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周期阶段性的非对称特征

非对称特征是经济周期中的典型化事实,体现为经济增长速度和波动率在周期形态上的非一致性。从我国经济周期非对称形成原因的发展历程来看,计划经济中强制的行政调整在逐步退出,越来越多地使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各种宏观经济政策,且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手段趋于多样化,调控能力越来越强。但是,国际社会上的外在不确定性和国内的外在冲击也时有发生,各种合力的综合作用导致了形态各异的非对称经济周期。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由于增速均值下移,波动率降低,导致非对称性减弱,出现了“L型“波动征兆,这意味着新常态阶段将呈现出平均增速下移的趋势性特征。对此,我国应该采取必要的针对性宏观调控措施。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和持续性研究

经济的发展存在周期性的特点,同时经济周期波动呈现出非对称性与持续性,本文将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和持续性展开研究,旨在促进我国经济的稳步发展。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和持续性研究

本文通过对2002-2012年的经济数据的研究,对周期性波动非对称性数据,用多种方法进行分析,然后对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可持续性进行分析同时得到结论。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和持续性研究

本文利用1979年至2004年之间中国GDP季度数据,采用三区制马尔可夫均值和方差转移的二阶自回归(MSMV(3)-AR(2))模型和贝叶斯Gibbs抽样非参数估计方法,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和持续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MSMV(3)-AR(2)模型对我国经济状况提供了很好的拟合,显著支持增长率序列具有三区制状态:低速增长阶段,适速增长阶段和高速增长阶段。我国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主要体现在各个增长阶段的均值、方差、阶段性之间的转移概率的不同。我国经济周期的持续性主要体现在各个增长阶段的自维持概率和阶段性之间的转移概率的不同。此外,我国经济"适速增长阶段"的稳定性最高,"高速增长阶段"的平均持续期最长。     

中国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

笔者采用Clements和Krolzig参数检验方法,利用我国1979年第1季度～2009年第4季度实际季度GDP增长率数据,对我国经济周期的深度、尖度及陡度型非对称、经济周期的划分以及持续性等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周期具有陡度型非对称特征,但并不具备深度型和尖度型非对称特征;我国经济从低速增长状态转移到高速增长状态的可能性较大,远远大于经济从低速增长状态转移到适速增长状态的可能性;经济处于适速增长阶段的持续性最高,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的持续性次之,而低速阶段持续性最低,且它具有一定的惰性但又具有较高的概率转向高速增长阶段.     

中国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和相关性研究

本文利用时间序列模型等计量方法 ,对一些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序列进行随机分解和相关性分析 ,对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和长尾性质进行大量实证检验 ,对一些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序列之间的扰动和关联进行了计量分析 ,从中不仅识别了经济波动当中的各种非对称类型 ,而且分析了产生非对称的原因。本文分析得到的一些重要检验结果 ,可以作为描述中国经济波动的重要典型化事实 ,可以用于进一步分析和判断中国经济的运行趋势 ,检验和校正相应的经济理论。本文认为中国经济周期的非对称 ,主要是由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造成的 ,而价格水平和总需求等因素却保持了比较明显的稳定性。通过经济周期的非对称分析和经济变量周期成分之间的关联性分析 ,我们也具体地分析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方向性和时滞性     

中国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问题研究

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对于经济周期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文章利用HP滤波和时间趋势剔除技术对中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对数序列(季度)进行了长期趋势的剥离,得到了反映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周期成分;区分了关于经济周期的两种类型的非对称:深度型(DEEP)非对称和陡峭型(STEEP)非对称;利用Sichel(1993)提出的对经济周期非对称性的检验方法,对中国的主要宏观经济变量进行了非对称性的检验,结果发现了实际GDP(对数)等经济变量中周期性非对称的证据.实际GDP(对数)序列出现周期性非对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实证研究表明价格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表现出了非对称性调整,而价格的非对称性调整会导致对社会资源的非对称配置,进而导致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数量分析

针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波动情况和经济周期状态,对我国改革前后的经济周期进行比较研究,并利用谱分解的分析方法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序列进行分解,找出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隐周期,在此基础上建立我国经济波动的三角函数的计量经济模型,为我国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依据。     

世界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研究——基于Markov机制转换模型

经济周期具有非线性的特点,传统的线性模型很难解决经济周期中结构突变导致的参数变性题。为此,本文将Markov机制转换的状态空间模型应用到世界经济周期的非对称研究之中。实证结果表明,Markov机制转换的状态空间模型较好的刻画了世界实际经济增长周期性变化的过程,从中得出以下论:金融危机等虚拟经济因素对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加大,使得世界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越来越明显。正向的宏观调控政策冲击机制可以使世界经济增长1.0253%,这对于世界经济进入扩张阶段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防止中美两种“新常态”经济周期错配深度恶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经历了高失业、低增长的弱复苏过程,美国经济的"新常态"概念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2011年以来,中国也出现了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本文从五个方面概括了中国经济"新常态",并比较了当前中国和美国两种"新常态"经济的周期性特征,认为美国"新常态"经济复苏向好的基础比较坚实,但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中国"新常态"经济仍处于去杠杆、去泡沫过程。中美两种"新常态"经济出现周期错配继续延续的可能性加大,但中国具备一系列政策工具防止中美经济周期错配深度恶化可能引发的二次冲击。当前迫切需要保持定力,坚持底线思维,坚持改革方向不动摇。在去杠杆的同时,通过微刺激实现底线增长率以上的增长目标;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释放改革红利,尽量避免与发达经济体"脱钩",挖掘经济增长新源泉,实现可持续的高效增长。     

经济全球化下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特征及调控

本文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 ,探讨经济周期出现的新特征及政府对经济周期调控应作出的调整。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成因及指标分析

以GDP增长率为指标值，考察我国近60年的经济发展状况，我们发现存在着明显的经济周期波动性。文章从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内在机理的角度，分析其形成原因以及相关测算指标，并给出有建设性的意见，以期实现我国经济的平稳、高位、健康发展。     

经济周期理论与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系统考察

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将经济理论、经济史、经济统计三者相结合,创立了关于经济周期分析的系统性理论.本文以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为基础,把1978年以后我国的经济增长轨迹按时间区域分为了三个基本阶段,努力实现对我国经济周期的再认识,并以此为基础,为应对本轮经济周期性波动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     

中国实际GDP序列的非对称性度量和统计检验

通过引进表示经济衰退的解释变量，我们检验了中国实际季度GDP序列当中存在的非对称性，说明这些非对称性主要是由模型的非线性结构形成的。实际GDP序列当中的非对称性表明随机扰动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持续性和波动性，因此顺周期与反周期的经济政策具有不同的作用效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典型事实

本文在经济周期的波动性、持续性、逆转性和协动性等特征的基础上,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典型事实。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典型事实总体上符合经济周期波动的经验规律,但由于特殊的国情也存在着一些独特性,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个别典型事实并不服从一般经济学规律。     

收入差距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以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为基础的分析

从现有文献来看,技术、产业结构、农业波动、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外资、存货、政府政策等都是影响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因素,以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为基础进行分析,收入差距也是导致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原因。     

我国两岸经济周期波动同步化的实证研究

伴随着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的不断深入,以及受到世界经济周期的共同影响,两岸经济周期波动同步化现象日趋明显。利用海峡两岸1981—2012年GDP和进出口贸易数据,基于锁模理论对大陆和台湾经济周期波动同步化及其传导机制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两岸经济周期波动同步化符合锁模机制,两岸贸易是两岸经济周期波动同步化的重要传导机制之一。进而对未来的两岸经济合作提出政策建议。     

地方经济周期与国家经济周期:同步性——基于改革开放以来桂、鄂、浙与我国经济周期的研究

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体,其经济周期波动之间呈现出以同一频率波动的经济行为。文章以桂(广西省)、鄂(湖北省)和浙(浙江省)的经济周期与我国经济周期为研究对象,通过做理论分析、对比分析、实证分析,初步判断出地方经济周期与我国经济周期存在较强的同步性,并就地方与我国经济周期存在同步性的原因进行了剖析,这无疑为地方和国家从宏观上把握经济周期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准衰退”会否中断“新经济周期”？——兼论现代经济周期及其理论形变

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已逾10年，近年正经历一场举世瞩目的、经济下滑”或日“增长减速”。基于网络经济研究和最新动态跟踪，本文提出“准衰退退”范畴，并就其背景成因、展开机制和动向前景提出如下意见，试图回答企业界、政界和学界各方面所关心的一系列现实和理论问题。     

我国股指期货市场非对称性波动与下行风险研究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资本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化导致金融产品的风险增大,波动行为也具有一定特殊性。因此,加深对我国股指期货波动特征及风险的认识、加快完善股指期货市场体系尤为重要。运用成分GARCH模型对我国沪深300股指期货市场收益率波动的非对称性进行检验,并通过下行风险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对下行风险进行测量。结果表明:沪深300股指期货收益率波动存在非对称性,即负面冲击会增加收益率波动,而正面冲击会降低收益率波动;沪深300股指期货的下行风险可解释部分收益率的变化,投资者会因为承担下行风险而获得额外的风险补偿;沪深300股指期货协偏度为负说明其收益率与市场波动率负相关,从而投资者会要求更高的预期收益率。因此,由于投资者对风险的厌恶,沪深300股指期货的收益率非对称性波动、高下行风险和负协偏度使其应具有更高的预期收益率。