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积累的最优规模和结构研究——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本文通过构建一个理论模型,分析了与最优经济增长相对应的最优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规模以及二者的比例关系问题。研究结果表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存在最优规模,也存在过度积累的可能性;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最优比例等于两种资本的产出弹性之比。     

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最优规模与最优次序——基于1996-2008年各省市地区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克服各项基础设施同时回归导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基于基础设施的边际产出与最优规模分析框架,采用中国1996-2008年各省市地区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电力、燃气和水的生产与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各项基础设施和政府总投资的边际产出分别为5.765、2.520、1.420和1.276;最优规模分别为4.66%、3.29%、5.02%和20.95%;各项基础设施的实际投资均低于最优规模。因此,为使政府投资收益最大化可按边际产出大小顺序优先次序投资;而根据各项基础设施投资的缺口和紧迫程度,则应按实际投资与最优规模差距由大到小顺序进行投资。     

中国基础设施资本规模:过量还是不足

基础设施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往往被视为衡量地区经济发展实力和消除贫困能力的重要指标。利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构建基础设施最优规模的分析框架,利用中国1978~2008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使用永续盘存法估算出中国的基础设施存量作为资本数据,同时估算出人力资本存量作为劳动力数据,探究中国基础设施存量是处于不足还是过度投资的状态。研究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础设施资本的边际产出在各年度均大于私人资本的边际产出,基础设施并没有达到其最优规模,基础设施服务的供给不足。     

劳动力就业、固定资产投入与中国工业增长——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判断

对经济增长源泉进行判断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前提。利用2009年中国分省区工业经济增长的数据,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工业增长的动力源进行判断,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固定资本和劳动的投入,二者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度为98%,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仍是外延式增长;同时,资本产出和劳动产出弹性之和为1·2,说明中国工业增长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因此,通过规模扩大促进经济增长仍应为当前经济增长方式之一,但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增长中要重视劳动的产出弹性增加,即人力资本是经济转型和增长的未来持续动力源。     

中国基础设施与非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及其产出弹性估算

本文将全社会总固定资本划分为经济基础设施资本、社会基础设施资本和非基础设施资本,进而分别从全国层面和分地区层面对经济、社会基础设施资本与非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年初值)的全国时间序列数据(1981—2012年)和31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1997—2012年)进行了完整细致的估算。在此基础上,本文估计了不同类型资本的产出弹性,并对中国生产函数是否具有规模报酬不变性质进行了检验。     

基于动态规划方法的最优消费路径

基于递归优化理论建立了包含资本折旧率和贴现因子的最优消费模型,通过猜解汉密尔顿—雅可比—贝尔曼方程,得出了消费效用最大化的值函数、策略函数、最优消费和资本累积序列。通过分析最优消费和资本累积序列发现:当资本产出弹性等于单位弹性时,AK模型的资本增长率更大,资本不收敛;当资本产出弹性小于1大于0时,AK模型的资本增长率更小,资本收敛。通过分析值函数发现:消费—投资比与社会效用成反比,贴现因子与社会效用成正比,折旧率与社会效用成反比。基于中国1978～2010年的消费和资本数据的实证分析,本文发现中国的值函数受到经济增长阶段的系统性影响,当经济处于较低的起飞阶段时,消费—投资比与值函数成正比,即与理论模型预期相反;当经济处于较高的发展阶段时,消费-投资比与值函数成反比,即与理论预期一致。     

人力资本对河南省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卢卡斯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基于河南省1989-2009年时间序列数据,对河南省经济增长影响要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828,人力存量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172,人力资本水平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034,物质资本产出弹性远远高于人力资本产出弹性,说明河南省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物质资本的投入来推动的     

中国制造业增长方式和结构变迁的再检验——基于行业和时期异质性的半参数平滑系数模型

本文采用了基于充分灵活的生产函数形式的半参数平滑系数模型（SPSCM），对1999-2008年中国制造业的要素产出弹性、全要素生产率以及生产率主要影响因子的作用进行了估计和测算。主要研究结论包括：研究期内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141%， 显示中国制造业进入集约增长模式。在2002-2003年期间，中国制造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伴随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业环节快速扩张，资本产出弹性大幅下降，劳动力产出弹性攀升。企业规模和技术进步对生产率都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自主研发对生产率的影响在时间和行业之间具有广泛的异质性，但2004年以后出现了趋同的积极影响。     

杭州都市圈经济增长问题研究——基于C-D生产函数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

基于C-D生产函数,对杭州都市圈的经济增长问题进行研究。发现杭州都市圈的总产出Y与资本投入K和劳动投入L同向变动,资本产出弹性和劳动产出弹性分别为0.77%、0.47%。尽管各年份的产出资本弹性和产出劳动弹性相同,但是产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加,说明技术进步对经济所起的作用在逐年提高。最后证明了杭州都市圈的经济产出、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三者是存在协整关系的,这三者在长期存在一个稳定的均衡关系。     

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经济增长效应

文章将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纳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运用西部地区1986-2006年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回归,分析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有无显著的正效应.回归运用了变系数模型和变截距模型,结果表明,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经济产出确实有着显著的正效应;文章还得出了西部12个地区的基础设施产出弹性,表明基础设施产出弹性在西部地区间存在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建议.     

要素投入结构变化对中国农业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从生产要素结构变动的角度,分析了1985年与2004年中国各省(市、区)农业生产要素投入比例的变化,然后借助计量经济模型检验了两个时期要素产出弹性的差异。结果显示:随着资源配置市场化的深入,土地与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的投入比例呈下降趋势,而资本的投入比例日益上升。就产出弹性而言,2004年资本要素的产出弹性最大,劳动次之,土地的产出弹性最小。但与1985年相比,各要素的产出弹性变化趋势不同,其中资本与土地的产出弹性呈现幅度不等的下降,而劳动的产出弹性则是上升的。研究同时表明中国农业产出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近期内增加农业的资本投入对农业的增长仍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资本回报率的分解

资本回报率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重要反映,也是分析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影响经济增长的有力依据.本文估算了全国和分省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资本存量和资本回报率,并着重对1979-2013年全国资本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解分析,发现影响中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资本回报率的主要因素是产出资本比,其次是产出价格变动和资本价格变动,而折旧率可视为几乎没有影响.     

中国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利用效率的测度与评价

本文应用非参数估计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评价了中国各省份的基础设施效率水平。将建设基础设施的劳动力和物质资本作为投入指标,将经济增长设置为期望产出指标,引入其对环境的污染为非期望产出。将中国30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作为决策单元,以2010年的基础设施投入与产出数据为生产可能集,基于二阶段的SBM和CCR模型来评估中国基础设施效率水平。本文的实证结果发现,在有非期望产出和无非期望产出的两种情况下,东部省份基础设施效率要高于中部省份,中部省份高于西部省份。另一方面,在非期望产出权重提高时,各省份的基础设施效率趋于下降。     

制度变迁、经济增长与要素效率的提升——基于市场化视角的实证分析

改革以来,中国制度变迁的一个显著特征——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市场化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日趋显著。利用2001—2005年间中国的省域数据,分析了市场化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及对要素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在此样本期间,各省域的市场化程度通过对提升技术、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而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市场化程度对资本产出弹性的影响程度最大,对劳动产出弹性和技术产出弹性依次减小。在以后一段时间内,推进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增加资本投资及扩大劳动就业是保证中国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     

科技进步与甘肃医药制造业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1990—2012年甘肃医药制造业的相关数据,运用C-D生产函数和索罗余值方程,分别计算出资本、劳动、科技进步对甘肃医药制造业产出增长的贡献率。结果表明:科技进步对甘肃医药制造业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仅为23.8%;甘肃医药制造业目前尚未达到规模经济阶段,狭小的市场规模使医药制造业无法充分发挥专业化分工、规模收益递增效应。文章最后提出了协同创新、承接产业转移等对策。     

中国要素产出弹性估计

要素产出弹性是分析经济增长的绩效、特征与可持续性等问题的重要参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要素产出弹性估计结果是:1978-2004年,资本的产出弹性平均为0.56,劳动的产出弹性平均为0.44,并且资本的产出弹性呈不断下降趋势,而劳动产出弹性呈不断上升趋势;东部地区的资本产出弹性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又高于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在3.7%~3.9%之间。     

我国茶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分解--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分析

文章利用超越对数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测算了1996-2007年我国茶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表明：研究期间我国茶产业TFP平均增长0.70%,平均技术进步率为1.42%,平均技术效率为72.05%,但都呈逐步下降趋势; TFP增长的主要来自技术进步,但技术效率的变化和规模报酬率出现一定的退步,阻碍TFP的增长;各省份TFP增长有差异,其中四川省的TFP增长速度最快,而湖南省和陕西省的TFP成负增长;我国茶叶的劳动产出弹性逐年增大,而资本产出弹性逐渐变小,且我国茶叶生产一直处于规模报酬递减状态。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

为探究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首先将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及其拥挤性纳入总量生产函数,构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上探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次,对2002—2020年我国各省（市、区）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进行测算和分析;最后,构建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倒U型”变化,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求解“倒U型”顶点对应的最优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占总资本存量的比例为48.60%,目前,我国所有省（市、区）均未达到48.60%,意味着加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将会促进本地区和其他地区经济增长。     

基于经济增长模型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分析

通过构建一个最大经济增长率下的财政支出结构模型,对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东部、中部地区的基本建设支出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西部地区应该削减竞争性领域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中部地区要合理配置财政支农支出资金,提高支农支出的产出弹性,而西部地区支农支出远未达到最优支出规模,因此,更要采用多种方式增加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东、中部地区科教文卫支出的产出弹性较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而西部地区科教文卫支出的产出弹性较小;东、中、西部的行政管理支出均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正效应,这表明,三个地区行政管理支出有很强的产出弹性,地方经济的发展需要政府积极干预。     

公共资本投资、内生经济增长与合理政府债务规模*

本文基于一个具有内生增长机制的三部门世代交叠模型,讨论了政府举债为公共投资进行融资时经济的长期均衡;同时,通过数值模拟方法考察了我国的均衡政府债务规模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特定条件下,经济系统存在一个正的均衡政府债务-产出比重,该债务比重水平明显受到公共投资—产出比重、公共投资的债务融资比重、民间资本产出弹性等参数的影响。但是,均衡政府债务比重并不是无限上升的,当上述参数超过特定临界值时,经济系统无法达到均衡,政府债务-产出之比将持续上升,财政将不可持续。另外,当民间资本产出弹性较低时,较高的均衡政府债务比重可能导致经济运行动态无效率。数值模拟结果还显示,基于不同的假设情形,我国的均衡政府债务-产出比重均在不同程度上高于当前实际的政府债务规模,这为我国在未来期间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提供了有利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