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收入超速增长:一个新的解释

多年来我国财政收入超速增长,极大地刺激了国民的"税痛"神经,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本文通过对财政收入超速增长原因的相关研究进行剖析,结合对15省份财税干部的访谈调研,提出了一个关于财政收入超速增长的新解释:财政收入"空转"。本文认为要关注地方官员这种通过"空转"来制造财政收入泡沫的行为,要尽快消除泡沫还原地方政绩,保障地方政府行为理性。建议通过由中央核定地方的财政收入增长率、把财政收入的真实性纳入经济责任审计范围、全面考察干部等方式夯实财政收入,劝阻地方高调宣传财政收入政绩的行为,改变地方财政收入的指标化管理做法,深化体制改革和加强对地方政府约束。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财政支持能力——基于长期动态视角的研究

财政补贴机制是新农保与老农保的最大区别,财政保障能力能否可持续是新农保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通过模拟预测2010～2030年中国农村人口、财政收入、新农保人口覆盖率、最低标准基础养老金以及最低缴费标准等数据,对中央、地方财政对新农保的年补助数额分别占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做出仿真测算。结果发现,总体来看,在未来20年中,只要中国经济能够实现持续稳定增长,中央和地方财政都可以负担得起新农保的财政补助。通过长期动态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尽快实现新农保"制度全覆盖"和"人群全覆盖";完善基础养老金调待机制;加大中央财政对东部农业人口较多省份的财政支持;适时提高地方政府缴费补贴标准;落实好"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财政补助政策;个人缴费适时改为比例费率制等。     

分权化住房保障治理模式的经济分析

住房保障的分权治理有利于更好地满足本地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偏好,有利于建立有效的住房保障进入和退出甄别机制,有利于通过地方政府间竞争创新住房保障供给模式.但与此同时,住房保障分权治理模式与我国当前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和房地产业税费收入最大化动机相冲突,这使得地方政府提供偏低的住房保障.人口流动性的日益增强加剧了这种低效率,需通过完善地方税制、加强中央协调和增加对人口净流入地区的住房保障中央专项转移支付来实现分权化住房保障资源的最优配置.     

中国地方政府职能:问题、成因及转变

本文深入而系统地研究了我国地方政府职能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形成原因,发现地方政府职能"缺位、越位、错位"的根源来自我国财政分权体制和行政集权体制之间的矛盾,在财政分权与行政集权的体制设计下,地方政府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主体,而地方官员由中央或上级任免,承受上级政府以经济增长指标为主要内容的绩效考核压力,这导致地方政府重视GDP和财政收入增长而忽视公共服务提供。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了我国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路径及体制保障。     

转型期地方政府竞争性行为的形成与发展

地方政府竞争的特性既表现在从"有限竞争"、"兄弟竞争"到"主体竞争"的转变,更表现为从中央政府主导型经济到地方政府主导型经济的转变。竞争行为一旦受地方利益的冲击和绩效考核的扭曲,容易发生异化行为,形成蜂窝状经济。对地方行为的引导和规范应承认利益共享、构建竞争管制机制和形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的三元调控。     

地方政府经济干预行为的经济学解释

以往分析地方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研究较多关注于地方政府的意识形态偏好.文章通过构建以中央政府行为为外生变量的地方政府行为模型,对在中央政策给定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种种政策选择做出分析.对地方政府以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对垄断部门实施保护以及民营企业对地方官员的"公关"、民企参与国企改组迟缓等现象做出了解释.借助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中央政策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制度逻辑与机制设计

现有的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政策是中央、地方与农民博弈的结果。地方政府往往因对中央既定目标的替代而被认为是违抗中央政策、侵害农民利益的"罪魁祸首"。这种观点忽视了当前财税制度及行政架构对地方政府行为的作用。本文通过运用组织行为学相关理论分析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中存在的政策统一性与执行灵活性悖论,发现这种悖论既是贯彻中央政策的必要制度,又为因激励不相容而出现目标替代提供了可能。中央、地方与农民的合作博弈尚未达到稳定和激励相容。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要实现良性发展,必须进行能有效解决信息成本问题和激励问题的机制设计。     

健全中央与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机制研究

我国1994年推行分税制改革初步形成了我国分税分级财政框架,但改革并未对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事权与支出责任作出明确划分,并且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旧体制的特征。这样势必会出现中央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不适应的矛盾。本文通过对我国中央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现状和问题的研究,借鉴财税改革的历史和国外先进经验,试图解决"为什么改"、"怎么改"和"改成什么样"这三个问题,为建立完善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税体制提出意见建议。     

地方制度多样性与中央规则统一性的矛盾与出路

地方制度多样化的发展是由各地综合条件差异所内在地决定的趋势，中央给公平单一的制度模式会严重影响地方政府适应环境的能力。世界各国力图在维护中央统一规定的同时保障地方政府制度结构多样化发展。我们应该借鉴他们的做法，增加中央规定的灵活性，在法律和政策上保障和支持地方制度多样化的发展，促进地方的稳定与繁荣。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历史评价、现实操作与未来选择

在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框架的搭建过程中,如何摆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从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直到十六大之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中央与地方关系基本上是"国家统一所有,分级管理或分级监管",这种体制低效率的关键在于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在中央和地方两端都不匹配.十六大确定的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框架,一方面坚持了"国家统一所有",一方面从原来的"分级管理"深化到"分级履行出资人职责",向最终解决出资人到位迈进一步.但是中央保留的对地方的指导、监督权力如何行使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从发展的角度看,最终应该是建立起"一级政府、一级财权、一级产权、一级信用"的"分级所有"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脱钩4%后如何保障财政性教育经费

正1.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教育支出责任。要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职业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的支出责任,对于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地方政府应成为承担的主体,但前提是要建立在健全科学的地方税制体系上,否则会给地方政府带来较大的财政支出压力,也会出现教育区域发展不均衡现象;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特性则决定了中央政府应成为其经费保障的主体。如果继     

财政分权、融资约束与税收政策周期性

中国的税收立法权集中,而税收征管执法权却高度分散,宏观税收政策的周期性应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共同决定。本文在税收平滑模型基础上引入财政分权体制下国税和地税部门两个税收政策执行主体,发现中央和地方债务融资约束的不同以及税收共享机制将导致中央、地方税收政策周期相背离——中央税收政策是逆周期的,地方税收政策是顺周期的,而宏观税收政策是非周期性的。基于中国2002—2013年间29个省级单位国、地税征管数据的实证检验为中央、地方税收政策周期相背离的理论假说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的发现不仅为理解税收征管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而且对优化中央"减税降费"政策效果,从分税制、地方债务、转移支付等财政体制源头上治理税收政策顺周期行为具有参考价值。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责的合理边界

利益分配不合理是中央与地方间频繁"收权、放权"的根本原因,中央地方职责边界模糊则是利益分配不合理的制度基础。本文首先从理论上论证了中央与地方刺益均衡点的存在。在这一点,两者完全可以同时实现利益最大化而达到利益均衡。其次,排列出政府行为的优先顺序。再次,明确提出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职责边界的总体原则和主要做法。最后,提出通过法律固化两者职责边界、化解地方保护主义、推动政府间合作等政策建议。     

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的中央地方关系——“中国公共服务体制:中央与地方关系”国际研讨会观点综述

2006年10月28~29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德国技术合作公司在海口市联合举办了“中国公共服务体制建设:中央与地方关系”国际研讨会。会议就“构建和谐社会的体制保障与公共服务体制”、“公共服务体制建设与中央、地方公共服务分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中央、地方关系”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来自中央相关部、委、办、科研院所及国内25个省(市、自治区)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联合国、欧盟、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的代表共300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谐社会的重要体制保障1·公共服务体制与社会公平…     

我国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编制的困境与对策

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对于地方债的"自主发行"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政府与学界给予了极高的重视,但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任何地方政府对外发布资产负债表.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之所以难产,主要原因在于:尚未理清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府与居民的关系和产权关系.基于上述困境,应从改制国有企业、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完善社保制度和改革土地财政等方面实施应对策略,以利于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的顺利、准确编制,实现地方政府从"自行发债"到"自主发债"的过渡.     

流动儿童义务教育供给的动态博弈分析

文章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流动儿童义务教育供给的财政支持领域建立了一个动态的博弈模型,分析了中央政府在两种不同目标下,各局中人的博弈过程,并得出了各局中人的均衡解。研究结论如下:(1)如果中央政府以"地方政府执行优先"为目标,越不满意中央政策的地区和流动人口比例较高的地区,将获得中央政府制定的相对较低的支付方案。对中央来说,对这些地区实行一定的支出优惠政策和增加奖励性支出是理性的策略。(2)如果中央政府以"中央支出最小化"为目标,当"收买"比"惩罚""不执行"的地方政府所费成本更小时,中央政府会重新制定较低的支付方案;但是如果对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的供给的直接支付的成本超过"惩罚"成本和奖励后,中央政府会选择惩罚"不执行"的地方政府。建议中央政府制定合理的流动儿童义务教育供给的财政支付方案的同时,以转移支付的方式,承担一定的财政责任。其次,将流动儿童义务教育供给纳入到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     

中国式财政分权:一个扩展的分析框架

中国式财政分权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与国家长治久安的体制保障。中国式财政分权属于"行政性一致同意"型分权模式,是中央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因此,来自顶层的政治与财政激励以及官员自身的私人激励使地方政府具有发展经济的强劲动力,而"用手投票"与"用脚投票"缺失、法治基础薄弱、标尺竞争压力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变异,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未来的改革应从官员治理、制度设计、人民主权和监督机制四个方面着手,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与国家长治久安保驾护航。     

中央转移支付的减贫效应评估:基本事实、潜在机制和提升路径

中央"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指出要完善转移支出制度,加大对欠发达地区财力支持和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文章基于1978-2017年中国省级宏观数据,利用西部大开发自然实验识别了中央转移支付在区域和时间维度上的变异,采用双重差分法和三重差分法评估了中央转移支付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中央转移支付对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减贫效应是存在的.具体而言,中央转移支付可以通过增加对人均农业支出、人均公共服务和人均人力资本的投入发挥减贫效应.进一步表明,在人力资本投资中,相对于教育人力资本投入,对健康的人力资本支出的减贫效果更好.农民基于理性选择的健康投资的收入回报率大于教育投资.此外,地方财政支出中过度偏向基本建设的投资方式会挤出对农业、公共服务和人力资本的支出比例,进而限制了中央转移支付的总体减贫效果.文章认为,通过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和有针对性的惠民专项转移支付等举措,使财政资金向农民人力资本、基本公共服务、就业保障和农业生产等领域倾斜,有利于实现精准扶贫和财政资金的惠民目标,进一步释放中央转移支付的减贫效应.     

“十二五”时期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压力测试研究

"十二五"时期地方政府性债务的风险压力与地方政府存量债务、公共投资的资金需求、地方政府投资能力、中央与地方事权与财力匹配格局以及政府与市场公共投资边界调整等因素密切相关。本研究报告围绕"十一五"时期存量债务影响、公共投资需求、公共投资能力三个方面对"十二五"末债务余额、债务率、偿债率等指标进行定量测算。文章对"十二五"时期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压力状况,从四种情形分别进行了测算:(1)经济增长视角下债务动态测试;(2)中央与地方支出格局调整债务压力测试;(3)政府与市场边界调整对债务压力测试;(4)养老保险缺口资金显性化债务压力测试。根据测算结果,"十二五"时期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虽然总体可控,但部分指标揭示出债务压力持续走高,形势不容乐观,有必要多管齐下、疏堵结合,从制度建设、体制机制和政策管理等方面入手,缓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压力。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土地调控中的博弈分析——诠释宏观调控中政府间关系协调的一种新尝试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土地调控上的博弈色彩越来越浓,中央政府"地根"调控的目标是实现土地资源的均衡有序利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上其决策是符合全社会福利最大化原则的.但是,作为具有"经济人"思维的地方政府,也有与中央政府利益不一致的地方.研究发现,由于中央对地方政府在土地调控中的投机行为不可能百分之百查处,加之官员任期存在阶段性,现有的成本收益布局决定了地方政府会在土地调控中采取欺骗行为,造成中央土地调控政策的梗阻.制度创新、GPS等技术手段的运用等改变成本收益布局的措施,将有利于减少地方政府的投机行为,增强中央宏观调控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