人特征、工作特征等可观察因素后，性别收入差距仍然存在；灵工经济中少部分职业(网约车服务、配送服务、在线教育)存在一定的职业分隔，但灵工女性不再集中于低收入工作，传统就业的“职业拥挤假说”不再成立；绝大部分性别收入差距来自职业内因素，职业分隔对收入差距影响非常有限；收入差距大部分来自可观察因素，不可观察因素对差距的贡献小于传统就业情形，意味着隐性的性别歧视减少；女性更厌恶算法控制、更偏好工作灵活性、工作更孤立而更少职业社交，是影响性别收入差距的新因素。总体而言，灵工经济中性别收入差距较传统工薪就业有所改善。     

朱玲：不走寻常路的女经济学家

与其他学科和领域相比，经济学中成功的女性很少，在中国，女性经济学者尤其屈指可数。《经济》这期展现这样一位女性经济学家：经历上山下乡，当过农民、工人、学者，她的人生过程折射出中国发生的变化；从德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归来，她不走“热门”路，却一直关注收入分配、乡村发展和贫困等“边缘问题”；每年下乡调研，足迹遍及20多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七八月的酷暑，年过六旬的她还带队完成了无锡、上海、大连、沈阳的社保调查。作为国内少有的女性经济学者，她低调、谦和，自称忙忙碌碌、举轻若重，大家却尊敬她的治学和为人，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朱玲。“我要上学”     

中国的健康人力资本与收入增长

本文首次将人口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一种形式,探讨其在中国经济奇迹中的作用。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我们估计了以家庭为基础的个人收入生产函数,发现以下主要结论。首先,个人健康是决定中国家庭人均收入的重要因素。第二,相对而言,农村人口比城市人口的健康经济回报更大。第三,女性比男性的健康经济回报更大。本文首次将人口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一种形式,探讨其在中国经济奇迹中的作用。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我们估计了以家庭为基础的个人收入生产函数,发现以下主要结论。首先,个人健康是决定中国家庭人均收入的重要因素。第二,相对而言,农村人口比城市人口的健康经济回报更大。第三,女性比男性的健康经济回报更大。     

女经济学家哪里找

经济学家仍然是男性占主导的职业。路透社的调查显示，60岁左右的城市经济学家只有1／3是女性；据皇家经济学会2008年的报告，只有22％的理论经济学家是女性，而少数民族裔的经济学家中只有17％是女性。理论经济学家和少数民族裔的经济学家中女性的人数都低于本应达到的平均水平。     

女性拼搏职场10大基本原则

近年来在职场上有较多的女性主管出现．表现相当杰出的也越来越多．不过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主管现今仍然是“以男性游戏规则”运作的职场的“少数民族”。这是一种不公平吗？看起来的确是；但这是长期主导职场的男性所造成的结果吗？那倒也不尽然。事实上，女性也该审视自己的心态．是否违背了职场拼搏的原则。[编者按]     

数字经济发展与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异质性技能劳动力与长短期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与人力资本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将数字经济指数与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相匹配，通过划分高低技能层次的劳动力，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影响的长短期效应及作用渠道。研究发现，从短期来看，数字经济的岗位替代效应通过挤入高技能劳动力和挤出低技能劳动力，提高技能溢价水平，进而促进高技能劳动力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低技能劳动力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从长期来看，数字经济的生产率效应促使低技能劳动力相对生产率提升，降低了技能溢价水平，进而促进低技能劳动力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对高技能劳动力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反而不显著。进一步地，家庭养老负担、宏观经济环境和政府治理水平等均会使上述影响产生异质性效果。     

职场排斥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 ——组织承诺与组织认同的双重中介作用

如何激发员工创新行为是企业关注的重点问题，职场排斥是员工在工作中经常面对的问题，也是影响创新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以自我验证理论为基础，探讨职场排斥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对193份员工问卷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职场排斥对组织承诺、组织认同和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组织承诺和组织认同在职场排斥与创新行为间起中介作用，职场排斥通过降低员工组织承诺和组织认同，进而抑制员工创新行为。     

职场排斥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 ——组织承诺与组织认同的双重中介作用

如何激发员工创新行为是企业关注的重点问题，职场排斥是员工在工作中经常面对的问题，也是影响创新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以自我验证理论为基础，探讨职场排斥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对193份员工问卷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职场排斥对组织承诺、组织认同和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组织承诺和组织认同在职场排斥与创新行为间起中介作用，职场排斥通过降低员工组织承诺和组织认同，进而抑制员工创新行为。     

首届微观经济数据与经济学理论创新论坛征文启事

<正>微观经济数据具有大样本和针对个体的特征,已逐步发展为经济研究领域的重要依据。然而目前国内可供使用的微观经济数据库,却不足以满足学术研究对数据的多层次需求。为填补中国微观经济数据的空白,2011年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RC)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首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收集微观层面的家庭金融多层次信息。截至目前,CHFSRC已经完成四轮全国范围的调查。     

数字经济促进居民家庭消费升级的微观效应——基于CHFS的经验证据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构造平衡面板数据，系统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家庭消费升级的微观效应。基于因子分析法构建家庭层面的数字经济指数，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优化居民家庭消费结构，促进居民家庭实现消费升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提升居民各类收入水平、降低收入与消费不确定性、缓解流动性约束以及拓宽社会网络机制推动消费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处于高数字创新要素水平、高数字基础设施和高金融可得性地区的家庭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大。本文的研究为数字经济促进居民家庭消费升级提供了微观证据，因此持续推动数字经济的普及与应用是实现消费升级、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经。     

数字普惠金融、夜间经济与家庭消费

挖掘居民消费潜力、提振消费信心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环节。数字普惠金融推动的移动支付和金融可得性对于消费的影响巨大且深远。本文在从理论层面阐释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消费的机制路径基础上，将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三期微观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匹配，实证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家庭消费的经济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升家庭消费总支出，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生活满意度、社会保障满意度、经济预期和经济现状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机制研究表明，夜间经济已成为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家庭消费的新机制，其具备的延时效应、协同效应和集聚效应对消费有着多重影响。为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增强消费信心，不仅要挖掘数字技术在拓展消费场景、驱动供需匹配和支持夜间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的信息红利，还应将有限的金融资源用于薄弱环节、重点领域和民生短板，更好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发挥好金融“活水”在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方面的作用。     

金融知识与家庭财务脆弱性——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下，家庭财务脆弱问题不断凸显，居民如何利用金融知识应对财务脆弱性，改善家庭财务状况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利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金融知识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知识对家庭财务脆弱性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为了克服内生性带来的偏误，本文采用“金融知识社区均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估计，结果依然显著。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知识可以通过数字经济参与、商业保险参与和家庭创业三个渠道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东部地区、城镇家庭和缴纳社会保险的家庭中，金融知识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更为显著。本文为探寻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视角，对全面理解金融知识的作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趋势、挑战及对策

随着数字技术不断发展，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进入了新阶段：数字技术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进入iPhone时刻，互联网企业经营重心加速从消费互联网转向产业互联网，传统企业开始利用自身行业优势发力产业互联网建设，乃至国家间开始将竞争策略延伸至数字技术领域。与此同时，也存在数据隔离现象日益突出、关键技术自主可控亟待实现、企业数字化程度不平衡以及劳动者面临失业风险等现实挑战。针对上述挑战，为加快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抢占全球发展先机，应着力打破数据孤岛，深度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发挥体制优势，全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关注中小企业，多措并举帮扶数字化转型；完善人才培养，降低数实融合的就业冲击；拓展国际合作，构建互利共赢的新规则。     

清代刑科题本中的小农家庭经济——以527件服制命案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利用527件清代刑科题本中关于服制命案的材料,尝试勾勒十八世纪小农家庭的大致轮廓,并据此提出了一些对于小农家庭经济的新解释.即使在号称盛世的雍乾时期,小农家庭仍然在生存经济之中苦苦挣扎;在面对人口压力而"内卷化"的小农家庭经济中,恰亚诺夫的家庭人口周期理论的解释力是有限的.江南一带童养媳现象要比华北远为普遍,本文认为这可能与长江流域的女性在小农家庭经济中的作用更大有关.     

支付数字化能否显著提升家庭消费?——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5年、2017年、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分析支付数字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支付数字化对家庭消费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且对享乐发展型消费的影响大于生存型消费。家庭创业行为与商业保险行为在支付数字化与家庭消费间起到中介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支付数字化对生存型消费的影响在农业户籍与西部地区家庭更加突出；支付数字化对享乐发展型消费的影响在农业户籍与东部地区家庭更加显著。因此要大力推动支付数字化与相关知识的普及，优化消费环境、提高消费信心，推动消费升级。     

趋同研究的最新进展

近10多年来，趋同分析是实证宏观经济学中最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这是因为，从理论的角度看，趋同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推论；而新增长理论，特别是早期的AK类型经济增长理论，预言的是趋异。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否存在趋同就成了实证检验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实证分析的角度看，到了20世纪80年代，人们已具有两个大型的跨国数据库，即Maddison跨国数据（Maddison，1982）和Heston—Summers跨国数据（Heston ＆ Summers，1991），这为趋同分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济转型下的中国城镇女性就业、收入及其对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要本文利用1988、1995和2002年的中国城镇家庭收入调查数据，旨在比较改革的渐进期（1988--1995年）和深化期（1995--2002年），城镇已婚女性的就业和就业收入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我们发现在两个时期，已婚女性的就业明显下降，其就业收入都起到了缩小家庭收入差距的作用。在改革渐进期，已婚女性就业收入缩小家庭收入差距的作用不断加强；而在改革深化期这一作用是下降的。和改革渐进期相比，已婚女性就业收入的变化在改革深化期成为了缩小家庭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